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舒巷城原名王深泉，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受教育於香港，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二○二一年九月十二日正是舒巷城的百年祭正日。
舒巷城上過私塾，打好傳統學問的根底，又先後讀過香港兆榮漢文學校、育才書社（Ellis Kadoorie School）及香港華仁書院。舒巷城早年居於西灣河、筲箕灣一帶。
由於香港淪陷，舒巷城不得不離港逃難，撤退到後方的廣西桂林。一九四五年開始，在駐華美軍的昆明總部、東北日僑遣送組、南京工程部等處任翻譯，歷四年。然後回到香港，擔任洋行簿記、會計、文員，在建築公司當會計兼中文秘書。一九七七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計劃。一九八六年在香港大學經濟學系，擔任張五常教授的高級助理研究員，直到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病逝。
舒巷城創作過小說、散文隨筆、舊體詩詞、新詩，相當全面，作品以小說、詩歌較具成就，以下略作回顧評說。
舒巷城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詩集《回聲集》與《都市詩鈔》。〈鯉魚門的霧〉寫於一九五○年，《太陽下山了》寫於一九六○至六一年，而《回聲集》與《都市詩鈔》主要收錄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的詩作，因此，依照發表先後的閱讀策略，實在順理成章。
一、〈鯉魚門的霧〉
及其他短篇小說
〈鯉魚門的霧〉率先證明了舒巷城的代表作品，往往帶有本土色彩，從本土的生活特色出發，舒巷城寫出了具體鮮活的香港地、香港情與香港人。
〈鯉魚門的霧〉是名作，討論文章甚多。〈鯉魚門的霧〉的一大特色，是相當抒情，可以歸類為香港的抒情小說，小說以霧為意象，由水上人（蜑家佬）梁大貴的內心世界為主，小說的抒情元素在於詩化的筆觸、時間的流逝、觸景而生情、物是而人非、沉重的記憶、意象的連貫歌聲的渲染，〈鯉魚門的霧〉並不以戲劇化的敘事為中心，恰恰反之，小說是以個人抒情為中心。〈鯉魚門的霧〉的梁大貴已是四十歲，十五年來擔當老海員，漂泊他方。十五年後，梁大貴重回筲箕灣與鯉魚門，昔日景象已經不再，故人不知何處去，尤其是對年輕的梁大貴有情有意的木群，也不知身在何方。
小說的結尾有一點點反諷，一個客家口音的老婦人問梁大貴：「老哥，去茶菓嶺的電船在哪地泊岸的？」梁大貴疑惑地答：「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剛來的……」
梁大貴明明是當地水上人，由於十五年的時間的力量，令梁大貴轉化成剛來的人。最後梁大貴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說：「我是剛來的……」而霧來了又去，去了又來，霧恰恰襯托了梁大貴不確定、看不清眼前事物、悵然若失的心理狀態。
舒巷城的短篇小說〈香港仔的月亮〉、〈喇叭〉、〈第一次〉、〈吵架〉、〈鞦韆〉、〈雪〉等等，各有優秀之處。
〈香港仔的月亮〉和〈喇叭〉都是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說。〈香港仔的月亮〉以水上人阿木嫂和少女月好為主角，貧窮的水上人處於社會邊緣，月好的爸偷了兩盒月餅被抓進差館，窮困是社會的黑暗面，而天真的月好還是涉世未深。〈喇叭〉用獨白為主，透過喇叭手白魯東的自白，道出昔日上海大舞廳的盛况，而如今在香港並未得到尊重，受歌女傲慢之氣，但白魯東跟老闆賭沙蟹輸了，只好硬着頭皮繼續工作，〈喇叭〉的突出之處，在於獨白的語氣相當生動。
〈第一次〉是舒巷城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說，這篇作品以心理刻劃為主，從澳門隻身來到香港的炳光，只需揍張先生一頓就賺到快錢。這是炳光第一次犯事，但他一路跟蹤，思前想後，面對內心的道德掙扎，還是下不了手。
