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食物及衞生局指醫管局最缺乏專科醫生，近日就引入海外醫生的草案提出修訂建議，盼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的專科醫生。坊間輿論引用香港每1000名人口只有2個醫生的數據，令增加供應看似順理成章，但公立醫院內科醫生Dr Who（化名）在前線卻有另一番體會。在他眼中，醫療系統是個永遠在煮的即食麵，處於巧妙的平衡：「準備滾瀉又唔滾瀉，膽顫心驚，個麵全部泡、又未瀉出嗰一刻。」高層時常自詡香港醫療系統的效率長踞世界榜首，以有限的人均醫療成本，令香港成為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然而Dr Who自比為物流業工人，每天跑數，安排病人轉院、出院、騰空病房，在各家醫院見過殘舊擠迫的辦公室，同事輪流到暗角或廁所換制服，如同障礙賽場的病房，以及在彎曲窄長走道推着X光機的放射師、為病人運動的治療師。他現在親歷的離職潮，並非「移民」兩字解釋得了，所謂「爆煲」不全然是人手短缺之故。
內科成「老人院」、「垃圾崗」
內科是需求最殷切的專科，在行內被稱為「醫院垃圾崗」，門診新症平均排兩三年，病牀長期爆滿，佔用率超過100%，少數醫院的急症連上病房也得輪候，「其他專科唔識搞嘅嘢會丟畀內科，急症室唔知送去邊就第一時間送內科先。內科醫生負責諗明佢，負責用腦」。他這樣說，是因專科各有特質，醫科生會依據自己的性格選擇範疇，例如「Surgeon（外科醫生）性格」是指凡事喜歡立竿見影、「手」到病除，「換個肝都係十幾廿個鐘，一日之內點都要決勝負。見到縫完傷口好靚、病人切完盲腸即刻好番就好開心。」至於內科最多奇難雜症，「通常啲人會形容鍾意坐喺度諗嘢，坐喺度望住一個症：點解呢個病可以有20個併發症呢？每隻都有得解釋，再用相關嘅藥令佢好番」。內科治療過程漫長，病榻纏綿，一個糖尿病病人或需治二三十年，是令數字、指數上逐點改善的持久戰。他尚記得醫科的例牌面試問題：「讀醫呢條路好長遠、好難捱，你得唔得？」他今天數數手指：6年醫學院，1年實習，7、8年的公立醫院專科訓練，4、5年後再升職或做副顧問醫生……共約20年才可以獨當一面，開始研究或建立名聲。然而，這已是比在歐洲、美加從醫更快、更一往無前的「香港節奏」時間表，捱過近半路程的他回望：「我當時梗係答得。𠵱家諗番轉頭，點可能叫個10幾歲啱啱中學畢業嘅人，想像未來20年不斷讀書？」他身邊的同學都是中學的尖子，上到大學也以高分為目標，經常窩在圖書館，反好奇他怎樣有心神在課餘時間寫網誌、出書。
公院病房擠迫嚇跑病人
讀書可靠自己努力，但Dr Who面對醫院死症也無力回天。疫情時，男女老幼，頭暈身㷫兩聲咳都跑到急症，因藥物治療一般都由內科處理，於是就得應對大量發燒病人。疫情緩和後，急症室又回復常態：腳趾刺傷、10年的頭痛、30年的暈眩、吃火鍋拉肚子、食飽打嗝拉傷肌肉都來求診。在病人看來，事無大小都屬「急」。據2017年《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顯示，醫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處理約80%入院個案，佔整體病牀日數近90%，差不多所有緊急個案都由公營醫院急症室處理。門診也不勝負荷，他指出被轉介過來的病人未必需要看專科：「香港人好依賴專科，太崇尚專科治療，覺得專科是最好。之後也沒有其他地方覆診。覆診其實未必一定要去專科。」他笑言即使將來人手增加，診症室亦早已不敷使用，難道要在走廊看病？病房則像個泊車遊戲場景，天天要連人帶牀推出推入，騰出通道讓姑娘、醫生、治療師等鑽進去。