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深夜11時，駐校社工K放工來電，回覆記者的訪問邀請。上一次對話是2019年3月，與他討論政府推行「一校兩社工」政策，如今他仍留在相同崗位：「這一兩年自殺情况飈升得好犀利，2019年前我的學校attempt suicide（試圖自殺）是一年一兩隻（個案），今年9月到現在，我已處理過3至4隻。」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日前在研討會上討論他就青少年福祉所做的研究，亦談及他在焦點小組的觀察，當有學生說起身邊的自殺或自殘事例，總有其他人能接上話再舉例。從這個研究，他還聽出一些未被認真對待的少年聲音。
調查：四成青少年經常或有時感難過
鄧鍵一與研究團隊為救助兒童會進行Young Voices研究調查（報告網址：bit.ly/3pOlOlC），對象為12至17歲青少年，在2019年4至7月以焦點小組形式訪問58人，另在2020年7月於街頭訪問1151人。在問卷調查中，其中一條問題是「過去一年，你有沒有長時間感到難過及情緒低落？」當中逾四成人表示「經常」（13%）或「有時」（29%），近六成人表示「從來沒有」（25%）及「甚少」（32%）。鄧將這個問題形容為青少年的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這是社會學上經常會問的，受訪者『覺得』她/他的well-being有幾好」，他提醒不一定反映受訪者的心理健康。
在焦點小組中，受訪者以性別、住屋類型、中學類型分為8組，為促進討論，研究團隊會提供閱讀材料及工作紙，鄧鍵一說在談及自殺/自殘的部分，學生對於數字上升的趨勢其實沒多大興趣去談，「他們本身不覺得有咩特別好傾，都是離不開讀書壓力等」。報告指出，受訪者相信與學校表現及家庭關係不佳的相關壓力，是本港青少年自殺問題主要因素；不過鄧留意到一個小節：「當有人講起，識得邊個同學曾嘗試自殺的這類經驗，總好快有人附和，我都識隔籬班邊個試過自殺，而𠝹手就更普遍。」八十後的他比較自己經驗，「我讀幾年中學都沒聽過自殺的事，想像我坐在其中的話，不會說得出什麼」。
社會氣氛是個觸發點
小組討論的時間背景是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前，當分別就報告問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服務總監（青少年服務）、負責指導8間中學駐校社工的蘇明波，還有一直在前線的駐校社工K時，兩人都不約而同地說，「現在的形勢根本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如果現在再做研究，情况只會更嚴峻」，他們都主動提及影響青少年情緒的因素中，社會氣氛是一個重要變化。蘇明波認為：「社會事件及疫情在這一兩年可說是鋪天蓋地影響所有年輕人，人易受大氣候的氛圍影響，青少年的抗逆能力亦不足以應付這空前絕後的挑戰，即使成年人亦是摸索中，而網絡生活如Zoom帶來方便也會帶來隔膜，我們觀察到學生在網上學習的那段時間引來很多問題，積聚起來就會變成樹窿一樣匿埋。」
K則認為，「社會氣氛是個觸發點，當然一定有影響，而家庭問題及對自己前途不太看到希望，則是兩個（令學生試圖自殺個案上升的）主要原因」，自9月開學起，「學校都很緊張，我們亦首先找出有試圖自殺背景的學生先處理，變相也會忽略其他情况。成日都係嗰句，priority上仲有一個priority，慢慢去到10月有紓緩一些，要screen晒曾試過自殺或有𠝹手signal出現的學生，已佔工作量一大部分，甚至一半有多」。連前來傾談的學生都會跟他說，「我知道社工好忙……」，「我只能回應，忙不忙是交給我們決定，但你都要講，不過坦白說，還有更多問題是我們未處理得到」。
公投帶手機 學者：提議務實不離譜
研究的焦點小組其中一個討論部分與體罰有關，工作紙上要求受訪者就打屁股、打手板、掌上壓等體力勞動及公開羞辱作答「可以接受」、「一半一半」或「不能接受」，鄧鍵一發現：「基本上女學生全部都不接受，男學生有種比較明顯的傾向，是皮肉之苦可以無問題，但公開羞辱絕對不能接受。寧願你閂埋門打鑊我，都不要大庭廣眾罵我。」而另外兩個小習作，則有趣地看到年輕人不易被框限的自主，包括邀請他們在一個圓圈裏畫餅圖（pie chart），顯示他們的壓力來源比例分配，不少會提及家庭、學業/前景、朋友在100%各佔多少比重，卻也有不少是隨心演繹，有人畫出小半個寫「沒有壓力」，有人在兩塊中間畫個雙向箭嘴表示互有關聯，有人太早畫完在圓圈外畫公仔。
為理解少年關心什麼，工作紙還設一問，「如果你的學校可以就三個議題舉行『全民』公投，你希望是哪三個？」最常見的答案是帶手機，鄧鍵一說：「他們會覺得好搲頭，根本大家都會帶手機返學，老師亦知學生會帶返學，但學校不讓帶，公投說想帶手機，其實意思是反正都會帶，不如清清楚楚說可以帶啦。」而他看到的，是受訪者提出的公投事項都很務實，「他們不會想出太離譜的事，不會說要取消考試，亦不會說取消穿校服，他們提出的都是可以處理的校政，每一項都講得出點解而且make sense，如希望夏天早會能留在班房，因為站在操場很熱，又或者教科書可放櫃桶過夜，這是我讀書時都會問的問題」，他笑言「我覺得他們這方面都幾有公民素養」。
