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復刻是當今出版的一大現象，舊書難尋，如可重新刊印，當然是好事，若然加以增訂，更是錦上添花。《端木蕻良論》（一九七七年香港世界出版社初版）是劉以鬯的第一部評論集，也是他唯一一部現代作家專論。二○二一年由中華書局出增訂版，梅子主編。原書只有一百四十頁，由端木蕻良被遺忘的可憂現象說起，然後略評《科爾沁旗草原》、《科爾沁前史》、《大地的海》、《新都花絮》、〈渾河的急流〉五個作品，再然後是五篇專論，最後有〈周鯨文先生談端木蕻良〉以及〈關於端木蕻良的通信〉，收錄了劉以鬯與夏志清的通信，書末為兩頁後記。增訂版有三百一十一頁，內容大增，書前有珍貴照片，又加入〈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端木蕻良與《時代文學》〉兩篇《端木蕻良論》初版推出後撰寫的文章，前者收於《暢談香港文學》，後者見於《舊文新編》。而增訂版比初版分量增加，主要原因是增訂版收錄劉以鬯與端木蕻良的通信，多達六十四封。
走筆至此，或許我要先介紹一下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一九一二年生於遼寧昌圖。一九三三年創作了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第一部，一九三六年憑着短篇小說《鴜鷺湖的憂鬱》成名，一躍而成為東北流亡的代表作家。端木蕻良在一九三八年與蕭紅在武漢結婚，他們曾居於重慶和香港。香港被日軍佔據後不久，蕭紅病逝於香港，端木蕻良轉赴桂林埋首創作。一九四九年後，端木蕻良面對新的政治局面，無法大量盡情創作，晚年的端木蕻良留下重要的長篇歷史小說《曹雪芹》，可惜未能完成，就在一九九六年逝世。
劉以鬯分析〈渾河的急流〉
由於《端木蕻良論（增訂版）》出版，我閱讀了端木蕻良的中短篇小說〈渾河的急流〉。〈渾河的急流〉收於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鴜鷺湖的憂鬱：端木蕻良短篇小說選》，中英對照，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與孔海立的譯筆。
為什麼要看〈渾河的急流〉？因為〈評〈渾河的急流〉〉不單見於《端木蕻良論》，更是《端木蕻良論》中唯一一篇收於《劉以鬯卷》的文章，可見劉以鬯尤其重視。而夏志清在致劉以鬯的信中說：「兄評〈渾河的急流〉，極公允。」（又，夏志清曾寫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指《端木蕻良論》出版，「對端木的這種新的興趣，使得他的一些作品，在香港應時重印」。）
〈評〈渾河的急流〉〉是細緻而穩當的文學評論，劉以鬯先概談〈渾河的急流〉的創作背景和篇幅，以及整個故事的內容：「渾河左岸的樹叢子裏，有一個獵人，名叫老爺兒。由於日本人進貢的『皇妃』將於『十月一』『過門』，大肥豬（總管）限期二十五天，要獵戶們交出五百張狐皮。交不出，會被處死。從老爺兒被派交三十張，因為湊不夠數，憂心似焚。他的女兒水芹子有個男朋友，名叫金聲，擅長拋刀，替老爺兒打了九隻狐狸，不但湊夠數目，還多出一隻。老爺兒雖然湊夠了數，其餘的獵戶卻湊不齊。一百二十家獵戶一致決議：拒交狐皮，對所謂『採辦專員』加以自衛抵抗。為了『讓那些王八蛋們看看我們窮山梗子們的力量』，白鹿林子的男人們都去抗敵了。叢老爺兒也拿着槍走了。金聲走來向水芹子告別，上馬之前將擲了十年的刀子交給水芹子。金聲的馬蹄聲遠去時，水芹子向母親要槍。」
劉以鬯順勢再評價：「〈渾河的急流〉之所以能夠成為優秀的短篇，主要因為能夠使讀者產生強烈的反應。作為一個小說家，端木蕻良的組織力相當強。他懂得怎樣用文字去控制讀者的情緒，在需要激怒讀者時激怒讀者。」
劉以鬯的讚賞配合分析，他回到文學分析中作出佐證，首先是人物分析，例如〈渾河的急流〉的女主角水芹子個性生動，敢愛敢恨，劉以鬯針對文本內外作評說，從小說看到端木蕻良個人對亡妹的真切感情。次之是內容分析，包括似詩似畫的環境中，端木蕻良寫出血腥，動作小說卻以寫景開頭。最後是題材分析，〈渾河的急流〉是關於東北獵戶的故事，是從現實中取材，而且有地方色彩與真實感。