縱然學校師長早已提醒過莘莘學子，但親歷其境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只要在香港生活過的，都聽過公立醫院病房好擠迫，但我在醫院遇過一個中年男人，他見到病房多迫後，說『我走，我唔入院，我簽紙自己走。』病房可以嚇到人立刻走！你不進去感受過不會知道。」在這個豪宅林立的彈丸之地，醫院想當然被視為「厭惡性建築」，要在市區闢建新醫院實非易事。當基建蓋得如火如荼，醫院覓地卻遲未行動，「有時點解會做到好頹，萌生去意，就係我哋望住𠵱家嘅規劃，唔似有啲咩令20年後好過啲」。
內科住院病人 「80歲算後生」
內科又號稱「夜間老人院」，「在內科病房80歲算後生，人老多病痛，抗生素好似必理痛咁派，用嚟退燒」。他們經常在夜間接收老人院送來的病人：「抗生素、鼻胃喉、拍痰，3日後回老人院，之後又塞痰再回來，惡性循環，最嚴重的可以一個月來兩三次，有時醫完都猜他兩星期又會回來。」他說每個步驟拆開看來都合理，但其實這群無力表達自己、身體已衰退到連痰也咳不出來的病人只會不斷進出醫院，唯有離世才真正解脫。《檢討報告》亦載錄，每名長者每次入院的平均住院日數為9.7日，65歲或以上人士的醫院病牀使用率較年輕人高約9倍，而85歲或以上人士的使用率則較65歲以下人士高近20倍。「每一日望住咁嘅循環，就會問為咩呢？我醫緊咩呢？」幸好十個中仍有三四個可以出院，他還可以從這些重生的背影中獲得力量：「真係行得走得，我會話『以後唔好畀我見到你。』佢都會好開心咁走。」他想起莊梅岩的《留守太平間》近日重演，講述無國界醫生對現實和理想的思辨，其中一幕提到醫生這邊廂替病人做完手術，病人也許一出門就被射殺，但醫生仍堅信「one by one」的格言。Dr Who也如此相信：「One by one，我唔係神，唔可以斷定佢之後會點，只可以當刻見到個病人後做最適合嘅處理。」
「我哋都係睇MIRROR，叫M記同譚仔」
坊間不乏在專頁分享醫學知識、偽科學拆解、醫療實用資訊的醫生，Dr Who則更「貼地」，經常記錄醫院日常，幽醫護一默，譬如醫院飯堂或會令他們的三高和腎功能指數超越病人；叫外賣時同事會爭論三哥抑或譚仔好吃，教人忍俊不禁。曾到英國讀書和實習的他指外國對醫護行業有一定尊重，但不會像香港人般把醫生看成高高在上的「貴族」，想像他們會像電視劇主角那樣，下班後穿着西裝去尖沙嘴碼頭喝酒，「放工時間你企喺任何一間醫院門口，你會發覺認唔到邊個係醫生。十個可能一兩個着西裝，其他同大家一樣着Uniqlo、Muji、Nike波鞋，其實無分別。我哋鍾意嘅嘢同你哋一樣，唔會返屋企品酒同睇BBC。我哋都係睇MIRROR，叫M記同譚仔」。他分享醫院日常，希望拉近醫生和大眾的距離，消除這個行業的神秘感，讓公眾日後可更從容地面對醫生。
「醫生只佔前線小部分」
另外，他也寫下不少平日看到的前線辛酸、醫療系統弊病，「香港媒體、市民大眾太重視醫生，其實醫生只佔前線小部分，我哋寫低成個醫療指示大概係點，打針係姑娘，運動係治療師，搵老人院、援助基金係社工。我話要照張肺片，我講嘅啫。我出咗紙，最後要靠放射師至照到」。他觀察到醫院護士高層對跌倒的數字（fall number）有異常的迷戀和執著，視之為評估病房質素的準則，病房環境狹迫，滿地電線，護士一對二十，唯有想盡方法，醫生也只有配合，寫上用約束衣的指示，「如最後絆倒，有麻煩的是護士，所以我最後都是一個工具，整個月都沒人跌倒，文字上的質素是好好，『跌親』有數得計，尊嚴卻無從評估」。疫情期間，探訪指引朝令夕改，醫生寫一句准許探病便可，但實際人數、時間安排都由護士處理：「於是夜晚當更，成日見到護士拎住個電話喺度嗌交，嗰時個個都同家屬嗌過交。」他感慨病人會讚美和多謝醫生，但甚少答謝一眾專職醫療人員，這群前線得到的薪金、光環和榮耀遠遜醫生。