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學年開始，學生重回課室，翻開一本本厚重的中文、英文、歷史新課本，跟着黑板上的指示抄抄寫寫。今天通識科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但消失的科目豈止通識，其實香港曾經有尺牘（實用文格式）、自然科、社會科、健康教育科……你可見過八股文、全日文寫成的教科書？今天我們也來上一堂歷史課，看看清末、日佔時期，到1970年代的學生讀什麼舊課本，由課本內容、插圖上的演變，學習香港歷史。
收藏者：讓不可見的變可見
在旺角上海街銀之冰室外的走廊，一排玻璃櫃展示的不是餐牌、食物模型，而是舊香港的玩具、課本，連餐桌也預留櫃桶擺放四五本舊課本，讓食客透過桌上玻璃欣賞展品。餐廳東主鍾燕齊是策展人，設計餐廳時便打算讓冰室同時成為展覽場地。他對兒童文化深感興趣，自1985年開始收藏玩具、文具、課本，冰室現在舉辦的「走入課本裏的時空門」展覽，展出的正是其課本藏品的冰山一角：「我當展覽展出的有300本，都只是我所有藏品的十分之一。」
他收藏的舊課本橫跨清初至1970年代，遠至1900年代的三字經，有百多年歷史的課本紙張雖然發黃，但字迹、繪圖仍十分清晰，想必非常罕有難找？「唔難，而家更加唔難，因為有互聯網。」鍾燕齊收藏約百多本清末課本，民初課本估計也上千本，但他形容自己收藏舊物的心態隨緣，不會特意去找，緣分來了就會見到，但他的原則是不網購，所有書都要來自香港。課本以3個途徑來到他手上，一是他人捐贈，他說每天都有人捐書；二是去舊書店，「以前旺角上海街有一個叫何老大，好出名，他有間地舖，由戰後開始賣書，他的書堆積如山」，在何老大結業前，他常爬進書山尋寶；三是去荒廢學校、舊樓，看看人去樓空的廢墟中有沒有留下來的物品。
這些穿梭百年時空的舊課本，也隨香港歷史變遷，他今年出書《課本物語》，介紹每個年代教科書的內容特色、印刷方式、科目等等。除了課本圖片種類豐富吸引，歷史知識也非常詳盡紮實：「我覺得如果課本，它是灌輸知識的工具，如果我要出書，我無理由只放圖。」雖然書是3年前動筆寫，但他從1994年就開始做課本和教育制度的歷史研究，源於同年他舉辦的展覽「乖．唔乖」，比較當時的課本和漫畫的插圖。他發現漫畫的圖像能夠呈現社會實况，例如衣服、交通工具、住屋，「但從細到大，我回看我的課本，為什麼課本裏面一定是住番樓養番狗，有圓形噴水池，泊滿私家車，但我自己住緊木屋區，我身邊所有人都是住木屋區」。
課本不止為兒童提供基本教育，還隱藏這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和時代背景，他希望藉課本講文字和插圖背後的歷史，「visible我們看到有文字，但背後還有invisible的東西，我想將invisible的變成visible」。
清末民初：西化求變 「提讀書人看新聞」
鍾燕齊說自己的收藏品中，最年代久遠的是宋代教科書，但展出書本卻由清末民初開始，「為什麼要由清朝開始講，因為是中國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年代，清末民初」。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難當前知識分子求變，提倡引入西方思想，其中之一將教育普及化，出現新式學堂，分小學、中學，由從日本、美國等地回流的留學生編撰教材，教授英文、科學等變法內容。雖然當時香港已租借給英國，但當時私塾仍會採用內地課本，所以課本得以流入香港。他留意到當時的課本由出版社印刷，有教育署審批，代表已建立教育制度和規範，「以前的教科書好散亂，一個人編撰，然後自己搵人印，沒有一個系統審批教科書，當你有一個系統和專才審批教科書的時候，這個教育就是標準教育」。
百年來，他認為民初反而是最好的教育制度，因為能夠將西方思想融會貫通，不是硬生生搬字過紙，例如1901年的《改良繪圖四字書》中提到讀書人要多看新聞，農夫要學懂撒種分秧，職業無分貴賤，民初改編明代的《幼學瓊林》，刪去不合時宜內容，增補文明婚姻等知識，又加上中英對照，亦開始有標點符號。但他也笑說，「最早期的線裝書，字只有4 point（讀者你現在看的文字大小是10 point），點解以前啲人冇近視嘅？」跟現在的比A4紙還大的童書繪本比，民初的幼兒課本比手提電話還要小，也源於當時社會資源較少。
