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里談巷議的話題，離不開台灣公視斥資逾2億新台幣（逾5600萬港元）製作的歷史電視劇《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獲獎小說《傀儡花》，以虛構角色蝶妹貫穿一段十九世紀由船難引發，牽涉美國、原住民和清朝政府的外交風波，至及後簽署平等協議「南岬之盟」的一段歷史。不過劇集夾在原著作者的想像和歷史的虛實之間，進退維谷。坊間討論多是圍繞在史實的部分，藝術創作對歷史詮釋，有人不滿，有人質疑，同時亦喚起台灣人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在《斯卡羅》片尾的感謝名單中，有位台灣年輕學者的身影。曾明德是〈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至1874）〉的作者，研究領域正是劇情的時空背景，因而曾受劇組諮詢。問及台灣的國、高中課程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時，曾明德說書本上只是輕輕帶過，因為他在大學讀歷史，加上研究這題目才有更深入的認識，故即使對一般台灣人而言，仍是十分陌生的過去。
熱議爭議 從「佢係咩人」說起
曾明德目前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擔任專案助理，雖然現時工作並非延續這段歷史的研究，但這次《斯卡羅》的熱潮令他在2017年發表的碩士論文，憑着深入淺出、好懂易讀的文字，在過去一周於台灣碩博士論文網的點閱率佔據榜首。出生於台灣彰化的他是個喜歡音樂與閱讀的80後，回想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修讀碩士的5年光陰，研究題目出發點與自身家族亦有關連：「因為祖先世居於恆春滿州鄉里德村，而決定以恆春的歷史為碩論主題，開啟了一趟自我追尋的旅程。」
台灣社會對《斯卡羅》的熱議，在追尋歷史的蹤迹，也是追尋身分認同的一環。曾明德認為這次改編的最大爭議在於，原著小說對於各個族群的理解，與當地人所描述的情况不同，「作者的族群觀念是用現代分類概念，客家、閩南、土生仔是一種他稱，當時的客家人不會自稱是客家」。他表示，因為身分會隨着居住地流動，當地人會用從哪裏來表達，而不是用族群說明，例如會說是「柴城人」，而非自稱「閩南人」。在沒有特定條件下，族群的概念不是突然冒出，曾明德認為建構一個族群的身分認同，像「香港人」、「台灣人」等的概念，往往需要透過外在的客觀條件，「以中國為例，像『中國』這概念很晚才出現，在甲午戰爭跟日本打仗的亡國感，換來『中國人』這民族感」。像原著《傀儡花》書名來自「傀儡番」這個對原住民的貶稱，亦是一種漢人對原住民的他稱，而小說對族群身分的理解，像客家、閩南人的對立關係，以及對混血後代的看法，與文獻和後人的描述不盡相同。如曾明德的論文提到，與原住民混血所生的「土生仔」這負面名稱來自閩人，在客家粵人中沒有相對應的稱呼：「混血的人在當時頗有權力及實力，吳慷仁演的（客家混血）角色其實沒有那麼低賤，不會自稱是土生仔」。
當時原住民擁有相當武力，統領恆春約五分之四的土地；而混血後代掌握了原住民及漢人的語言，生意往來等的溝通都依賴他們；反觀當時居於瑯嶠地區（即現時的恆春半島）的漢人，屬於清政府管轄範圍以外、游走法律邊緣的非法移民，社會地位不見得比較高。曾明德認為當時客家、閩南、原住民的關係是有機互動的，「客家人擅長製造火器，原住民需要從他們那裏得到武器，但火藥要從柴城（閩南）那邊得到，所以不是完全敵對的關係，比較類似戰國的概念」。而對「土生仔」的誤解，「現存的史料來自清朝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員，對這群混血後代有負面描述也不意外，因為他們有實力，官方會視他們為作亂的人」。
觸發國際糾紛的一次「狩獵」
對於《斯卡羅》的背景，曾明德指主要是圍繞在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The Rover，又譯羅妹號）於恆春外海擱淺，其船員漂流上岸後遇害引起的連串國際紛爭。羅發號事件即劇中開初原住民對剛上岸的外國人獵首一事，曾明德解釋，事件引起爭議，分歧在於對漂流上岸的物件及船員、乘客的處理手法，「台灣19世紀下半開港通商後，因為航路發展的關係，鄰近海域的船增加，使當時海難事件大增。恆春半島外海是較為危險的航路，因此歷史上海難事件紀錄並不罕見，而近代關於海難的國際法出現前，漂流上岸的——包含人命財產——全歸岸上的人處理的慣例，普遍存在於世界上各個文化」。他又指，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所代表的美國政府，以近代國際法的概念向清朝政府究責，而恆春半島從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起便被劃到所謂的「番界」之外，不受清朝政府直接管轄，瑯嶠地區長期維持着以原住民為中心的自主狀態，各個來自不同地區的移民形成的聚落維持的動態，像結盟、戰爭、貿易、通婚等的互動關係。曾續稱，「這種曖昧狀態是不能被李仙得所接受的，因此他一方面請美軍上岸報復攻擊，一方面向清廷施壓出兵，造成瑯嶠地區極大震盪。這是整個故事的時空背景」。
