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回帶到半年前，4月初。當時蘋果、教協、支聯會仍在，職工盟也未要面臨解散。
1953古巴 vs. 2021香港
4月7日中午，李卓人和包括我在內的幾個人談工運往事。那天早上他為8．18流水式集會案上庭應訊，來到的時候，他笑說，法官不讓他讀出自白書，不過很多傳媒已報道了他自白書中「歷史將宣判我們無罪」這句話，但是有人提他卡斯特羅幾十年前也說了相同的話。是呢，不過不同的是，卡斯特羅是武裝革命失敗被捕的，1953年的古巴法庭仍容許他自行發表四個多小時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自辯，造就了歷史有名的演說；而2021年李卓人因為和平集會被控，雖然他的自白書只有幾百個字，正常語速幾分鐘就可讀完，香港法庭卻表明就算他即時解僱律師，都不會給他機會自我陳詞，只容許律師代讀。不過，比起那些什麼斬人者有高尚情操之類的判詞，這自然不算什麼。歷史都會記着，來日再判。
當日我們談的是歷史，但免不了扯到時勢。阿人是一貫的樂觀，他說工盟成立時只有4、5個職員，發展到現在規模包括再培訓工作有約200人，對應形勢可以調整，多人有多人的做法，少人也有少人的做法，只要有人有心就可以做，我問，如果幾多幾少人都不能再做呢，他又很陽光的笑着說，應該仲可以撐住，蘋果都仲喺度，最緊要有有心人。
幾個月已經滄海桑田。蘋果不在，很多機構也不在了，有心人仍很多，撐不住的也愈來愈多。總覺得這一年來時間被巨大的力量壓縮了，每次看新聞，我的胸口也總是緊緊的，呼吸不暢，淚點也低。上星期立場新聞報道，今年1月以來，已有至少49個組織宣布解散停運。幾十年點滴累積成形的公民社會，眨眼間極速崩塌。在工盟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的記者會上，一直掙扎撐住的有心人一個個在鏡頭前努力不讓情緒漰堤，看直播的人比較幸運，不用忍。或許我們應該慶幸自己仍然會哭，仍然可以在淚水中感受到良知的召喚，仍然可以無愧地唱《問我》，仍然堅持撐住做真的我。
歷史是飄忽而弔詭的
當日與我一起和阿人談的人中，有兩個在中大畢業不久的青年朋友，他們都曾在學生報上莊。我問他們，以前中大學生報有一個專欄，叫「史忽詭」，不知是否仍在，他們乍聽以為是我說屎忽鬼，我解釋這其實是取意歷史是飄忽而弔詭的。青年朋友說，這個專欄應該已消失很久，他們沒有聽過。我聽了覺得婉惜，當年這個專欄的怪調評論曾經引起過不少波瀾，激發過一些精彩的爭論，不過一轉念，生住異滅，成住壞空，本來就無常，存在過的，總會留痕，起碼，經歷過的人如我，仍然記得。
這兩個青年朋友中，有一個說她在前幾個月參加了蒙兆達在工盟主持的幾場讀書會，讀的是Living in Truth（活在真實中），是哈維爾面對極權時的人生修煉。不期然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在國是學會中也有討論過哈維爾，有次在國是開會，有人提起一首歌，是唐吉訶德的自白歌The Impossible Dream，蒙兆達很喜歡歌詞，當時大家都覺得，那不就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力擋風車的吉訶德先生。後來我短暫地在工盟的外圍待過，發現工盟裏面，擁抱理想主義的傻人還真有一堆。當中自然也有很多路線爭論、人為紛爭，我自己也是在一些內部風雨中離開的，但我畢竟是太外圍了，可能因為距離產生美，我總是只記得工盟在大大小小勞工權益爭取上如何義無反顧地實踐公義。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宣布了啟動解散程序不久，工盟也同時籌辦30周年活動，有比較接近工盟的朋友私下質疑是不是該在這時候分散力量去辦周年活動，我回覆說，是要用最後一口氣說自己的故事吧，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Dylan Thomas詩句），何况根本不是good night，友人仍然繼續嚴詞批判，亦自有對運動深刻的反思。不過，這些不損工盟一向以工人權益為先、從不向政權獻媚的骨氣，對得起「團結、尊嚴、民主、公義」這八個字。
