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印度大文豪泰戈爾有一篇名為〈喀布爾人〉的短篇小說，但故事並不發生在阿富汗，而是講述一名客居泰戈爾老家加爾各答的喀布爾人。這個喀布爾人穿著寬大衣服，纏着頭巾，肩上扛着一個大袋。敘事者的小女兒看見他，以為大袋裏可能藏着幾個跟她一樣的小孩，便感到害怕。敘事者的妻子也對喀布爾人疑神疑鬼，老是思疑他是拐子佬。其實這個喀布爾人是個老實人，老遠來到加爾各答做買賣，他跟敘事者談話，往往說出了一幅幅異國畫面：崇山峻嶺下，夕陽照耀着騎着駱駝的商旅，叫從未離開過老家的敘事者悠然神往；他們又會聊到當時的阿富汗王、俄國人、英國人，還有中亞地區的國際博弈。然後，喀布爾人會給敘事者的小女兒幾把葡萄乾。漸漸地，小女兒跟喀布爾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文學中慣用「喀布爾」
泰戈爾這篇小說寫於1892年，篇幅不長。當時正值大英殖民帝國最輝煌之時，英國人擔心沙俄帝國的勢力向中亞擴張，侵害英國在印度的利益，便多次出兵阿富汗。近一百年後，歷史重演，只是俄國換成了蘇聯，英國又換成了美國；然後蘇聯撤退，美國的對手則變成了伊斯蘭激進教派。至於阿富汗人，始終是國際博弈下的磨心。泰戈爾雖然反對殖民主義，但這篇小說倒不是要批評時政，他最深刻的依然是其人道主義精神。小說下半部分講到喀布爾人因金錢糾紛誤傷別人，給警察抓去坐牢。幾年後，喀布爾人出獄了，剛好遇上敘事者小女兒出嫁之時，喀布爾人希望能再見她一面。然而小女兒長大了，對這位兒時忘年好友已不能如昔日那樣歡談。喀布爾人說，原來他在故鄉裏也有一個差不多大的女兒，每當想念她，他就會帶乾果給敘事者的女兒吃，一解思念。泰戈爾最後寫道，喀布爾人「坐在加爾各答的一條巷子裏，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禿禿的群山」。
這篇小說簡單質樸，但信息量不少。歷史上，阿富汗的出現是西方列強的產物，「阿富汗」（Afghan）一詞來源眾說紛紜，它可能是一個古代酋長之名、波斯人對普什圖人（今天阿富汗境內人口最多的種族）的稱呼，或是「山上之人」之意。 在泰戈爾的時代，「阿富汗酋長國」已立國多時，可泰戈爾仍把小說主角稱為「喀布爾人」。近日阿富汗局勢緊張，我們一般跟隨主流媒體說，將那個地區、那個國度、那群人以「阿富汗」稱之；但對文學創作者來說，「喀布爾」，這個阿富汗最重要的古老都城，可能才是他們更習慣引用的符號。泰戈爾小說所寫的，是用一雙加爾各答的眼睛去看喀布爾，「喀布爾人」象徵了來自異國的遊民小販，在主流觀念裏，「喀布爾人」是神秘而危險的，然而泰戈爾最終要描述的，恰恰是一種超越種族和文化的善意。小說中敘事者清楚點出了他跟這個外來人之間，唯一也自足的連結理由：「我忘了他是喀布爾小販，而我是孟加拉貴族。我只是想：他也和我一樣——我是父親，他也是父親！」
在西方媒體中，「阿富汗」或「阿富汗人」是一個經常被刻板化的符號。近日不論是西方媒體還是中文媒體，對阿富汗政局分析、歷史背景梳理跟社會文化敘述，其實已算深入的了，只要讀者願意花時間爬梳報道和評論，不難擺脫過去如「文明衝突」之類的片面而破碎的印象。不過，媒體對於美軍撤退、塔利班重奪政權的報道均有相當鮮明的價值取態，除國際博弈分析外，媒體最關注的始終是女性問題：塔利班藉伊斯蘭教條剝奪女性自由，甚至侵害女性生命。近日媒體鋪天蓋地的深度採訪，無一不觸及塔利班重臨下阿富汗女性的處境。 雖然這個問題千真萬確，卻不一定是認識「阿富汗」的唯一鑰匙。
主流形象下被抽空背景
