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執筆之時，正在趕去監獄作公務探訪，幾乎是律師之日常。內心仍消化着過去一星期的急速變化。此文或許散亂，還請見諒。
這一周所發生的事確實難以消化，尤其以近距離觀察及感受當事人處境，不禁覺得唏噓無奈。2020年六四案於周四的求情程序，於一天內結束。開始時有何俊仁有節有理道出八九年民運時北京市民如何保護香港市民，港人守護真相乃應有之義；完結前有楊森向法官稱，不為自己求饒，但願法官對同案被告憐憫，然後緩緩讀出他參與集會因由，當中包括「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楊森已是第四次被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從來是認罪不認錯；但這次因為六四，他於法庭陳情自己過去30年的堅持。民主運動前輩哽咽，無數港人同樣揪着心。
叫囂 噤聲 尊嚴 例外
同一時段，支聯會常委稱會拒絕按國安法對外國代理人的規範提交資料。高調而援引英靈的記者會，換來中聯辦等高姿態回應；翌日警察立即上門拘捕，更查封及檢取六四紀念館及貨倉物品、凍結銀行戶口資產，更要求於公司註冊處除名、強制清盤。星期五，多個月來的風聲終成現實，於監獄服刑的李卓人何俊仁，連同鄒幸彤，一同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支聯會五大綱領，一夜之間成為禁令，香港再容不下反對中共聲音。法庭上鄒代表自己，其陳詞不得報道，但市民拍手叫囂觸怒裁判官，令他高聲責問法庭尊嚴何在。
政權不再容忍民主派、支聯會，這些歷史時刻毋須再加以着墨。法庭本着對法律的忠誠，執行並詮釋惡法，為國安法設立特別法庭，為無罪假定及不自證其罪等法律原則劃出一個個例外情况。一旦被控以國安法罪名，或涉國安規格調查的罪行，被告幾乎一概被拒保釋，未審先囚。領袖被大批肅清，社會亦瀰漫着一片混亂恐懼氣氛，未知何時何地會踩踏紅線。就連法律界都未能斷言國安法沒有追溯期，僅能暫時總結經驗，只要於國安法立法後繼續活動，組織或個人於立法前的活動均會被解讀成為公然持續違反國安法的鐵證。支聯會就是個好例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何桂藍於一周前撰文探討反抗司法形式的政治打壓。她稱被告人關鍵權益是包括保存其政治及自我面貌，站着抗辯，拒絕政治妥協。鄒幸彤因國安新案無法代表何桂藍作高院保釋申請，卻更進一步活現何桂藍的政治理念。她因任職支聯會副主席被控顛覆國家，回應政治指控且作政治控訴，拒絕以法律技術言語與法庭溝通。她在稍早前專訪提到，這是選擇在法庭抗爭者身分繼續反抗。一般而言，由於被告保釋命懸一線，律師為求博取法庭釋出一線生機，眾人都小心翼翼不多加評論；在法庭迴盪的只有控方一面倒的政治說辭，偶然加上群眾即時叫喊發泄。鄒詰問這樣不就是律師及政治人物自我噤聲？
擁抱民主價值的人必然會有同樣疑問，反抗是否可能？何鄒二人嘗試積極展現的是對國安法不畏懼的姿態。他們呼籲的不止是道德勇氣，而是積極地嘗試辯論，不容讓對方輕易跨越僭越界限。鄒何二人的說法確令人有所反思；他們對所謂主流律師的控訴亦非妄語。
國安法下 律師所為何事
法律專業仍在觀望法律制度及法條的改變；若非國安法案件與訟方，根本不會親歷「例外法庭」的各樣細節。法律界的確被法律技術員的功能綑綁。但這並不全然是壞事。「反抗？」的第一步是了解，現時正缺的是對「例外法庭」與國安法的觀察。鄒家成真的是因為研讀護士課程有保釋？不批出保釋的案件是否可以加速進行？非國安控罪如何可以重回刑事而非「例外法庭」？這些例外情况如何影響原本程序？我們又如何可以總結這些經驗，並建立認知？
再者，刑事抗辯包括憲法、法條解讀與合法性抗辯，本來就是平常事，眾人在國安法下應有意識要捍衛此空間。筆者並不同意律師需要作政治宣言，甚至認為強行要求法庭直視及挑戰政治權力是自殺行為。但我絕不同意律師自行去除隱含政治意味的法律議題，或刪去捍衛權利的條文，或放棄爭奪議題的問題。
勝敗之外 抗辯仍有必要
抗辯仍有道理及策略上的必要。例如強迫提交資料是否違抗不自證其罪原則？英國案例比較寬鬆，按情况容許國家迫使市民交資料，但歐洲人權法院則較堅持公平審訊原則。普通法原則及外國多有討論，我們又是否準備在風雨間承擔起挑戰？平衡風險，考慮利弊，不等於棄守法律線，或自毁公益訴訟策略。縱然訴訟不一定有勝算，訴訟亦可有其他策略性目標，如分拆議題、獲取資訊。這些計算往往不為人所知，但律師絕對有能力多作建議。即使我們不預期可以阻止法制倒退，但做如此刑事抗辯不應遭受非議。
談及法律技術面，我們如魚得水，但我們同為小市民，有被恐懼影響。我們會擔心政治因素左右，例如申請人的政治背景或對法庭的信心，而對挑戰卻步。這數月來，不少律師被官媒點名，與抗爭者共膳亦會成為頭條。參與公會組織，或公民社會團體亦被指控有違專業。恐懼同樣令我們擔心客人的處境，務實地給予刑期計算方法，畢竟承受牢獄之苦的並不是我們。但何鄒二人正是展現恐懼是必然的，我們這個時代的責任，原來是要抗壓、無懼。
「反抗？」的困難在於形勢發展根本不是眾人控制能力之內，更沒有絕對的答案。要抵抗恐懼，考驗的是心理條件以及冷靜頭腦能否面對嚴峻的政治審判。有些人選擇低調來保存自己及團體、有些人欲以有尊嚴地抗辯，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政權掃蕩之際高調叛逆。我們沮喪之時，卻不得不認清現實，實際上無人有「反抗？」的唯一正確方法。
這些時候實考驗面對恐懼的韌度與堅持頑抗的耐性。我不販賣希望，甚至覺得有希望是危險的；但我們需要堅持各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恐懼而自我放棄策略判斷分析、或理順形勢，明顯有更大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