前日看到新聞，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和許寶強不被嶺南大學續約。我想起大約是2000年代初，我和朋友到嶺南大學參與學生活動，一起唱工運歌曲，也唱了在勞工組織抗爭中常唱的《愛的征戰》，原曲來自南韓戒嚴時期，是紀念在爭取民主運動中犧牲的工運青年。在討論時，許寶強說，歌詞唱「此生縱使不可見，願他朝有後繼者」，又有「成仁見青史」，喺香港爭取勞工權益，洗唔使咁慘，會唔會令人難有共鳴？當時我們不知怎麼回答他，現在我想許寶強也不會再問吧。歷史果然是飄忽而弔詭的。
化了灰仍在組織工人
或者，歷史可以更飄忽、更弔詭？20世紀初的美國工運歌手Joe Hill在1915年被政權槍殺前留下的遺言是「Don't waste any time in mourning, organize!」。Joe Hill的骨灰被分成600份，如他所願被寄往美國各地工會，由工會舉行悼念活動把骨灰撒向風中，激勵各地工人繼續爭取權益。直到1980年代一個歷史學者發現，原來其中有一包骨灰被國家郵政署以「有顛覆性」為由扣起，一直被藏在國家檔案中。美國工會跟政府交涉，於1988年取回骨灰，放了其中一些被撒在紀念被政權殺害的工人的紀念碑上，繼續鼓勵各地有心人。可以說，Joe Hill死了已有100年，但仍然在組織工人。Joe Hill最後寫的一首詩其中有幾句：
My body? – Oh! – if I could choose
I would to ashes it reduce
And let the merry breezes blow
My dust to where some flowers grow
Perhaps some fading flower then
would come to life and bloom again.
政權成功殺死了Joe Hill，但是Joe Hill就算化了灰，他都仍在各地滋養開花。到底歷史是讓人哭，還是讓人笑？
願平安
在香港的勞工運動中，工盟可以說是大台，沒有了大台，仍可以有勞工運動。香港的自主工運早於60、70年代已經萌芽，在工盟1990年誕生前就已經存在，無疑工盟的誕生是壯大了本地獨立自主的工運，但是沒有了工盟，也不等於自主工運就畫上句號。然而這樣說，也許實在是太天真了，把各個工會可能承受的壓力說得太輕巧。政權深明唯物史觀，明白歷史不以人的主觀意志所轉移，但可被集體力量所左右。勞工運動就是靠團結，一起改寫工人命運，而極權就是要把人們個體化、原子化，不容許團結力量。或者我們都要準備有一天，沒有了組織的形式，要以一個個單獨個人的身分，去繼續勞工權益的事業，繼續滋養，等待開花，等待滴水穿石。
前陣子，我和一個年過70、退而不休的工運老前輩見面，他小時候是日做十幾小時的童工，後來又不幸成為工業意外死者家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參與香港勞工運動。他見證工盟成立，後來一直在沒有獨立自主工運的內地協助職業病工人，今年3、4月時，社會上很多人仍不敢打防新冠病毒疫苗，他是第一批去打的長者，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急，他說因為他隨時準備一通關就要回去內地，協助有需要的工友。對着現在的形勢，他說：「冇咗大台，冇咗團體，就be water，總有嘢可以做到，同有需要幫助嘅工人一齊，係我要做嘅事，點樣形式都好，我做，內心就平安」。香港可能立即就要面對不再有獨立自主的工運，但只要有心，總可以找到心之所安。這位老前輩又囑咐我，要做內心想做的事，怎樣都好，要平安。
歷史到底可以有幾飄忽，幾弔詭，歷史到底是不是任人妝扮的小姑娘，這些還都要看有多少有心人繼續掙扎，繼續做內心想做的事。各位有心人，不管您在哪裏，在做什麼，願您們都平安。
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