年紀細≠不夠成熟商校政
不過他們的聲音又如何被聽見？調查發現，六成青少年希望有更多機會參與校園事務和發揮更大影響力，但近三分之一人說學校沒有就校內事務諮詢他們意見，亦普遍認為學生會受校方操控，鄧鍵一說「他們整體對學生會都幾唔正面，覺得無用，在他們的經驗中不是真的可以發聲，而是按老師的指引去舉辦一些既定的活動，如歌唱比賽」。他談及曾有教師向他表示，在未有DSE的年代，學生中六「上莊」，「讀得預科就是一種大哥哥大姐姐的感覺，老師又好放手讓他們做決定，但現在中六要預備考試，學生會是中四、中五學生來做。中六學生帶學生會，跟老師的相處是互相都能成熟些，現在就好似老師carry住他們搞活動」。
然而蘇明波和K都說，即使搞學生會的學生年紀更細，未必等於他們不夠成熟處理事務及討論校政。香港救助兒童會總幹事司徒恩受訪回應，「Young Voice研究顯示年輕人希望在與他們相關以及社會上更廣泛的問題上，提出的意見可以被聆聽，亦希望有更大影響力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要讓少年覺得意見更受尊重，首先要做的未必是大幅度改變學校機制和架構，可先由小改變做起。蘇明波強調少年與學校、成年人的溝通，雙方都應真心去聽與說：「我有時會聽到，甚至有學校管理層會約見學生代表傾偈來接觸民情，學生能睇到、聽到、見到、聞到校方有幾真誠聽意見，校方要捉緊這個元素，用什麼形式就自己再想；而學生亦要真心說話，唔好覺得講咗你都唔接納我意見，就覺得不受尊重。」
擁新謀生智慧 「生涯規劃」欠現實
許多青少年在研究中關心的前景，社會有沒有好好去聽？鄧鍵一在研究中得知，「他們不止擔心DSE考得好不好，而是DSE到底代表什麼。有些人遇到的情况是，清楚自己喜歡什麼，但DSE不考，卻又是自己需要面對的關口，而這個關口對前景沒有幫助」。更有受訪者說，自中一起，學校就規定做「生涯規劃」，「我們的老師要求我們把它當作功課一樣完成，但求做完」。生涯規劃是什麼？蘇明波說：「信義會也有生涯規劃的服務，幫年輕人去想未來讀書、工作、人生應該係點，現在大家應該比較接受考不到DSE，不等於年輕人前途盡毁，都有很多生活技能可以學」，K就說：「普遍以我所知是一些自我認識，如做咩九型人格呀、性向測試呀，然後搵你適合做咩，計DSE考到幾多分、點樣入去（大學）達成目標呀咁樣，再進一步會更多一點關於價值觀的討論。」
鄧鍵一則聽到有少年提及已開始創業，租一部夾公仔機做生意，或開一間IG shop，「他們有新的謀生智慧，以我理解並沒有誰認真聽過」，「他們有些想法或價值觀、謀生方式，已超出我們一直所理解的，但沒被認真梳理成一些政策框架，如一個年輕人想創業，以前政策是搞吓workshop識吓企業家，行了第一步有政府資助支持，或教他們寫proposal申請資金，但他們有他們很細規模獲得經濟資源的方式，這其實很普遍，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涉及的風險（與年輕人談論），或幫他們裝備更多知識？這不應依賴學校去做」。
在網絡世界有危險意識
在研究結果裏可見年輕人在網絡世界內也有危險意識，「你在互聯網上是否感到安全」一問中，近半人答「有時」，兩成多人答「甚少」、「從來沒有」，而有95%受訪青少年認為社會領袖和政策制訂者必須打擊網上騷擾和欺凌現象，鄧鍵一說：「他們管理Instagram帳戶是很仔細的，男女很多都起碼有3、4個帳戶，親密好友一個、給父母看的又是另一個，連對聯校認識的朋友都會有特定一個帳戶，這是他們應對私隱、社交的方法。」
在前線與學生相處的K也說：「我們有時都覺得，學生入到來，其實能力已超出我們可以教的，好坦白講，他們只是要張沙紙，或要有正規學歷認同，如開IG shop，他們能很快速回應到（環境），以網絡力量好快搵到貨，跟我們很不同」，「有時我們反而擔心同學好快定了自己的出路，他當刻很成功，可能需要其他知識，我們能否給他支援，亦令他們有興趣、覺得在真實生活是work？」對於生涯規劃，他說：「我覺得都真係無乜用，近這一年，都無乜幾多行業夠膽講自己個職位很安全，特別是法例上，而細路係完全睇得出。連大人移民都移得咁急時，去到英國又點生涯規劃？成人也不會討論，點解要逼細路要做這些討論？是完全不現實的。」
新媒體傳遞情緒健康信息
在應對學生的「情緒海嘯」上，K認為同樣道理，教師、社工、家長也要摸索對應時勢的方式：「有一些機構會製作一些供學生看如何認識情緒的資料，我睇完也覺得尷尬，一條YouTube片3分鐘、5分鐘講什麼是抑鬱症，我睇『試當真』5分鐘一條片都要想想是否真的要花那5分鐘，呢啲位我哋仲未追得上去，另一邊廂有『點解學校無教過情緒科』（專頁）、含蓄（插畫家）以新媒體來做，這些是很好，能轉化為他們的語言（帶出情緒健康資訊），很多由上而下、機構主導的方式都未必可行，如何用新媒體來傳遞信息對他們是很重要。」
K看過研究報告後，「我覺得很深刻的是，這一兩年經歷很多事以後，成年人考慮前途、學校考慮教學等因素，但真的用好少時間聆聽年輕人聲音，甚至沒很誠實地聆聽，由容易跟人連結的2019年，去到孤立自己的現在，對他們是很大的反差，教師、社工、家長都好，在疫情延續中會很着重自己空間、自己的boundary（生活、人際關係界線）如何處理，忽略了如何聽年輕人的討論」，這是成年人是時候重拾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