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阿卜杜勒拉薩克．古納，消息一出，華文文學世界一片黑人問號，不禁問：他是誰？我也同意古納得獎是爆大冷，但空穴來風，畢竟，非裔或黑人作家長期與諾獎無緣，實在不合情理。過去10幾年，尼日利亞小說家阿切貝（Chinua Achebe）和肯尼亞作家恩古吉（Ngũgĩ wa Thiong'o），都一度被視為熱門，但都沒有跑出，而阿切貝更已在2013年去世了。早在1991年得獎的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以及2003年的文學獎得主庫切（J. M. Coetzee），都是來自南非，而且都是白人。換言之，從古納往前追溯，對上一次由非裔黑人作家得獎，已是1986年的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而索因卡、戈迪默、庫切、古納4人都是英語作家。
英國移民小說作家
古納的長篇小說作品並未有中譯本，華文文學界對古納的作品，尚未有相當深入的研究，遑論普及介紹，對他的認識自然不算多。然而，古納是非裔英語作家或英國移民作家，我手邊的相關英文研究材料就不少，其中2005年出版的《當代英國小說》（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分為寫實主義（Realism）、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女性主義（Femin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四大部分，古納、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莎娣史密夫（Zadie Smith）等同屬後殖民主義部分。本文許多論點來自這本書，以及《跨世界寫作》（Writing across worlds）一書中，評論人娜斯達（Susheila Nasta）與古納的對談，特此道明。
在過去，文學界對於古納的一般認知，主要基於他第四部小說作品《樂園》（Paradise），因為此書曾入圍布克獎決選（Booker Prize）。另一方面就是古納的學者身分，尤其是他研究英國印度裔作家魯西迪，編輯了《劍橋大學魯西迪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lman Rushdie，2007）一書。
眾所皆知，「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中，兩人已奪諾獎，分別是生於千里達的印度裔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以及日本裔的石黑一雄，而魯西迪並無奪獎，反倒是研究魯西迪，比魯西迪年輕一歲的古納勝出。瑞典學院的授獎詞中指出，古納「對於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處於文化與大陸鴻溝之間的難民命運，表現出毫不妥協與富於同情的洞察」（for his uncompromising and compassionate penet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lonialism and the fate of the refugee in the gulf between cultures and continents）。
古納的經歷與早期小說
古納生於1948年，也是英國文壇移民作家。古納出生於桑給巴爾蘇丹國（Sultanate of Zanzibar，1856年成立，1964年敗亡），過去當地一直受阿拉伯半島的阿曼掌控，19世紀末，隨着英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擴展，向東非殖民，英國控制了桑給巴爾，當地成為英屬保護國，1963年底一度短暫成為主權國家，但1964年桑給巴爾革命之後，蘇丹國就被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取代，不久再與坦噶尼喀（Tanganyika）合併成坦桑尼亞（Tanzania）。
古納的祖上屬於桑給巴爾蘇丹國的精英階層，桑給巴爾革命結束了阿拉伯人的統治地位，權力轉移到非裔左翼分子。由於古納的背景，他在1968年流亡至英國，1982年成為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博士，他一直在肯特大學英文系執教，直至退休。
古納的第一部小說《離開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1987）帶有一點自傳色彩，也是他一貫的移民者離鄉別井、失去家園的故事，也注目於流離失所、旅程、昔日記憶等常用主題。小說中的年輕人哈桑奧馬爾（Hassan Omar）一家十分貧窮，桑給巴爾革命後，黑人專制政權管治當地。哈桑有好成績，但無法升讀大學，他一度投靠內羅比的富有叔叔，希望得到他應得的家族遺產，但最終哈桑成為船員，在運載貧困移民者的船上工作。
古納的第二部小說《朝聖之路》（Pilgrims Way，1988）繼續刻劃移民者的生活，主角總是面對昔日的陰影，同樣是由於桑給巴爾的革命而離家。陶德（Daud）來到英國，處於困境，在想像中尋求一點慰藉，小說被視為古納筆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
成名作《樂園》：轉變及調節
《樂園》是古納的成名作，小說的時間焦點為1890至1914年之間，換言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東非，當地阿拉伯商旅的勢力還是巨大。男孩尤索夫（Yusuf）出生於當地，他的父親經營旅館，由於欠錢，尤索夫被典當，要為富有而有權勢的阿拉伯商人阿齊茲（Aziz）工作，擔任僕人。尤索夫追隨阿齊茲，前往中非和其他地方做生意。《樂園》中刻劃了阿拉伯的擴張力量，但英國和德國的歐洲帝國殖民主義也來臨，隨着一次大戰爆發，而尤索夫的父母已經去世，尤索夫被德國軍隊強行徵召當兵，對付英軍。
《樂園》是尤索夫的成長故事，他沒有實在的家園，也無法追憶往昔，小說刻劃出政治轉變，個人不由自主地不斷調節。《樂園》的中非之旅可與康拉德名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比較，而《樂園》以19世紀末為背景，正好與阿切貝小說《瓦解》（Things Fall Apart，又譯《分崩離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相仿。