「𠵱家市民講醫生走、醫生缺人，係咪即走呢？我聽到嘅好少。其他放射師、治療師、護士，佢哋無力感比醫生更大。佢哋移晒民，唔通醫生拎部機上嚟幫你照肺片？我都唔識用。我將個事實話畀大家知，希望大家珍惜。」前線緊守崗位，忍受加班和勞損，但當局提升士氣的策略是派魚蛋燒賣和打針換湯券，同時宣布凍薪，令不少人轉行、轉私家或移民。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將過去一年全職醫生及護士流失率上升的原因指向移民，卻沒提其他去向。專科醫生尚且因培訓要「硬食」6年，但前線「本身唔係特別開心過人，出面人工高啲、工作量少啲、少啲病人，有邏輯嘅做乜唔走？」薪金更低的抽血員和健康服務助理更是長期缺人。
市民對家庭醫學科認識不足
以上種種，顯然非單靠引入海外醫生就能解決，「目前醫療上最革新就係呢件事，但二十個問題只幫到一樣」。政府提倡放寬非港人專科醫生來港工作，卻未有審視各專科的情况對症下藥，也沒有填補家庭醫學科與公共衛生的缺口。他指出社會過於崇尚專科權威，對普通科、家庭醫學科缺乏信心，而且私家專科太方便，令市民習慣甚至堅持到專科看病。「七八十年代已經有骨科、牙科等專科存在，家庭醫學科是近20年才發展，加上藥物名冊限制、人們認識不足，以致發育不良。」市民依然以為「屋企樓下嗰個」就是家庭醫生，但其實家庭醫生是基層醫療服務的第一線，很多長期病患均可在家庭醫學科跟進及覆診。此外，社區如老人院有夜間醫生駐診的話，院舍就不會似現在般神經緊張，把痰多喘氣、不肯吃飯、滿口粗口的院友統統送到醫院。范鴻齡月前提出的「截上游、放下游、中間分流」策略屬公共衛生概念，這門管理學講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不奉行one by one：「他們好自豪的，『成個社會一齊醫』，但香港對他們的尊重也不夠。」人望高處，香港的高壓環境對歐美醫生缺乏誘因，即使來香港考取牌照，也未必會投身水深火熱的內科，甚至亟待發展的家庭醫學、公共衛生。外地醫生在公立醫院的工作年期屆滿後（視不同資歷而定，5至11年不等），難保便會轉到私家醫院。
曾到過印度和英國實習的他，也算體驗過當「海外醫生」的滋味。英國問題不大，尚且要熟習當地醫生形容病徵的方法，但印度就有多種地方語言，「忙嘅時候唔會翻譯，我坐喺度得個聽字，病人走埋我都唔知咩事」。他遂負責腰椎穿刺、插喉、縫針等「手作活」。因此，他質疑海外醫生來港後能否與同事合作無間：「醫生交更，交得唔準確點算？」不是在誇耀廣東話博大精深，但他說即使廣東話流利，也未必理解到病人用字：「阿叔阿公嚟到最鍾意講『我心口有啲翳住』、『有啲揦住』、『頭赤赤』點明？『m come』係英文，但明咩？仲未計有鄉音的『譚仔姨姨』。」唯有是做麻醉、放射等不太需要溝通的崗位。
好醫生要識溝通
身為年輕醫生，他尚在摸索「保持憤怒」和冷靜處理問題的平衡。他曾經見過一個病人已試盡各種治療、藥石無靈，他站在病房中間，被家屬指着，說他是「壞醫生」，罵病房像貧民窟，詛咒他的家人，但他仍得冷靜地請家屬離開病房，搶救病人。讀醫以來他聽了不下萬次「要做個好醫生」云云，工作後卻發現好壞不是在指醫術高下，更是在與病人家屬的溝通。疫情下家屬只能寫紙仔，「每日巡房後就『歡樂滿東華』般不停打電話，很多一入院就留字條要交代病情，其實我只見到病人30秒」。所幸的是他還未去到臨界點，有時寫出來減壓，「好有壓力就好豪咁食餐4餸譚仔，加個土匪雞翼，食到『過橋』咁嘅效果！」據他觀察，許多同事包括他自己，也不視香港或醫管局為人生或事業的終點，看不到自己在這個地方會待足60年，或許將來去當無國界，「這個只是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