【明報專訊】創會近半世紀的教協倒下，自宣布解散後，超市天天排長龍。退休中學教師李煒佳正忙着在台灣重建新生活，他擔任教協理事超過30年，去年才剛從福利部主任之職退下來，年代久遠的事，記憶逐漸變得依稀，但從幾十年前的人龍說起，還是能掏出鮮活故事。
「當時有中旅社搞的師生團，讓教師、學生返大陸旅行，張文光想報名，但一早教協未開門，排隊已排了幾層，張文光排了超過兩小時才成功報名，是係人都知的事。他那時未當會長，已是理事，一樣咁排法。」
維園辦集會 促政府調查金禧事件
那大概是1980年代的事了。張文光是與他同期的中大校友，李煒佳在1970年代末讀大學時，是中大學生報的總編輯，因金禧事件，早接觸過教協。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談及這件事，形容是繼催生教協的1973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後，該會「經歷的又一重大事件」，亦提及時代背景，「自從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逐漸浮現，社會亦開始凝聚一股土生土長的力量，催生不少壓力團體。以爭取港人權益為目的的社會運動，漸漸興旺」。1977年金禧中學教師揭發校方處理財政不當，向教署投訴，教署卻向教師發警告信，後來更宣布封校，李煒佳說：「金禧學生被迫停課，當時中大、港大學生會都安排學生入大學補課，我們有份安排協助，我自己也做補課老師，以及去教協參與開會。」教協在維園舉行集會，最後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另創辦五育中學收容學生、撤銷對教師警告，教育司亦向資助學校發出關於建立諮議制度的通告，被視為教協的又一場勝仗。
幾年後，這名從哲學系畢業的少年未入行做教師，先在工會擔任行政秘書，管理全職員工。今天教協「億億聲」的物業資產何來？1980年代初，教協會員人數已超過2萬，李煒佳記得最初他在渡船角文景樓辦公，會址既有租用也有自置單位。其實在1970年代中，教協隨「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租用文華樓單位作為會址，聯合秘書處後來購入文景樓單位。而自1978年教協在旁邊單位自置會所，此後買下及出售港島九龍不同物業，增設會所與服務中心。
堅持不買股票、債券
李煒佳憶起張文光排隊都冇面畀時，說辦會原則是廉潔二字。因為「想對教育事務參與更多」，他成為教師再擔任教協理事，曾任司庫，他形容教協財政一向穩健，物業都是一筆過購入，「都有按過樓畀銀行，開過貸款額以備不時之需，如果不夠錢找貨款，就從中借出來找數，但發覺貨款亦正常應付到，就不必動用」。不買股票不買債券，「這是司徒華先生創會以來一個好堅持的原則，一定要穩健，以及不靠人，教協從沒接受一毫子的捐款支撐營運」。他笑：「所以咩金融風暴都不會影響我們。」
超市自然是重要的財政來源，做到風山水起，不是與供應商拍拍膊頭，而是最緊要便宜。自2012年任福利部主任，他說：「教協對供應商有很嚴格的要求，貨品來源一定要清楚，如果貨品沒有授權代理，基本上不會賣，如果在水貨與行貨之間有選擇，會以行貨優先。我們也會要求代理商，價錢要比市面上任何地方的售價低，如他們也會發貨到護協，我們可以接受售價一樣。」便宜到什麼地步？「盈利率都在幾個%左右，因為外面的店為了交租，可能利潤會達20%至30%。」即10元的貨不會賣超過11元？「通常係咁樣啦，賺5毫子就算，尤其電器，好多時利潤在2%之下。」代理商豈不皺晒眉頭？他卻說幾乎天天「收到大大小小的供應商要求跟我們見面」，「因為我們的售貨額也高，所以很多代理商會接納我們的要求供貨。其實我們也不是要乜都有得賣，總之提供到會員常用的東西就足夠」。
有沒有什麼賣得貴過人？都有，他自己就不在教協超市買菲林，「因為外面有好平的水貨」。即使是福利部主任，購物排隊亦當然沒優待。規矩很嚴謹，員工收利市一定要上報，只有幾十元的才可落自己袋；貪污不能容忍，曾有員工向家人提供特權，最後撤職；發現高買「一捉到就報警」。
但這裏留得住員工，李煒佳說職員是教協的寶，「我入職時理事與職員都很熟稔，沒一種老闆高高在上的感覺，到現在也是，大家是伙伴關係。福利部要輪更，有時員工如照顧屋企要安排特別返工時間，我們都會盡量照顧，因為教協本身也是工會，我們不可能違反工會的立場，會維護員工的權益」。
曾研究辦獨立旅行社
連旅遊部都負責過的他又說：「最初教協只有康樂部，後來旅遊部分愈做愈大，就從康樂部分拆出來，成立旅遊部，初期搞國內團為主，漸漸發展國外團，不過我們研究了好多次，沒成立獨立旅行社，因為要求比較高。我們的模式都是代理旅行社產品，從中只得到很微利潤，因為要比外面報名便宜，有時國內團，每人只收20元行政費，一個團只收到幾百蚊。因為沒賺很多，旅行社有要求需要一個年資若干的負責人，如果請一個這樣的人，人工都好高，倒不如參加外面的團，為會員取得比較優惠的價錢。」
