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端木蕻良論(增訂版)》:劉以鬯公允評論,夏志清兼有褒貶

文章日期:2021年08月22日

【明報專訊】復刻是當今出版的一大現象,舊書難尋,如可重新刊印,當然是好事,若然加以增訂,更是錦上添花。《端木蕻良論》(一九七七年香港世界出版社初版)是劉以鬯的第一部評論集,也是他唯一一部現代作家專論。二○二一年由中華書局出增訂版,梅子主編。原書只有一百四十頁,由端木蕻良被遺忘的可憂現象說起,然後略評《科爾沁旗草原》、《科爾沁前史》、《大地的海》、《新都花絮》、〈渾河的急流〉五個作品,再然後是五篇專論,最後有〈周鯨文先生談端木蕻良〉以及〈關於端木蕻良的通信〉,收錄了劉以鬯與夏志清的通信,書末為兩頁後記。增訂版有三百一十一頁,內容大增,書前有珍貴照片,又加入〈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端木蕻良與《時代文學》〉兩篇《端木蕻良論》初版推出後撰寫的文章,前者收於《暢談香港文學》,後者見於《舊文新編》。而增訂版比初版分量增加,主要原因是增訂版收錄劉以鬯與端木蕻良的通信,多達六十四封。

走筆至此,或許我要先介紹一下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一九一二年生於遼寧昌圖。一九三三年創作了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第一部,一九三六年憑着短篇小說《鴜鷺湖的憂鬱》成名,一躍而成為東北流亡的代表作家。端木蕻良在一九三八年與蕭紅在武漢結婚,他們曾居於重慶和香港。香港被日軍佔據後不久,蕭紅病逝於香港,端木蕻良轉赴桂林埋首創作。一九四九年後,端木蕻良面對新的政治局面,無法大量盡情創作,晚年的端木蕻良留下重要的長篇歷史小說《曹雪芹》,可惜未能完成,就在一九九六年逝世。

劉以鬯分析〈渾河的急流〉

由於《端木蕻良論(增訂版)》出版,我閱讀了端木蕻良的中短篇小說〈渾河的急流〉。〈渾河的急流〉收於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鴜鷺湖的憂鬱:端木蕻良短篇小說選》,中英對照,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與孔海立的譯筆。

為什麼要看〈渾河的急流〉?因為〈評〈渾河的急流〉〉不單見於《端木蕻良論》,更是《端木蕻良論》中唯一一篇收於《劉以鬯卷》的文章,可見劉以鬯尤其重視。而夏志清在致劉以鬯的信中說:「兄評〈渾河的急流〉,極公允。」(又,夏志清曾寫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指《端木蕻良論》出版,「對端木的這種新的興趣,使得他的一些作品,在香港應時重印」。)

〈評〈渾河的急流〉〉是細緻而穩當的文學評論,劉以鬯先概談〈渾河的急流〉的創作背景和篇幅,以及整個故事的內容:「渾河左岸的樹叢子裏,有一個獵人,名叫老爺兒。由於日本人進貢的『皇妃』將於『十月一』『過門』,大肥豬(總管)限期二十五天,要獵戶們交出五百張狐皮。交不出,會被處死。從老爺兒被派交三十張,因為湊不夠數,憂心似焚。他的女兒水芹子有個男朋友,名叫金聲,擅長拋刀,替老爺兒打了九隻狐狸,不但湊夠數目,還多出一隻。老爺兒雖然湊夠了數,其餘的獵戶卻湊不齊。一百二十家獵戶一致決議:拒交狐皮,對所謂『採辦專員』加以自衛抵抗。為了『讓那些王八蛋們看看我們窮山梗子們的力量』,白鹿林子的男人們都去抗敵了。叢老爺兒也拿着槍走了。金聲走來向水芹子告別,上馬之前將擲了十年的刀子交給水芹子。金聲的馬蹄聲遠去時,水芹子向母親要槍。」

劉以鬯順勢再評價:「〈渾河的急流〉之所以能夠成為優秀的短篇,主要因為能夠使讀者產生強烈的反應。作為一個小說家,端木蕻良的組織力相當強。他懂得怎樣用文字去控制讀者的情緒,在需要激怒讀者時激怒讀者。」

