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茹國烈是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有說他是「開山鼻祖」，也是西九嘜頭。戲曲中心和自由空間於2019年先後開幕，他於同年離任，外界多有揣測，他也三緘其口。同年，他靜悄悄到了英國修讀不重文化藝術的城市研究，方才發現沒有文化，社會大可如常運作，「如果文化藝術是我過往的氧氣，我就去到不需吸氧氣的地方」。伏櫪一年後壯心不已，他回到這個「好鍾意揼（粵音dam2）嘢嘅城市」，把他反覆推敲得出的BEAM理論，套用在文化政策甚至素食餐肉之中。
年過半百讀學位 放下工作歐遊
他在53歲辭任，飛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碩士，這並非倉卒決定：「我22歲出來工作，前半生都做行政和管理，做到第30年就開始計劃，如休息想做什麼，我想去哪裏。」他自1988年修畢香港理工學院高級文憑後便踏入職場，沒有讀過任何學位。說起自己一直待在香港，終於第一次出國留學、一個人獨佔公寓、獨自到訪14個從未踏足的歐洲城市，仍喜不自勝：「讀書與否不是太重要，若不讀書我都會自己玩一年，剛好這個課程讓我可以去旅行。」這樣拋下香港的家人和工作，身邊人竟沒有微言或阻撓，反而認同他值得好好休息，「大家都覺得做咗咁耐嘢，西九工作壓力好大、好繁重，開戲曲中心爆炸咁滯」。
連開兩個表演場地，他說戲曲中心最「甘」，因生第一胎總是萬眾期待，但他們只是新手，同事大多由文化節目、藝術節出身，較少營運場地經驗。箇中前因是香港多數藝術場地由康文署管理，屬公務員系統，流失率低，外界較難覓得相關人才。「找人好困難，需要一段時間培養，所以西九是歷史性的，想在康文署系統外做另一套頂級場地，營運方法也跟它不同。」兩個場地像他的親生嬰孩，「唔會生到一半交畀人」，開幕後始覺得責任完結、功成身退，沒想過把它們「撫養成人」：「湊大係好長嘅承擔（commitment），我問自己會否留多10年湊大佢，又未必想。」他在香港藝術中心早有13年的場地營運經驗，雖然規模不同西九，但留下的誘因不大，倒不如出去見識新事物。他申請18個月的兼職碩士課程，平均兩個月才上一星期密集課堂，其餘時間四出遊玩，每個城市待兩三天至一星期，「要不是疫情，我會上年7月才回來，起碼去到廿個城市，就不枉此生。再花半年時間到亞洲城市，這樣便完整」。因疫情肆虐，他去年提早在3月返港，旅遊大計中斷，他樂觀以對：「完全唔可惜，好在早去，如果遲一年至做呢個決定，根本𠵱家都唔會開始，離開唔到仲戇居。」
世界運作可以無文化？
西九的崗位令他關注城市：「過去9年好多時做規劃、起樓，見地盤多過見觀眾。」他憶起2010年加入時，西九尚是爛地一塊，心知不會在四五年間就有場地讓他做節目。開初兩年他經常與城市規劃師、建築師碰面，由發泡膠模型開始，規劃這40公頃的用地，他感到陌生卻雀躍，「我好鍾意入地盤，起樓喎，唔係個個搞藝術都有機會起樓，一生只有一個機會」。以往他負責管理場地、藝術資助，想着如何幫助藝術家，利用手上資源，確保有優質的演出、藝術品和展覽，西九使他換了立場和角度，「藝術對城市有什麼幫助？城市需要什麼文化？而不僅是令藝術家開心、有藝術品」。他的眼光不再落在個別展覽或演出，而在想城市與文化的關係，視西九為基本建設，「是否有場地就令城市文化起來？」