曾有元老說過司徒華對會務盡心盡力，「華叔是個好努力、好全心全意的校長，除了學校裏親力親為，教協也是。其中比較有趣的，是早期教協所有新聞稿，在沒有中文電腦時，全部是用鋼版、蠟紙，華叔親筆寫在蠟紙上，用油印機印出來，發新聞稿亦由有汽車的理事親自送到各大報館。當時報館多在北角、鰂魚涌，我也曾在夜晚送過」。在李煒佳的回憶裏，是人人都盡心盡力。每期《教協報》印好，眾人合力又摺又捲，再塞爆渡船角附近郵筒送派全港學校，「後來郵局在紅磡開設國際郵件中心，叫我們唔好再咁塞法，攞去郵件中心寄啦，才改變塞爆郵筒的模式」；招待外賓、到外國開會，早期都要自掏腰包，「後來寬容了些，初期真的好刻苦，到外國開會要自付機票酒店錢，後來可津貼一個名額，但如果有兩個人開會，就每人付一半」。義務工作，出完力又出錢好蝕？他自有一套邏輯，「大家都好開心，好支持勤儉辦會的四字原則。力都出咗咁多，錢我們沒更看重，時間咪仲寶貴？」
寫下三卷教協史《坐看雲起時》的已故歷史學者陸鴻基評論教協福利事業十分成功，奠定物質基礎，保障了教協獨立工會與獨立民間組織的地位，書中寫：「一個社會擁有蓬勃的公民社會，才能充分體現出它的多元化，不是一言堂，才能有效監察政府的管治，保障誠信和廉潔……公民社會的發展，跟政府逐漸開放和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教協的故事，正是這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一個環節」。
俱往矣。李煒佳離任理事不過一年多，在香港公民社會屹立多年的教協亦倒下。身處異地，他不無愕然，「我沒參與中間的討論，但完全理解，現在這樣的情况，我相信如果可以不解散，理事也不會作如此決定，解散一個這樣有規模的組織非常困難，這應該是在沒選擇之下作的決定」。國安法到來之前，他已決定移民台灣，在「眾新聞」刊出文章，提及從沒在飛機上哭，這次竟悲從中來：「我考慮移民只考慮了一個星期就下決定，因為我接受不到香港改變的情况。」
他教中國歷史，也教過通識，2013年退休，歷史科試題事件沒為他帶來直接衝擊：「這是近幾年才發生的事，其實九七回歸之後，都有一段時間的發展不是那麼差，鼓勵學生正反思考；但在那事件前一些時間，已強調要政治正確，這是之前不會強調的東西。」
自小愛讀史 追求公義
九七前後，他也信過民主回歸，「當時都有良好願望，後來一國兩制發展下來，不是有太大反感。」讀歷史教以他民族情懷，「我初中時期已很喜歡讀歷史，尤其中國的近代現代史，我的民族意識全部都是接觸歷史之後慢慢滋長。滿清時被列強壓迫、民國時期日本侵華等，都很深刻打動我，令我追求一種投入政治、社會公義的動力」。
教學生，「無論我自己有什麼立場也好，都會向他們提出正反面思考，好可惜現在已不可能再這樣做，如果我現在未退休，我絕對不會接受要學生只接受一套模式」。而他最後離開的原因是，「在這個社會生活，當然想它更合理，但發現個社會愈來愈不合理，自己又無能為力，真係唔走唔得」。
未來，他認為其他組織難以替代教協多年工作，「人才是需要訓練出來，不只理事，好多職員處理教師權益上是獨當一面，有時很多資料是由職員提供給理事跟進，這些不是一朝一夕做到，沒十年八年都培養不到一班似樣的人才」。
沒了超市不可惜，甚至沒了教協也不可惜：「我相信沒了福利部不會很不方便，出去買嘢貴咗啲咁啫，但沒了權益投訴部，就真的影響很多教師權益問題。沒了教協，也不必再談可惜了，因為是整個社會的情况也可惜，而不只是有沒有教協的問題，唯一是教師權益方面更沒保障。」
「香港無咗教協，是社會的損失、老師的損失，也是建制派的損失，單一聲音的社會只會產生破壞，不是好事。」
六四、九七 不曾想移民
曾經抱着理想，現在他對香港前景似乎相當悲觀：「一個六四、一個九七，當時我都沒想過移民，好多身邊朋友都移民，我完全沒想過移民這回事。」離開生活60多年的城市，有什麼不願忘記？「除了記住屋企人，也會記住在教協與戰友、同事度過好多快樂的時光，與幾個熟悉的老友天南地北地談，香港的、世界的、教協的，總之冇乜拘束。」他總結一句：「在香港，無論說教育發展、社會發展、社會運動的發展，一定離不開教協，而我能夠參與歷史其中，雖不是很中堅的分子，也心感榮幸。」
■李煒佳小檔案
一九七七年：任中大學生報總編輯
一九七九年：中大哲學系畢業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在教協任全職職員，職位為行政秘書
一九八四：轉職任中學教師
一九八六至二○二○年：教協理事，歷任出版部副主任、旅遊部副主任、司庫、福利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