劉以鬯的讚賞配合分析,他回到文學分析中作出佐證,首先是人物分析,例如〈渾河的急流〉的女主角水芹子個性生動,敢愛敢恨,劉以鬯針對文本內外作評說,從小說看到端木蕻良個人對亡妹的真切感情。次之是內容分析,包括似詩似畫的環境中,端木蕻良寫出血腥,動作小說卻以寫景開頭。最後是題材分析,〈渾河的急流〉是關於東北獵戶的故事,是從現實中取材,而且有地方色彩與真實感。

從〈評〈渾河的急流〉〉一文,見樹見林,可知端木蕻良的小說特色。而文章也將〈渾河的急流〉放回發表時的處境,也得出真知灼見的結論:「那時候,大部分作者在寫作時都不能保持冷靜。許多作品,因為作者過分激動,企圖將感情傳遞予讀者時,幾乎忘卻了藝術技巧的重要性。端木蕻良則不同。雖然處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寫小說,仍能技巧地表現他的寫作藝術。沒有這份冷靜,他的作品就不會高出同時代小說家的水平。」這番話,在三十年代、七十年代,或是當下,都是有效的。

端木蕻良與《紅樓夢》

《端木蕻良論》中另一篇值得一談的文章是〈端木蕻良看《紅樓夢》〉,該文從端木蕻良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帶到《紅樓夢》的討論。劉以鬯在文中重點討論的文章是〈論懺悔貴族〉,劉以鬯大概忘了提示,增訂版也不作標示,我在此特別點出。

〈論懺悔貴族〉是端木蕻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所寫,四月原刊《時代批評》第六十九期,《時代批評》由周鯨文在香港創辦,端木蕻良在《時代批評》發表了不少作品,包括了《科爾沁前史》、政治和文學評論文章。

〈論懺悔貴族〉是相當有力的文章,端木蕻良從左翼的視野看新時代的變革,文中以不少西方小說作品為例,說明感情和社會意識的變化,端木蕻良並不列明書名,彷彿預料讀者可不言自明,其中有小仲馬《茶花女》、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屠格涅夫《貴族之家》。

〈論懺悔貴族〉的下半部分轉而討論《紅樓夢》,端木蕻良愛《紅樓夢》,是因為曹雪芹的真情主義,而真情主義在貴族社會中是異教。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在反市儈主義之下聯合,薛寶釵就站在貴族社會那邊,他們和薛寶釵的立場不同,結果是帶着政治使命的薛寶釵勝出,林黛玉卻失敗命喪。

端木蕻良如此看《紅樓夢》的要旨:「賈寶玉沒有對於薛寶釵的愛情加以承認,是賈寶玉拒絕對她的政治進攻加以承認。​賈寶玉反抗的不是薛寶釵的愛情,而是反抗她的政治使命。賈寶玉從來沒有考慮對於這種政治使命的妥協,所以他對於薛寶釵的哀憫,不能緩和他們政治的敵視,賈寶玉的這種不能妥協,使他們之間的愛情沒有得到挽救。林黛玉做了封建貴族社會政治進攻的炮灰,薛寶釵像一個獻身的女間諜一樣,來執行封建貴族社會的命令而犧牲了一切。賈寶玉從來沒有妥協,把眼淚哭乾死了,身殉了林妹妹的愛情,說明他始終和林妹妹是一伙的。固執地反抗着封建貴族社會的政治囑託,絲毫沒有考慮到和市儈主義妥協,作成賈寶玉和林黛玉中間的反市儈主義的唯一的聯合,這才是一部悲金悼玉的《紅樓夢》真正的意義所在。」

端木蕻良帶有政治意味的《紅樓夢》觀點,在當時可算稍稍獨特,但經歷了五十年代的大規模批判討論,左翼觀點遍地開花,這種反封建看法,又成為陳腔濫調。端木蕻良自然不滿高鶚續書,尤其是寶玉中舉的安排,這大概已是老生常談了。劉以鬯在〈端木蕻良看《紅樓夢》〉中說,〈論懺悔貴族〉的政治觀點不會令人感到新鮮,與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紅學評論文章,看法基本上相同。