古納的研究者布魯士京治（Bruce King）指出，「古納的小說主題之一，是有抱負來定義自己的必要。抱負使人探索他自己的世界，外出的旅程，也可能會以失敗告終，而那些缺乏抱負的人，會成為家人、朋友、當權者和個人抑鬱的受害者。他寫出被連根拔起、疏離、多餘的個體，他們因而或感覺是怨恨的受害者。然而，他們與那些不試圖改變生活的人不同，他們的處境提供了可能性。雖然小說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焦點是外來者，而敘述保留於外來者內在或近乎的意識之中，但是故事也發生在帝國和種族歧視的歷史中，包括現代的桑給巴爾，國家獨立後，封建精英被革命暴徒所取代。後殖民解放可能是由一個不公義的地方秩序，被另一個所取代」。京治的歸納，點出了一些古納小說的基本特色與重點。
古納的內在轉向
《樂園》以及古納的第五部小說《欣賞靜默》（Admiring Silence，1996），代表了古納的轉向，他離開了早期小說如《朝聖之路》和第三部小說《杜蒂》（Dottie，1990）中，將英國放在前景的寫法，而《樂園》打後，前景轉換了，甚至外在世界也不相干了，不是中心了，反之，古納更重視內在景觀或內在世界，因此有所謂內在轉向。
《欣賞靜默》中的中年男人逃離家鄉桑給巴爾，在1960年代末他來到英國建立新生活。他曾與美麗而叛逆的白人女子愛瑪要好，他們生了一個孩子。他總感到不滿足和疏離，編造了過去和他的家國故事。如今已過20年，障礙消除了，他回到桑給巴爾，當地社會的貧瘠真貌，令人幻想破滅。他回到英國，可是愛瑪已另有所愛。
古納至今出版了10部長篇小說，本文最後要談的古納小說是《海邊》（By the Sea，2001）。《海邊》所指的海邊是桑給巴爾的海岸，也指英國海岸。小說有兩個主角及敘述者，一個是政治難民薩里赫奧馬爾，他從桑給巴爾抵達英國機場，尋求庇護，接受質問。小說另一主角，是與薩里赫的過去相關的拉迪馬哈茂德，拉迪獨自居於倫敦。薩里赫和拉迪在英國海邊小鎮相遇，故事真相隨之展開。《海邊》以兩種迥然有別的敘述，探索現代人的遷移、政治庇護與難民身分。
從托妮莫里森獲諾獎說起
古納除了是小說作家，還是一位學者。我手頭的《愛丁堡大學20世紀英語文學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s in English，2006），一如新世紀時興的文學史編撰潮流，此書的所有文章正是以年份為題材，由1899年的現代文學開始，經歷了兩次大戰、冷戰與帝國的衰退，然後邁向千禧。古納的文章〈1993年，斯德哥爾摩：托妮莫里森得獎〉（1993, Stockholm: A Prize for Toni Morrison），收於倒數第二篇。
什麼獎呢？無獨有偶，正是諾貝爾文學獎，古納卻刻意隱去諾獎之名，焦點明確，是托妮莫里森。古納回顧1988年1月24日，《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黑人作家大讚托妮莫里森當年的小說新作《寵兒》（Beloved），更有48位非裔美國作家和學者公開聲明對《寵兒》並沒有獲國家圖書獎和普立茲小說獎表示遺憾，同一年的3個月後，《寵兒》終於獲得了普立茲小說獎，普立茲獎發言人勉為其難否認這封公開信影響了獎項決定。
古納知道獎項反映了共識，但總是有爭議，而獎項在媒體和公共活動中引人注目。1993年托妮莫里森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她的崇高位置塵埃落定，而獎項的爭議似乎失卻了意義，因為莫里森作品的力量和獨創性，已是不言而喻。
古納有文學史的認知，在文章中他指出非裔美國文學的產生和接收，與美國的歷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聯繫。古納判斷，托妮莫里森獲獎是非裔美國文學修成正果，從理察賴特（Richard Wright）開始，一直到托妮莫里森，中間還有拉爾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瑪雅安吉洛（Maya Angelou）、愛麗絲獲加（Alice Walker，第一位非裔美國女性的普立茲獎得主）和奧古斯特威爾遜（August Wilson），古納分析了非裔美國文學的主題和作品，當然也聯繫到戰後美國的社會背景和民權運動，以小見大，他寫下戰後非裔美國文學的簡史。
古納認為1993年托妮莫里森得諾獎，可以視為非裔美國作家為贏得經典地位而作的奮鬥，卒之帶來成功的總結。但古納有更廣闊的思考，他不被獎項分散注意力，諾獎授予一位非裔美國作家，並不表明非歐洲的英語寫作發生了巨大變化。文章之中，古納對諾獎也略作諷刺，他重提邱吉爾獲得諾獎，以及沙特拒絕領獎。隨後古納又強調，索因卡、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都是非歐洲英語作家，獲獎在先。托妮莫里森得獎，並不是美國媒體所宣稱的黑人寫作的戲劇性勝利，而是本身就是偉大的勝利。
文章的後半部分將焦點放在英國移民作家，在此不作詳談。確實，從古納獲獎，他的非裔英國身分是重點，甚至令人覺得這是對非裔作家的難得肯定。
古納的個人定位及世界作家
古納是華文文學界感到陌生的名字，而本文只是對古納的初步引介，意在拋磚引玉。一般對於古納的定位是非裔英國作家、英國移民作家、當代英語後殖民作家等等，但古納怎樣看自己的作家身分呢？以下的夫子自道，或可為本文作一總結。
在評論人娜斯達與古納的對談中，古納談到199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聖露西亞詩人沃爾科特，古納自言非常欣賞沃爾科特作為「世界作家」的自覺，「一個認為自己屬於更廣闊世界的作家。他並不孤單；他遵循別人的偉大的傳統；這些並不新鮮事。過去總有一種等級系統，所以，所謂的『世界』就是『歐洲』。現在，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沃爾科特談論的『世界』，或者我正在思考的『世界』，甚至是魯西迪或卡里爾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等人正在思考的『世界』，都不是那個『世界』。艾略特（T.S. Eliot）的『傳統』世界，正如艾略特當時的意思——公平地說，他屬於他的時代——是一個歐洲傳統的世界。現在，我們有來自更廣闊世界的作家。我是其中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