從〈評〈渾河的急流〉〉一文，見樹見林，可知端木蕻良的小說特色。而文章也將〈渾河的急流〉放回發表時的處境，也得出真知灼見的結論：「那時候，大部分作者在寫作時都不能保持冷靜。許多作品，因為作者過分激動，企圖將感情傳遞予讀者時，幾乎忘卻了藝術技巧的重要性。端木蕻良則不同。雖然處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寫小說，仍能技巧地表現他的寫作藝術。沒有這份冷靜，他的作品就不會高出同時代小說家的水平。」這番話，在三十年代、七十年代，或是當下，都是有效的。
端木蕻良與《紅樓夢》
《端木蕻良論》中另一篇值得一談的文章是〈端木蕻良看《紅樓夢》〉，該文從端木蕻良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帶到《紅樓夢》的討論。劉以鬯在文中重點討論的文章是〈論懺悔貴族〉，劉以鬯大概忘了提示，增訂版也不作標示，我在此特別點出。
〈論懺悔貴族〉是端木蕻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所寫，四月原刊《時代批評》第六十九期，《時代批評》由周鯨文在香港創辦，端木蕻良在《時代批評》發表了不少作品，包括了《科爾沁前史》、政治和文學評論文章。
〈論懺悔貴族〉是相當有力的文章，端木蕻良從左翼的視野看新時代的變革，文中以不少西方小說作品為例，說明感情和社會意識的變化，端木蕻良並不列明書名，彷彿預料讀者可不言自明，其中有小仲馬《茶花女》、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屠格涅夫《貴族之家》。
〈論懺悔貴族〉的下半部分轉而討論《紅樓夢》，端木蕻良愛《紅樓夢》，是因為曹雪芹的真情主義，而真情主義在貴族社會中是異教。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在反市儈主義之下聯合，薛寶釵就站在貴族社會那邊，他們和薛寶釵的立場不同，結果是帶着政治使命的薛寶釵勝出，林黛玉卻失敗命喪。
端木蕻良如此看《紅樓夢》的要旨：「賈寶玉沒有對於薛寶釵的愛情加以承認，是賈寶玉拒絕對她的政治進攻加以承認。賈寶玉反抗的不是薛寶釵的愛情，而是反抗她的政治使命。賈寶玉從來沒有考慮對於這種政治使命的妥協，所以他對於薛寶釵的哀憫，不能緩和他們政治的敵視，賈寶玉的這種不能妥協，使他們之間的愛情沒有得到挽救。林黛玉做了封建貴族社會政治進攻的炮灰，薛寶釵像一個獻身的女間諜一樣，來執行封建貴族社會的命令而犧牲了一切。賈寶玉從來沒有妥協，把眼淚哭乾死了，身殉了林妹妹的愛情，說明他始終和林妹妹是一伙的。固執地反抗着封建貴族社會的政治囑託，絲毫沒有考慮到和市儈主義妥協，作成賈寶玉和林黛玉中間的反市儈主義的唯一的聯合，這才是一部悲金悼玉的《紅樓夢》真正的意義所在。」
端木蕻良帶有政治意味的《紅樓夢》觀點，在當時可算稍稍獨特，但經歷了五十年代的大規模批判討論，左翼觀點遍地開花，這種反封建看法，又成為陳腔濫調。端木蕻良自然不滿高鶚續書，尤其是寶玉中舉的安排，這大概已是老生常談了。劉以鬯在〈端木蕻良看《紅樓夢》〉中說，〈論懺悔貴族〉的政治觀點不會令人感到新鮮，與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紅學評論文章，看法基本上相同。
〈論懺悔貴族〉的結尾是談俄國的懺悔貴族和到民間去的青年男女，托爾斯泰放棄了家業，但中國沒有懺悔貴族，也不願放棄市儈主義，端木蕻良歸結了四個原因，包括滿清帝國下的貴族也是奴才；儒教沒有信仰；相信農業社會制度不會倒；中國人因暴君專制而沒有執著感、信仰與懺悔。
〈端木蕻良看《紅樓夢》〉一文中，劉以鬯引用胡適、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等紅學大家的觀點，佐證高鶚續書時沒有看出曹雪芹的真意，周汝昌的力作《紅樓夢新證（增訂本）》與端木蕻良的〈論懺悔貴族〉中，有一些看法是一致的，如曹雪芹和高鶚的思想不同，高鶚續書歪曲了曹雪芹的思想。