〈論懺悔貴族〉的結尾是談俄國的懺悔貴族和到民間去的青年男女,托爾斯泰放棄了家業,但中國沒有懺悔貴族,也不願放棄市儈主義,端木蕻良歸結了四個原因,包括滿清帝國下的貴族也是奴才;儒教沒有信仰;相信農業社會制度不會倒;中國人因暴君專制而沒有執著感、信仰與懺悔。

〈端木蕻良看《紅樓夢》〉一文中,劉以鬯引用胡適、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等紅學大家的觀點,佐證高鶚續書時沒有看出曹雪芹的真意,周汝昌的力作《紅樓夢新證(增訂本)》與端木蕻良的〈論懺悔貴族〉中,有一些看法是一致的,如曹雪芹和高鶚的思想不同,高鶚續書歪曲了曹雪芹的思想。

〈評〈渾河的急流〉〉和〈端木蕻良看《紅樓夢》〉都是劉以鬯寫於一九七六年的文章。一九七七年,《端木蕻良論》初版刊行。一九七八年,劉以鬯與端木蕻良開始通信往還,端木蕻良在信中說正在寫歷史人物小說《曹雪芹》。一九七九年,《曹雪芹》在香港《文匯報》連載,劉以鬯逐日細讀,相當欣賞。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上卷在一九八○年出版,中卷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可是直到一九九六年端木蕻良去世,《曹雪芹》還是未能完成。

夏志清看端木蕻良

回到六七十年代的場景,夏志清在經典之作《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年初版)讚許端木蕻良「是非淪陷區語言最豐富的作家」。但相關討論的篇幅不多,而且語帶保留,正面與反面之辭交錯而出,難以把握端木蕻良的藝術成就以及地位。夏志清說端木蕻良:「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俠義精神的勉強混合。但他的風格卻有吳爾夫(Thomas Wolfe)式的繁複,豐富地喚起各種情感。」「其文辭之瑰麗和刻劃之深透,求之於近代其他中國作家,再無第二人。不過,在他還未能完全掌握到小說的其他要素以前,他只能說是一位具有特殊天賦的自然抒情作家而已。」

一九七四年在美國,夏志清率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中發表了論文The Novels of Tuan-mu Hung-liang,但研討會中的學者根本沒有看過端木蕻良的作品,甚至沒有聽過這個人,似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也未能為端木蕻良帶來更多的讀者。

當初劉以鬯寫《端木蕻良論》,是基於一個可憂的現象,就是端木蕻良幾乎已被遺忘。而劉以鬯的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在香港能夠看到較多端木蕻良的小說作品。不單如此,劉以鬯在香港還可以了解到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最新資訊,以及閱讀相關的著作。這些當然得力於香港的開放一面。甚至乎一九七八年,端木蕻良才剛剛重新回到文藝創作之中,香港文學研究社就出版了《端木蕻良選集》。

一九八○年,夏志清的論文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寫成。一九八三年,論文中譯本〈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發表於台灣《現代文學》雜誌。踏入八十年代,端木蕻良藉着《曹雪芹》上卷重新回到廣大讀者的視野之中,而香港文學研究社就出版端木蕻良散文集《火鳥之羽》。

簡而言之,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文藝氣氛經常轉變,而香港與台灣就相對平靜一點,在過去,香港與台灣出版了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的相關著作和論文,重新推出一些舊日的文學材料,更深化了文學作品的討論。當時的互動氣氛,實在有利於文學藝術的討論。在資訊有種種限制的年代,這些交流可以帶來更多的了解,《端木蕻良論(增訂版)》教我們更深入認識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也讓我們明白中港兩地作家的互動(《羅孚友朋書札》是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可惜的是,文學已經變得愈來愈邊緣化,反而社會政治方面的衝突,令兩地之間的民眾,沒有辦法確實互相了解。

文˙鄭政恆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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