1985年，《國家地理雜誌》刊登了一幅著名的封面照片，名為「阿富汗女孩」。這幅照片以一個充滿震撼力的眼神，在西方人心目中塑造了阿富汗「戰火下的女性」的悲情形象。及至塔利班在20世紀末奪權到21世紀初被美軍推翻，「阿富汗女孩」的形象亦進一步演化為「被戰火和伊斯蘭教條傷害的女性」。從宗教角度，伊斯蘭教法（Sharia，即根據《古蘭經》及先知聖訓而訂立的世俗法律）有否侵害人權，背後涉及很多歷史文化脈絡，跟伊斯蘭各派別的內部分歧。可是，主流媒體對這方面的呈現並不全面，因為只要簡單報道一些駭人聽聞的新聞，例如女性被禁止工作和上學，必須穿上罩袍（Burqa），或是被強制結緍，甚至被殺害，馬上就能在大眾心目中留下一個「阿富汗女性」的不幸形象。這個形象既真實，同時又被抽空了更為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
有一部名為The Breadwinner的暢銷小說，曾改編成動畫，講述一個阿富汗少女帕瓦娜，在父親被塔利班抓捕下獄後，毅然喬裝成男孩外出工作。小說中譯為《戰火下的小花》，出版時被包裝成青少年文學，一些文案和評論更將帕瓦娜描述為「阿富汗的花木蘭」。 小說行文直白，故事簡單動人，的確適合青少年讀者閱讀。亦正因如此，小說無法兼顧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社會背景，故事中的塔利班是邪惡、專制而不可理喻，小說敘事全由女主角出發，從她父親無故被捕，到她喬裝成男孩外出，然後遇上同樣喬裝的昔日好友蕭希亞，一同慘淡地要以挖掘人骨出售為生。後來蕭希亞決心離開這個國家，到西方世界去；帕瓦娜終於盼得父親歸來，怎料又因塔利班的攻城戰而跟母親和姊妹失散，於是又引出續集《帕瓦娜的旅程》（Parvana's Journey）的故事。
帕瓦娜系列的作者是加拿大作家艾里斯（Deborah Ellis），她曾在1997年到巴基斯坦探訪阿富汗人的難民營，因而得到創作靈感。及後她也寫了系列的最後一部《泥濘之城》（Mud City，還沒有中譯本），講述帕瓦娜好友蕭希亞在巴基斯坦難民營裏的故事。我們可以將這個系列跟巴基斯坦裔作家洛禾桑娜．汗（Rukhsana Khan）的小說《被遺棄在喀布爾的少女》作比較，這部小說改寫自一個真實故事：一個生於貧窮村落的少女賈蜜拉，在母親死後隨父親搬到喀布爾生活，卻因與繼母不合，被遺棄在市場裏。作者洛禾桑娜3歲已移居加拿大，據小說〈後記〉所述，她是從一份阿富汗兒童狀况報告中讀到這個故事的原型的。
阿富汗在西方視角
兩個故事均是用西方的眼睛看「阿富汗女孩」，這種視角比較着重「阿富汗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作為一個群體的生活狀况。這幾部作品都用上了喀布爾為場景，故事時間同樣在塔利班治下，但成書則大都在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後。可以理解的是，塔利班在1996年佔領喀布爾後，其實已進入西方人、尤其是人道主義者的視野中，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不過是把這種視野大幅擴展，並在全球政治的操作上，被貼上「反恐」標籤。
2014年8月，年僅17歲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向《紐約時報》表示，她會向所有女孩、所有學生推介《戰火下的小花》，因為小說「提醒世界上的女性何謂『勇敢』及『堅強』」。同年底，馬拉拉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馬拉拉不是阿富汗人，但她是普什圖人，童年也在塔利班治下生活，直至11歲時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邀請，以寫部落格的方式揭露女性和兒童在塔利班治下的生活，才走上人權運動之路。「塔利班—女性—兒童—人權」這條脈絡，成了西方世界理解21世紀阿富汗的主流方式，即使全球政治格局瞬息萬變，塔利班在過去20年間長期失勢，像《戰火下的小花》裏的阿富汗形象，依然銘刻在西方讀者的腦海中。
複雜寫法 多重價值碰撞