〈評〈渾河的急流〉〉和〈端木蕻良看《紅樓夢》〉都是劉以鬯寫於一九七六年的文章。一九七七年，《端木蕻良論》初版刊行。一九七八年，劉以鬯與端木蕻良開始通信往還，端木蕻良在信中說正在寫歷史人物小說《曹雪芹》。一九七九年，《曹雪芹》在香港《文匯報》連載，劉以鬯逐日細讀，相當欣賞。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上卷在一九八○年出版，中卷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可是直到一九九六年端木蕻良去世，《曹雪芹》還是未能完成。
夏志清看端木蕻良
回到六七十年代的場景，夏志清在經典之作《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年初版）讚許端木蕻良「是非淪陷區語言最豐富的作家」。但相關討論的篇幅不多，而且語帶保留，正面與反面之辭交錯而出，難以把握端木蕻良的藝術成就以及地位。夏志清說端木蕻良：「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俠義精神的勉強混合。但他的風格卻有吳爾夫（Thomas Wolfe）式的繁複，豐富地喚起各種情感。」「其文辭之瑰麗和刻劃之深透，求之於近代其他中國作家，再無第二人。不過，在他還未能完全掌握到小說的其他要素以前，他只能說是一位具有特殊天賦的自然抒情作家而已。」
一九七四年在美國，夏志清率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中發表了論文The Novels of Tuan-mu Hung-liang，但研討會中的學者根本沒有看過端木蕻良的作品，甚至沒有聽過這個人，似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也未能為端木蕻良帶來更多的讀者。
當初劉以鬯寫《端木蕻良論》，是基於一個可憂的現象，就是端木蕻良幾乎已被遺忘。而劉以鬯的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在香港能夠看到較多端木蕻良的小說作品。不單如此，劉以鬯在香港還可以了解到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最新資訊，以及閱讀相關的著作。這些當然得力於香港的開放一面。甚至乎一九七八年，端木蕻良才剛剛重新回到文藝創作之中，香港文學研究社就出版了《端木蕻良選集》。
一九八○年，夏志清的論文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寫成。一九八三年，論文中譯本〈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發表於台灣《現代文學》雜誌。踏入八十年代，端木蕻良藉着《曹雪芹》上卷重新回到廣大讀者的視野之中，而香港文學研究社就出版端木蕻良散文集《火鳥之羽》。
簡而言之，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文藝氣氛經常轉變，而香港與台灣就相對平靜一點，在過去，香港與台灣出版了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的相關著作和論文，重新推出一些舊日的文學材料，更深化了文學作品的討論。當時的互動氣氛，實在有利於文學藝術的討論。在資訊有種種限制的年代，這些交流可以帶來更多的了解，《端木蕻良論（增訂版）》教我們更深入認識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也讓我們明白中港兩地作家的互動（《羅孚友朋書札》是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可惜的是，文學已經變得愈來愈邊緣化，反而社會政治方面的衝突，令兩地之間的民眾，沒有辦法確實互相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