城市研究的課程沒有交出明確答案，它從經濟、環境、社會三大範疇審視現代城市，「多少由政府或市長嘅角度睇城市，文化喺呢個課程唔存在」。學生只討論人口、房屋、交通、貧富懸殊……與文化沾不上邊。在社會範疇雖略有提及，但只是消解分歧，達至社會和諧的手段。環視各地政府，若能像南韓般，把1%政府預算用於文化發展已經不錯，故他說課程其實符合實情：「印證我做多年文化藝術的經驗，在政府議程上不是首要。」同學有波蘭華沙副市長、巴西某城前市長、國際救援人員、地產發展商和政策顧問等，他是唯一的文化人，「突然覺得呢個世界運作，原來可以無文化藝術喺裏面」。他在文化圈浸淫30年，日濡月染，這次真正離開，「我覺得耳目一新（refreshing），突然無咗你嘅領域，世界唔係咁樣睇」。像多戴了一副眼鏡，飛上5萬呎高空看整個版圖。
香港「鍾意揼嘢」拋卻歷史
不過，歐洲城市的文化底蘊仍帶給他各種啟發，例如在伊斯坦堡餐廳吃飯中途，有個侍應問他：「樓下有個古蹟，你要看嗎？」說罷就領他到地窖，打開鐵閘，讓他看君士坦丁堡時期的王宮。原來考古部門挖掘半路不夠資金，就先上鎖，讓侍應看守。「好震撼，食食吓飯樓下有個千幾年遺址。」另一次到訪羅馬的地下博物館，最底層的遺址已二千多年，上一層則千多年，他揣想地面的遊客中心和禮品店是現代建築，想不到是屬於文藝復興時代。相比之下，香港人從小就學「香港地少人多」、土地珍貴，習慣拆卸重建，形成「好鍾意揼嘢嘅城市」，同時拋卻歷史。「文化是歷史一層層加上去，累積出來，肯保留和挖掘的城市，意義是不同的。」城市歷史動輒延續千年，比國家更長久，超越政權更迭；歷史也不等於是包袱，像以色列便是科技創新基地。而文化可構成城市的身分定位，缺少文化便成了失憶老人。他在旅途思索「如何令城市有韻味？有特色、個性？」，想到把城市文化歸納為四個元素：信念和價值觀（Belief and Value）、日常生活風格（Everyday Lifestyle）、藝術和創造（Arts and Creation）、記憶（Memories），簡稱為BEAM（見圖）。「我以前31年的工作，只佔四分之一（藝術）而已。」
西九缺社區 思考連結油尖旺
土地空間有限，大家邁向全面記錄的網絡世代，虛擬世界已無所不包，似乎毋須執著有形遺產，但他說這不能取代實體：「你睇吓金字塔就知，我唔覺得三千年之後仲睇到某個網站。人類死晒建築仲喺度。」訪問前兩天他到過M+參觀，評價這巨型、國際級的空間等同砌上最後一塊積木：「香港在藝術博覽、拍賣、藝術節都擔當國際藝術樞紐角色，但一向缺少相應的建築，加上它便好齊全，坐得好穩。」藏品代表城市記憶，而博物館建築也會融入城市景觀，變成人們記憶一部分，由此建構文化。大家企望開幕，想進內一探究竟，他說不必急於蓋棺論定，「我去完歐洲後，看事物的尺度不同了，你總要讓時間做它的工作，需要醞釀、發酵」。藝術公園每逢假日人山人海，但他說時間仍不夠長，「文化應該用長一點的尺度來看。未真正見到它的文化效應，開幕後10年才見到。從城市年齡來說很年輕」。就目前看來，他覺得人潮得益於疫情和切合生活步伐，難得有個在海邊又沒有欄杆的市區公園，符合野餐、搭帳篷的潮流，劇場也不在高樓鬧市，而是草坪之間。「規劃時覺得公園餐廳死硬啦，點會有人咁遠去到呢，又曬又要專登開車，諗住佢哋都係送死，𠵱家周末基本都爆硬。」
公園設計希望讓遊人在不同角落觀賞表演，即使沒演出也可到留白Livehouse聽音樂。他最享受夜晚坐在留白對出的草坡，喝着啤酒聽免費音樂。餐廳食客、站在室外吧枱的酒客、坐在小草地的遊人形成一圈圈：「其實聽得一清二楚，有距離感又不太遠。好喜歡這個文化氛圍，與日常生活結合。」他預料M+開幕後人流會湧進公園，屆時更水泄不通。相較之下，戲曲中心同屬文化區項目，卻未受惠於人流，亦不像公園般融入市民生活，顯得伶仃。他解釋這是預期之內，「原本規劃早知道它會單打獨鬥一段長時間，因中間未駁通，它反而要跟佐敦連成一體」。他指西九的缺失是欠缺社區，要涵蓋油尖旺一帶才算完整的文化區，「旺還旺，都係好似主題公園、活動空間」。西九形如半島，三面環水，與腹地有段距離，也沒有可步行街區連接，「始終是規劃時一個遺憾」。他認為西九未來一大課題，是如何與附近社區連接，而不僅是「駕車階級」的公園。這觀點似與旅發局近來的計劃相合，但他未有細看，不作評論。
