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東京奧運在延期一年、支出約1200億港元下落幕。東奧開始後的3星期內，東京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增加至近6000宗，疫情達災難級程度。雖然日本官員力挺疫情與奧運無關，但無論在民望、財政，以至公共衛生上，日本都勢將面臨重大挑戰。用奧委會成員的說法：「東京奧運即便在現代奧運100年以上的歷史中，也是運營最艱難的一屆。」即使面對種種威脅，日本仍堅持完成舉辦國際盛事的任務，姑勿論原因為何，無論作為運動員還是觀眾，理應感激日本所付出的一切。還願疫情早日結束，各國可早日免檢通關，讓世人有機會到日本作報恩式消費。
相對於日本國內一片反對聲音，奧運於香港卻如久旱逢甘霖。適逢政府買下版權供電視台免費直播，讓港人得以近乎零時差地觀賞各項賽事，並見證港隊破天荒地一口氣奪得一金兩銀三銅的佳績；無論是張家朗在出局邊緣連追6分反勝，何詩蓓獨領群雌觸池轉身，還是李慧詩在外檔發力反超推車壓線，即使無緣現場觀賞，這幕幕振奮人心的場面，相信已足以成為我們這代人的集體回憶。但作為體育迷，除了支持香港隊出戰，當然也要欣賞各國運動員的精湛技術。
兩位千禧後，14歲的全紅嬋及13歲的西矢椛分別在跳水及滑板賽事的表現，足以讓全球成年人目瞪口呆。中國乒乓羽毛球及美國籃球隊延續歷屆的強勢，繼續向世人展示頂尖水平的戰術技術。除了女子100米及三級跳刷新成績，男女子400米欄首兩名皆以破世界紀錄的成績衝線，更是把超越自我極限的奧運精神發揮到極致。其他賽事如游泳、單車、射擊、划艇及舉重等項目亦屢有新紀錄誕生，合共打破了23項世界紀錄。當然，今屆賽事也出現不少啟迪人心的重要時刻，例如蘇炳添以9秒83破亞洲紀錄的成績，歷史性地首名衝入100米決賽；日本女籃則克服身高差距，連番擊敗比利時及法國等強國殺入決賽。這些足以寫入史冊的戰績，都在向世界說明後天努力能扭轉劣勢。
業餘原則消失 與平等精神相悖
無論東奧如何精彩動人，始終都有完結的一天，不少觀眾亦已開始期待3年後的巴黎奧運。可是，屆時全球能否走出疫情的陰霾，如常地讓觀眾在現場欣賞賽事，至今仍未見樂觀。令人意外地，奧委會卻於日前率先宣布，巴黎奧運將舉辦讓公眾參與的馬拉松及100公里單車賽事，賽道還將跟奧運選手完全一致。全球運動愛好者只要到巴黎奧運網站（Club Paris 2024）登記個人資料，並以註冊電郵確認身分，及連接運動記錄程式，即可開始透過各項運動累積分數，在2024年前達100,000分者，會獲抽籤機會參與賽事。
巴黎奧運官網聲明解釋，是次活動目的為讓奧運價值融入生活，讓不同人士都能夠享受比賽。起初得悉消息，當然教筆者等長跑愛好者興奮不已；即使最終未有中籤，「我也可以參與奧運」這想法，已足以成為往後3年多做運動的強大誘因。巴黎奧委會把平等理念融入奧運，看似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即將在東京緊接舉行的Paralympics，還是如田徑項目般加入男女混合4×400接力，奧委會在宏觀或微觀層面，皆極力把平等落實至奧運每一枝節。但值得深思的是，奧運會近年來已成為精英主義為本，由職業運動員主導的體育盛事，這種趨勢與平等以至奧運精神，本身就是有所矛盾。
如果我們追溯本源至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當時奪得第一塊金牌的三級跳運動員James Connolly，其實只是名哈佛大學學生，極其量算是運動愛好者。歷史上，在1988年前的奧運，為汲取古代奧運的教訓，避免被勝負獎金影響公平競賽，故規定只有非職業運動員才可參與。但自二戰後起，由於奧運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舞台，各國對是否容許職業選手參賽開始有所爭議。直至1981年，國際奧委會修改了憲章，把參賽資格的決定權交予各單項體育協會。1990年，《奧林匹克憲章》的業餘原則正式消失，亦因而造就了1992年美國男籃夢之隊的誕生。發展到2021的東京賽場，就只剩下拳擊及摔跤還保留職業拳手不得參賽的慣例。