〈吵架〉、〈鞦韆〉、〈雪〉是七十年代初的作品，〈吵架〉裏的中產夫妻結婚三周年，他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和百貨公司，一直貌合神離，小說的重點是夫妻已經冷淡的感情，吵架爭執，反映出無聊的中產生活，〈吵架〉是以對白架起小說內容。
〈鞦韆〉的核心人物是小女孩玉玲，媽媽帶玉玲到了阿姨工作的南灣洋房大宅，玉玲在那裏度假兩天，卻見識了階級分明的社會。〈鞦韆〉中天真小女孩與殘酷大社會的對照，令人回想起〈香港仔的月亮〉。
〈雪〉是關於移民的故事，余華與家人道別，坐飛機到英國倫敦，漂洋過海，他在飛機上沉思往事，從中我們了解到余華的平凡人生，但如今要打開新的一頁了。〈雪〉的心理描寫，沉實而簡潔。
舒巷城的小說作品，往往滲入粵語書寫元素，是自然流露於筆端，也令小說更加本土地道，但舒巷城也知曉自己的讀者未必懂得粵語，所以又抑制地運用粵語，甚至加入註釋，這也是舒巷城小說的語言特色。
二、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
《太陽下山了》是舒巷城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不斷再版，一九六一年連載於《南洋文藝》創刊號至第十期。一九六二年一月由南洋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為「南洋文藝叢書」，行銷香港、新加坡及吉隆坡、檳城各地。一九七九年，香港文學研究社重新出版，經作者校訂，為梅子主編的「海外文叢」之一。一九八四年，廣州花城出版社推出《太陽下山了》簡體版，但因為書名觸諱，改名為《港島大街的背後》。一九九九年，花千樹出版《太陽下山了》，為「舒巷城小說集」之一，二○○八年推出作者夫人王陳月明女士的重校紀念版。
《太陽下山了》以一九四七年的西灣河為故事背景，小說的主人翁是少年人林江，他的身世複雜，與養父林成富、養母梁玉銀和弟弟小松居住，他認識到一些小人物，有講古佬張七皮、小說作家張凡、包租婆三婆、鄰居李榮寬，而《太陽下山了》最動人的故事情節，是莫基仔一家的悲劇，老莫貧窮，無法籌錢給基仔開刀治盲腸炎。林江從莫基仔的一生見識了生死與貧窮的苦况。
《太陽下山了》就像一些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帶有對人道的關懷，生活打擊不斷，但調子總是比較積極而正面，而且有對小人物的同情。小說尤其出色的地方，在於生動具體的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這一點是舒巷城短篇小說的特點，但長篇小說可以有更全面的發揮，而台灣學者陳建忠在論文〈冷戰迷霧中的「鄉土」：論舒巷城一九五○、六○年代的地誌書寫〉對此也有深度發掘（論文收於《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二○一八年由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出版社）。
從香港本土的具體視點出發，《太陽下山了》中心舞台在西灣河、筲箕灣、鯉魚門、泰南街（即太寧街）一帶，相對於西灣河的簡樸的生活世界，有荃灣紗廠的工作世界（養父在外打工），灣仔的酒醉世界（張凡失意的過去），還有山邊木屋區的貧窮世界。
小說以莫基仔與養父林成富的死亡，帶來故事的尾聲，而一直埋首小說的少年人林江，也一步步成長，接受了自己沒有親生父母的身分，希望做一個寫小說的人，以張凡為模範。《太陽下山了》是舒巷城最著名的長篇小說，也是香港六十年代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的地誌書寫與人情味，令小說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
三、兩種聲音：
詩集《回聲集》
我在《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的導言，簡單概括了舒巷城詩風的變化：