尼日利亞裔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有一個關於「單一故事的危險性」（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的說法，大意是指掌有權力和文化優勢的一方，總是帶着某種單一的偏見（故事）去看待弱勢。這是一個典型東方主義的說法，但阿迪契還提到，優勢一方在描述弱勢一方時，往往會錯判後者的生存能力。轉換一下角度，我們或許發現上述「生命（女）鬥士」式的阿富汗形象，可能就是關於阿富汗的「單一故事」。「單一故事」通常有助推動人權運動，直接讓阿富汗人的困境暴露於國際視野下；但從文學角度看，這並非深刻的呈現方式。
《喀布爾之燕》是一部2002年出版的小說，後來也被改編成動畫。故事同樣發生在塔利班治下，但敘事點卻一分為二，分別講述一對男女主角。男主角是一名刑場上的劊子手，他的妻子患上絕症，本來依照律例，他大可把妻子棄於街頭，但他卻於心不忍。女主角本來是一名律師，塔利班來臨後失去工作，只能活在罩袍之下。當他得知同屬知識分子的丈夫，竟跟隨狂熱的群眾用石頭砸死一名妓女時，她頓然絕望了。她跟丈夫爭論，卻意外令丈夫死亡，她隨即成了另一個被砸死的對象，而男主角正是行刑的人。小說以意識流寫成，它主要不是呈現什麼道德勇氣或弄人命運，而是試圖將男女主角在面對荒謬世道時複雜不定的內心，鋪陳出來。小說作者雅斯米納‧卡黛哈（Yasmina Khadra）有一個女性名字，然而作者本人其實是一名男性，他是阿爾及利亞人，穆斯林，曾在軍隊中工作，並跟伊斯蘭激進教派打過仗。為免被軍方審查，他才採用其妻子的名字前兩個字作為筆名，直至後來移居法國後才公開身分。
雅斯米納．卡黛哈的作品在文壇認受性甚高，曾獲多個歐洲文學大獎。《喀布爾之燕》不屬上述的「單一故事」，因為小說中的複雜寫法，表達了多重價值的衝突：宗教與人性，政治與生活，法律與道德，還有男人和女人。作者鮮明地建立一對平行敘事，分別呈現男性和女性兩種視角，而作者則更偏向同情女主角，也讓女主角的遭遇成為顛覆男主角思想的契機。作者以其妻之名為其筆名，也說明了他對在「宗教精神病」（作者語）下的性別意識有相當的敏感度，這也是《喀布爾之燕》能超出西方眼睛的「單一故事」視角、更深入地切進伊斯蘭宗教狂熱問題內部的原因。
迥異於主流敘事的紀實文學
自從白俄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我們似乎愈來愈傾向接受「虛構文學不足以描述現實」這一觀點。在華文出版界中搜尋「阿富汗」、「喀布爾」這些關鍵詞，會赫然發現已有大量由記者型作家所寫的紀實文學被譯成中文。例如：《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講述一個政治思想開放但家庭思想保守的喀布爾書商；《如詩的地毯：喀布爾男孩成長記》記述一個阿富汗裔學者在喀布爾的童年生活；《誰殺了喀布爾女人──美國女記者在阿富汗的現場直擊》是關於在「後九一一」時期阿富汗女性族群的生活；還有《喀布爾美容學校》則記錄了一名美國美髮師在喀布爾開設美容學校，繼而融入阿富汗文化生活的故事。這些作品既非「單一故事」式的虛構小說，也不像主流媒體對阿富汗的片面呈現。當然紀實文學仍有紀實文學的視點和角度，它也不是全知的，但最低限度，讀者可以藉着逐本爬梳，整理出一個跟主流媒體迥異，也不是虛構式傳奇的阿富汗風貌。
而當我們說到「關於阿富汗的文學」時，也毋須再「言必稱《追風箏的孩子》」了。即使胡賽尼（Khaled Hosseini）這部暢銷小說，連同他後來兩部作品《燦爛千陽》及《遠山的回音》，依然經常是西方讀者認識阿富汗文化的文學入口，但正如好些批評都指出，胡賽尼的小說有意淡化阿富汗文化特色，而僅僅將之描述為一個西方讀者眼中的「異國」：這是一個絕色的異國，卻攙雜了流亡者的許多想像。就連胡賽尼本人，一位在喀布爾出生、卻在11歲時已移居歐美的「喀布爾人」，也在塔利班日前重奪喀布爾之後對《紐約時報》記者說，人們應該多讀關於阿富汗的歷史書，而不是他的小說。這是因為，他已很久沒在那裏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