日佔：強制學日文 課本談日軍「功績」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開始3年8個月的日佔時期，這段日子的課本最大特色就是全日文。當時香港學校轉用日本運來的日文課本，還設立香港市民圖書館，收錄大量日本課本、課外讀物及日本教材習作，每星期須教授日語4小時以上，不得教授英語和漢語，目的是去英化，「日本一接管香港就去殖化，去英殖化，所有街名要改為日文名，百貨公司改日本名，半島酒店都要改名」。鍾燕齊訪問過經歷過日佔時期的老人家，當時日本政府大力推動香港市民學習日文，有市民可能因為聽不懂日文「截查」的命令，或沒有向日軍敬禮、不懂說日文而當街被殺，其中一位老人家還保留一張當年修畢日語的證書，他憶述當時學日文很嚴苛，但講得比較好或者流利的話可以獲發更多糧食，課堂書本記述日本攻略新加坡的「豐功偉績」，學生看完要大力、熱情地鼓掌，不然會捱打。
他觀察到日佔時期的所有印刷品都印有特別紅色印章，再比對課本的出版年份，發現日本送到香港的課本都是10年前的「過時」課本，「在殖民地時期，我們得到的教育不是最好，為什麼，我們殖民㗎嘛，要易於管治，他為什麼要把最好的東西給你」。同樣狀况也出現在英國管治香港初期。
英殖：洋裝課本「離地」 暴動後添本土元素
開埠初期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私塾、中小學採用內地民初的中文課本，但英語課本則直接由英國輸入，沒有特別為香港tailor-made，內容跟本地生活背景不配合，鍾燕齊發現這批課本同樣是殖民者10年前的課本，所以插圖會出現頭戴蝴蝶結、穿小洋裝的西方小孩吃餅乾等。課本除了來自英國，還來自其他英國殖民地，例如新加坡，從插圖中的南洋生活可見，「因為新加坡更加早被英國殖民，他們也講英文」。
直到1960、70年代，英國政府才為香港特地編製教材，在課本中加入更多香港本地元素，「因為1950、60年代時，香港經歷過好多次大型暴動，直接影響英國的管治威信」。意識到香港基層對福利的不滿，英國政府加強懷柔措施，在課本中也加入對香港社會未來願景的美好想像，讓香港人有歸屬感，例如大型基建將落成、本地工業發展等，同時加強職業訓練，「原來10年後，我們輕工業可以咁咁咁，我們有個轉口港，所以我需要好大量的乜乜人才」。
1960至80年代，香港工業發展蓬勃，多間工業學校設立，市面也出現各種職業導向的教科書，例如教授職業英語、園藝、計算機、紡織機操作等，「英國政府forecast到香港是輕工業發展的地方，所以教育要大量worker，就要透過一大批職業訓練學校，培訓不同的專才」。
90年代後課本——謝絕
揭過百年課本，也見證百年來香港教育制度的改變，鍾燕齊說自己不收藏90年代後的課本，因為現在的教育制度已經僵化，無教育改革可言，也沒有值得收藏的地方。雖然現在的教育制度常為人詬病，但從清末到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曾經有過希望、光輝嗎？「沒有」，他毫不留情地說，「好簡單，中學考美術科，永遠都是考幾樣嘢，但我畫得似，不代表我是一個藝術家」。
「發揮到每一個人的潛質，有不同創意，才是一個好的教育」，他認為正統教育制度的好處是人人有書讀，有教無類，但做到有教無類之後，還要講求因材施教，因應每個小朋友的特質、潛能，設計特定的教學方法、練習教材、評核方式等，「但要去到什麼年齡做因材施教呢？係咪大學呢？too late」。他曾經留學日本，亦受台灣教育局邀請到當地小學參與創意教育改革，駐校一星期，學校放手讓他全權決定授課方式和內容。他跟小學生以生活和大自然材料，創作有關傳統歷史和想像未來的作品，「台灣意識到要在教育體制改變，幾時開始做？是高小開始做，而不是中學，更加不是大學」。
鍾燕齊繼續想像，課本未來或者不再是最好的教學工具，他舉芬蘭的體驗式教學作例，「他set一個super market，你所有人代入這個實體空間，你是一個收銀員，收銀員也要學習數學，要計數」。小朋友可以扮演消防員、收銀員，從生活中體驗實用知識，而不是單靠死背書，背完（a+b）二次方=a2+2ab+b2後不知所云，踏足社會後就把所有formula還給老師，「芬蘭不是無教科書，只不過他體驗完之後，再看教科書，就知道『啊點解我頭先要做呢樣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