番界之外 恆春半島無王管
「番界」是清代台灣統治的核心政策之一，目的是禁止漢人移民往山區移動，成為動亂隱憂。「當時漢人移民是不准跨越番界，番界以外的區域被稱為封禁之地，因此嚴格來說移民到恆春半島的都是非法移民，照理說應該要摧毁聚落，強行把漢人遷回界內，但因為恆春半島鞭長莫及而沒有發生」，曾明德解釋，「因為福建水師需要山區的木料，因此清朝用特許身分的方式讓所謂的『軍工匠』到番界以外的採集地建立聚落，收集木料。恆春最大聚落車城（時稱柴城），就是此定義下的木料採集地。車城的閩南移民通常主要是以軍工匠的名義定居在那邊，但採集地照理說應該不會長久定居，所以車城居民本質上還是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移民」。
卓杞篤：與美國Deal的「瑯嶠十八社」代表
至於劇中大股頭、原住民的首領卓杞篤，亦是曾明德研究的主要對象。他是個怎樣的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智慧、外交手腕的人。」曾明德指出，因為原住民是沒有文字的族群，因此不能確定豬朥束社的領導人物卓杞篤，在「瑯嶠十八社」當中是否扮演統治者角色，但透過清政府、李仙得等留下的文獻，卓杞篤確實是「瑯嶠十八社」的外交代表。「在恆春半島上的『瑯嶠十八社』，本質上為部落聯盟，最早出現於17世紀的荷蘭文獻對於恆春半島（瑯嶠，即Lonckjouw）的描述，並有所謂的『瑯嶠君主』。這些描述在清代的文獻中延續下來，成為對於恆春半島的代稱。清廷於1875年建立恆春縣後，成為專指恆春半島下半段、楓港溪以南的區域，稱之為『瑯嶠下十八社』（見圖）。」而十八社只是外界對當地原住民部落的統稱，當中包括不止十八社，「根據日治初期的人類學調查，瑯嶠十八社領域多數由排灣族的部落構成，名義上接受所謂的『斯卡羅四大社』領導，通常由四大社中的大股（即領導部落）『豬朥束社』代表整個十八社與外界接觸」。
至於劇名「斯卡羅」一詞，曾解釋說，這其實僅出現在日本的人類學調查，未見於荷蘭與清代文獻。而「斯卡羅四大社」是一群來自台東卑南的統治貴族，傳說以強大巫術和武力征服恆春半島，是父系血緣的統治集團。曾又補充，瑯嶠十八社從荷蘭時代以來，一直都有固定的稅額記載於檔案，到了清代，瑯嶠十八社雖屬番界之外，清政府名義上以繳稅以示控制當地，但實際沒有管轄權，所以向瑯嶠原住民徵收的稅項，都是由鳳山縣令自掏薪水攤賠了事。
是搶掠維生 還是為祖先報仇？
卓杞篤為斯卡羅四大社的代表，與美方交涉表現得不卑不亢，如卓杞篤招待李仙得時說過一段有名的話：「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曾明德認為卓杞篤面對美軍及被李仙得施壓的清廷，在這重要的外交場合中，以較平等的姿態嘗試消除所面臨的重大危機。
至於羅發號事件是否因憎恨白人、為祖先報仇而起，「根據史料《李仙得臺灣紀行》的描述，這是卓杞篤在出火面談時（1867年10月10日）直接對李仙得說的。」雖然17世紀荷蘭人入侵台灣時的確有殺害原住民的事件，但曾明德認為「復仇傳說」實是令美方更易接受羅發號事件的外交說辭，同時可「包裝」掠奪漂流民這種原住民的經濟活動。他又舉例，在南岬之盟後，1871年琉球人漂流至台灣被殺，引發日本1874年出兵攻台的牡丹社事件，亦是肇因原住民與國際間在漂流民處理手法的分歧。不過他亦提醒，復仇一說「其實具有一定可信度，不一定和收奪漂流民物資的行為有衝突」。
史實之名 創作之難
《斯卡羅》文本牽涉歷史人物眾多，不少後代仍然在世，自然對描述祖先的內容會有不同看法，曾明德透過一位在當地出生、現為研究生的朋友口中得知，當地人主要不滿小說利用他們的身分創作，但沒有去了解當地人的聲音。曾明德指，在過程中感受到劇組的誠意及為難之處，要平衡當地人及作者的意見，他憶起跟《斯卡羅》劇組接觸的經驗，「劇組請教了一些問題，很認真地架構這個故事，聽說劇作家也說這劇本很難寫，之後也把劇名換了（斯卡羅）」。
回到主角，曾明德認為蝶妹這虛構角色爭議較大，既是原住民及客家人混血的後代，亦是洋人的奴僕，曾明德稱，蝶妹包含了很多小說作者的情感投射和台灣隱喻，如台灣現時的外交、國際關係中，在面對美中等角力時如何自處，而這現代的象徵意義要扣連史實的脈絡，因而產生問題。他個人認為定好歷史部分的倫理界線，其他屬於小說、戲劇的故事創作是可以接受的。
共12集的《斯卡羅》至本周已播出一半，這劇作無論交織了多少創作者的想像與史實的描述，無疑已引發一種回溯歷史原貌的風潮，一種近在咫尺又陌生、關乎身分認同的土地記憶。
文˙ 呂晞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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