「舒巷城六十年代的詩作，見於一九七○年出版之《回聲集》，詩集中出現了至少兩種聲音，一是《我的抒情詩》的浪漫主義詩風，另一是下開《都市詩鈔》的寫實主義詩風，在寫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一點個人的體驗〉中他說，『假如能夠用樸素的語言寫出較明朗的詩篇，為什麼要用華麗的詞藻砌成晦澀的寶塔呢？……不要迷失於晦澀的寶塔中，這是我對自己的警告，也是我對遠道來信（年輕朋友的來信）的回答。』
相對於一般的香港現代主義詩歌，舒巷城的詩作毫不晦澀，且遠離晦澀，轉向明朗，是他致力的創作方向。事實上他不單在創作上傾向明朗，同時也在題材選取上面向香港都市的社會實况，於是舒巷城的詩歌創作更具寫實主義的色彩。」
舒巷城第一本詩集《我的抒情詩》，原本在一九六五年由伴侶雜誌社出版，當中的詩作，屬浪漫主義詩風，大多恐怕不耐細味。第二本詩集《回聲集》在一九七○年由中流出版社出版，當中有一些佳作，例如《標本和長頸鹿》寫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似是影射港英政府：
一
昨天，在長頸鹿的花園裏
有盛滿鮮血的酒杯。
那些穿插於花間
獻媚的孔雀型蝴蝶
和喝醉了的硫磺色蝴蝶
今天，在歷史的陳列室中
成了醜惡的標本。
二
「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
而逃跑時
長頸鹿跑得最快。
一九六八年的《街》也是有力的批判現實之作，內容十分直白，也帶着沉痛的悲哀：
酒吧吐出
一片片割肉的音樂
（這兒從前沒有酒吧）
他經過一家
和舞院並肩而立的學校時
雨落下來了
這條街──
他父親和母親結婚的地方
他的童年在這兒埋葬
許多年以後，今天
他走在他出生的街上
卻沒有簷可以避雨
而這時在街角的那邊
一家吸血的當舖
向他張開手臂
《回聲集》最有力的是四行詩《書枱》，詩作雖短但力度夠大：
我沒見過
屈膝的書枱，
雖然我見過
屈膝的讀書人。
四、批判現實：
詩集《都市詩鈔》
舒巷城第三本詩集《都市詩鈔》，在一九七三年由七十年代月刊社出版，四行詩《繁華》，同樣有力，其實，舒巷城批判現實的詩作，同樣不耐細味，但偶有這些如匕首的短詩，點到即止，反倒比較長篇幅的詩作更具力量：
「羊毛出在羊身上」
繁華是一把金剪刀
它不會錯過
即使你傷口上的一根羊毛
《提防》也有相似的批判效果，也側面反映了六七十年代之間，香港的都市化，治安問題叢生，令香港都市人的大眾心理也難免產生變化：
那不安全的四季
已使人變得鐵石心腸
於是在狹窄的電梯間
在曲折的樓梯上
我們相遇卻互相提防
相對於《我的抒情詩》、《回聲集》和《都市詩鈔》三本已結集的詩集，舒巷城生前未結集的詩作，收於《長街短笛》一書，其中的詩作或更勝於上述三本詩集中的作品，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後期之作，部分有一股洗盡鉛華的平靜。
五、總結：愛之深，責之切
台灣學者陳建忠在論文〈冷戰迷霧中的「鄉土」：論舒巷城一九五○、六○年代的地誌書寫〉的結語道：
「舒巷城文學的意義，正在於默默持守香港作為『家園』的基本價值。當意識形態話語在一九五○、六○冷戰氛圍中滿天亂飛之際，舒巷城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識便像是定風石與引路旗，讓追隨者可以順着來路知道自己的身世。於是乎，讀者才能在每一次閱讀舒巷城小說時，一再確認家園香港的容顏，也就是確認故鄉的恆在，此在！」
陳建忠以舒巷城的小說作品說明了鄉土之愛與鄉土之思，論文的一番話教我沉吟再三，但結合舒巷城的小說與詩兩方面的創作看來，舒巷城的本土生活感受，難免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的左派作家詩人形象，相當分明。
對於香港本土，上述的舒巷城小說〈鯉魚門的霧〉和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確是「愛之深」，至於詩集《回聲集》與《都市詩鈔》的作品，批判社會現實，實在是「責之切」。只有深愛香港，才可寫出生動具體的地誌書寫，昔日鯉魚門霧景、西灣河一帶，如在面前，只有明白如此的愛，我們多少明白舒巷城的詩集為何充滿譴責與不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