由此看來，巴黎奧運容讓公眾參與的做法，可說是毋忘初衷，還望日後可成為奧運核心環節，甚至擴展至其他項目，以彌補精英及職業化後所衍生的不足；讓各國公民不止以觀眾身分，還可以運動員身分參與其中。但從奧運的發展歷程來看，盛事平民化的兩難局面，往往源於比賽質素與參與程度難以兼得之上；在非職業化時代的奧運會，就曾經因為水準偏低，而無法吸引觀眾以至資金不足，最終陷入沒有國家願意舉辦的困境；30年後的奧運水平達到世界頂尖了，卻有無數未達標的精英運動員以至業餘運動員無法參與其中。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讓奧運可持續而貫徹始終地舉行，將會是奧委會未來的重要任務。
發展各自為政 運動員收入靠賽果
無論在國際還是本地，精英化與普及化，從來是體育發展的關鍵方向。回望香港體壇發展，精英化目標在體院系統愈具規模，政府加碼注資至每年7.5億的情况下，成績已經有目共睹，在此不贅。在普及化目標而言，近年愈來愈多體育場地落成，加上頻頻爆滿的預約率， 以及疫情前各項賽事的蜂擁程度，亦可窺見香港體育普及程度之高。林林總總的體育政策，由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到「奧夢成真」，以至體院的隊際運動五年計劃，均存在各自為政的問題，未能有效建構體育文化以至生態。以香港足球為例，精英球隊如傑志在亞洲賽事中屢創佳績，同時足球在香港各年齡層亦大受歡迎，足球學校成行成市，業餘聯賽盃賽亦大行其道，但偏偏本地足球生態卻未見起色，港隊排名與港超聯參賽隊伍數目屢創新低。這種現象，同時適用於不少運動項目之上。究其因由，還是跟香港未能有效發展體育產業所致；港足球會過去數十年輪迴般不斷地組班與散班，便是不辯自明的證據。
正正由於體育產業尚未成熟，香港精英運動員要不依賴體院模式受薪受訓，非精英項目者則需以兼教模式維持收入及訓練量。但這兩種收入模式的不確定性及風險之高，卻教不少家長及後起之秀對投身職業運動卻步。這兩年疫情下的停賽停班，便是對上述兩種模式的最大挑戰；成熟的體育產業如歐洲足球聯賽或美國籃球聯盟，球員受合約保障，尚算可保持收入。但體院按比賽成績出糧的機制，卻令未能參賽的運動員收入大跌；以教班為主要收入的運動員更要面對手停口停的窘境。當家長眼見本地最頂尖的運動員都未能獲得基本經濟保障時，又如何安心讓子女踏上職業運動員之路？
不靠政府主導資助
日企度身訂做體育產業
持有4項香港長跑紀錄的黃尹雋，近日便批評體院劃一的薪酬機制難以照顧所有項目。誠然，政策僵化欠彈性是個大問題，但再大的彈性，也總不及度身訂做的產業模式。
在長跑產業成熟的日本，企業會成立運動團隊，聘用運動員兼任公司簡單工作，同時保留大部分時間精力訓練備戰，以在大賽登場，為企業擔起宣傳推廣任務。企業為求成績，會出資聘請教練並提供軟硬件支援，甚至到高中大學選拔人才及提供巨額資助。這些現金流孕育了職業隊伍，養活了教練及選手，並提供經濟誘因予賽會舉辦賽事，甚至尋覓新比賽場地，以上因素換來的精彩賽事，能吸引到更多觀眾及廣告商，從而形成經濟循環。球隊金主眼見商業模式可行，才願意投放資金到青年梯隊，締造可持續發展的體育產業。既然同屬東亞地區的日本及台灣也做到，作為人均GDP更高的商業城市，香港亦同時具有不俗的體育文化及硬件配套，為何多年來仍要依賴政府主導的體院資助模式，而不能建立更符合資本主義邏輯的產業模式呢？容筆者大膽舉例，現時香港各大銀行對不同球類運動的贊助計劃，又能否轉化為更具規模的球隊以至聯賽制度，讓香港市民入場觀賞呢？
觀乎發達國家如英國、日本的體育政策，資助與產業模式並行，才是獲取佳績的王道。隨着下屆奧運取消空手道項目，李慧詩又可能會在今年退役，香港在巴黎奧運的獎牌希望，將落在兩位97後及劍擊乒乓羽毛球等依賴政府資助的精英項目之上。但若果香港長遠要拓展在不同項目的競爭力，突破資助模式的樽頸，則必須透過體育產業孕育更多職業運動員，方足以跟世界趨勢接軌。用港隊羽毛球名將謝影雪的說法：「香港不是要比以前好，而是跟世界最高水平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