贊成設文化局 民間發展處成熟期
目前西九文化區由民政局管轄，有傳言若文化局成立，便會轉歸其監管。對於成立文化局，他明確回答贊成。他舉英國的數碼文化傳媒及體育部、南韓的文化體育觀光部、澳門的文化局為例，創意產業與藝術文化都放在一起，國際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般按賺錢與否，而非文化邏輯來劃分藝術文化項目：藝術博覽屬商經局、博物館屬民政局、古蹟屬發展局，「同樣歸在文化局會沒那麼精神分裂」。輿論擔心文化局成立後會箝制藝文發展，甚或改變西九過往相對自由的面貌，他則看得踏實：「𠵱家咩都干涉，唔關佢落邊個局事。老實講，香港呢個氣氛係咪都管，管係預咗，不如結合又何妨？符合國際慣例，歸一個局管好合理。」到西九任職前，他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和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等要職，想必成文化局招攬對象。「我無乜興趣喎，我有興趣做教育、研究多啲。」他樂見文化局成立，但從生涯規劃來看，自己就不會回到管理崗位，現階段專注創造和傳播知識。
至於民間，他相信現時是文化發展的成熟期，「連配水庫都留得到，本身諗住拆嘛。我覺得城市轉變中」。小型書店像七份一、一拳、見山、hiding place等冒起的現象，也屬文化成熟的表徵，顯示大家向社區深化，欣賞「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和日常生活；結合展覽、餐飲、講座、雜貨等的書店也體現了文化場所的意涵，經營模式包含了他所說的四大元素。他想這趨勢不是營商考慮，而是應用文化環環相扣的道理。他從BEAM看城市文化，由書店、博物館、戲棚、基督教到新餐肉、志蓮淨苑等皆信手拈來。這套理論也「可大可小」，若縮小範圍觀察，每區的文化深度都有差異，尤其是香港更加明顯。國際間一般以5萬人口以上來界定城市，而截至2020年，觀塘和深水埗人口分別為約68萬及約43萬，規模已可自成兩座城市。像他長大的觀塘，就曾是典型工業區，家人在工廠打工，自己的暑期工也是剪牛仔褲頭、將衣服入袋入箱，社區居民多是住宿舍的工人，文化底蘊便不及中上環來得深厚。他的畢業論文把BEAM變成文化指標，比較18區的文化發展程度，目前在增補數據。
他自去年11月至今已主講了34場講座，即使聽眾只有十多人也出席，甚至主動邀約。開始時他不抱信心：「不是大張旗鼓的，有些我主動約，問『我有套這樣的理論，你有無興趣讓我去講？』」之後才擴及中學、大學、藝團等，每次用不同例子，「好似練完一套拳，與不同人練習交手，自己升級」。今年6月，他應香港藝術中心邀請，出任藝術學院院長。驀然回望，他創立藝術學院至今已事隔20年，那時計劃不獲看好，「大家覺得（理念）重要，但要自負盈虧，未必能生存」。由第一屆約20個學生，到後來畢業生回來執教，至今每屆已有約200人畢業。「（我）向來都是做當代藝術的，我感覺像回老家、homecoming。」從高空5萬呎回到地面，站到畫布前欣賞學生的畢業作，聽他們解說理念。兩副眼鏡，宏觀與微觀，一脈相通。疫情令很多人生活停滯，但他這兩年活得比過往精彩圓滿，他說都是前半生點滴累積，才有這「主動轉變之年」。一如文化「要望返轉頭，加堅持咁做至見到」，在他身上，也見到時間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