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秋冬天朗氣清，是行山好時節，近兩年來新冠肆虐，港人難以外遊，踏遍本地山野。多數人參考行山網站、YouTube影片介紹的行山路線，山林裏鮮有人拿出實體書、實體地圖按圖索驥，但「山城縱走」創辦人區以駿（Matthew）卻偏偏愛看行山書，還儲到一屋都是。他早前舉辦書展分享珍藏，由1950年代的行山書到生物圖鑑，看香港地名、物種的變化。
行山遇外國人介紹香港 遂反思
Matthew從家中搬出兩個書櫃的書，堆滿房間的一面牆，一半是行山路線、掌故書，另外一大半是動植物圖鑑和自然文學。藏書中，年代最久遠的一本是1956年出版的《香港方物志》，由葉靈鳳所著，描寫香港的花鳥蟲魚和風俗掌故，其他行山路線書如香港《華僑日報》出版的《新界風光》、《離島風光》也有數十載歷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行山書的黑白照片中，山頭竟擠滿人頭，跟疫情下「多人過旺角」的行山熱點有幾分相似，原來因為以前的行山隊動輒幾十人出動，「50、60人是平常事，有些甚至可以超過100人」。Matthew指着望夫石照片，上面寫有正剛、蝸牛等行山隊隊名。記者問Matthew找不找到再早期的行山書，旁邊的太太Rebecca急忙搶話：「你唔好鼓勵佢再向前買喇。」因為家中還有兩個書櫃的書未拿出來，快多到沒有地方放，Matthew感受到太太凌厲的眼神，馬上說：「所以你看我門口介紹板有句話是，多謝太太沒有多作反對。」
Matthew和Rebecca都熱愛行山，出發前還會溫書，不止熟讀路線，還一併了解歷史、生態知識，「我今日去赤柱，可能睇晒關於赤柱的故事，看看香港島的歷史，甚至看圖鑑，附近會不會有雀、蝴蝶」。但以前的Matthew和普通人一樣，行山只是為了強身健體和影相打卡，最多買幾本行山路線書跟着走，直到有一次他去大嶼山蓮花山，「途中遇到一個外國人，他跟我說，香港好靚」。外國人指着山下，跟他介紹說那裏是梅窩，梅窩有什麼風土人情，因為他住在梅窩，「那時我印象好深刻，為什麼會有個外國人，介紹我的香港給我認識呢，那時我就覺得我們認識自己成長的地方，係咪淨係得眼前的香港這麼簡單，係咪應該了解得更加深入呢？」他開始看更多與香港山野有關的書，發掘更多故事，「為什麼元朗有條村叫城門新村呢，城門不是應該在城門水塘，為什麼在元朗？」他看香港掌故書、參加導賞團，發現原來城門新村因為興建城門水塘，1920年代由荃灣遷移到元朗。
跟着文學遊山水 連繫作家
路線書、歷史書儲着儲着，他再涉獵自然文學，「因為自己都鍾意睇書，所以會買小說、散文看，我本身都好鍾意也斯的書」。也斯有不少文章描寫他在香港山水的足迹，更集結成書《山光水影》，Matthew踏足也斯腳下的山，看到也斯筆下的水，與文字的連結更深，「例如也斯去鹿頸，他說，『但人家說那些黃昏飛來的鳥不是白鶴』，他沒有說那種鳥不叫白鶴叫咩名，但我們睇開生態的就會知，那些是白鷺，小白鷺或者大白鷺」。他和朋友去鹿頸「文學散步」，拿着也斯的《山光水影》、劉克襄的《四分之三的香港》，重遊文人書中的路線，「再自己行的時候，就會體會到他在鹿頸的感受」。
更有趣的是，書中也看到作家之間的交流，他拿起劉克襄的《四分之三的香港》，揭到馬鞍山賞杜鵑的一章，劉克襄走到中途迷路，就打電話給陳旭明，「『幸好手機通了，他正在上班』，上班的人就是《隨劉克襄老師穿村》的作者」。原來在劉克襄走訪鄉野村落時，陳旭明是他的嚮導，之後他撰書記錄此事，「你咁樣睇，成件事就會好立體」，可以更了解作者的背景、性格，因山結緣，讀者也可以藉同一座山連繫作者。
劉克襄是台灣人，但他描寫香港的書卻深受香港行山友青睞。過去英殖時期，香港的自然生態也多由外國學者記錄，如博物學家香樂思（Geoffrey A. C. Herklots）、「蘭花之母」白理桃（Gloria Barretto），日本人金子晴彥寫香港旅遊介紹書，漁護署將其翻譯為《金子旅港行記》，「有個外國人介紹我的成長地方給我認識，台灣人寫《四分之三的香港》，漁護署找日本人來寫香港，其實都幾搞笑，但你諗落去，其實都幾諷刺」。自然文學過去在香港文學界不算是主流，發展遠不及台灣。
自然文學的溫度 圖鑑難取代
「但近呢幾年，葉曉文、趙曉彤這些自然文學作家多咗，普及化啲，無咁冷門。」Matthew的書架上，羅列了葉曉文整個系列的書，她以繪圖和散文，描寫香港的「花」和「牠」，還會引據古文中如何記載這些生物，Matthew指着幾本重複的《尋花》，「好值得睇到咩程度呢，我連增訂版都買埋，因為啲增訂版比之前多4篇文章，那4篇文章好值錢㗎，所以要買」。趙曉彤今年出版、描寫香港雀鳥的《翔》也在他的書架上，他形容這是香港自然文學上很remarkable的一本書，「定下好關鍵的一章，我們香港都可以有人寫雀鳥文學的書籍，中文喎」。作為讀者，他覺得自然文學普及化的重要，在於記錄人和自然的關係，文字的溫度是資料性的圖鑑無可取代，「我們有最美好的圖鑑記錄所有東西，但這只是影相畫畫，但那種情懷，或者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交集，其實是需要透過文學作品去記錄，不止是透過一幅相這麼簡單」。
要Matthew選一篇最能觸動他的文章，他在書架前躊躇好一會兒，最後抽出《自由如綠》，封面、書背都有點斑漬，「成日帶出街，落雨濕咗」。《自由如綠》由香港文學館出版，邀請不同作家如董啟章、黃碧雲等選一種植物，寫一篇文章，「如果我揀一本書，我覺得《自由如綠》都幾touch到，因為裏面有好多古仔，有機會你都有經歷過，只不過我們忘記了」。Matthew最喜歡袁兆昌寫的露兜樹，故事裏有伯伯賣金絲貓，用露兜葉摺成籠子困住金絲貓，「因為我爸爸都有買過金絲貓給我們」。
聽Matthew大談對自然的熱愛和文字的浪漫，記者差點忘記他是讀會計系出身的商科人。閱讀以外，他說寫作自然文學也是值得普及的事，每一個人都有和植物獨特的故事，除了影相打卡，還可以嘗試記錄當時的感受，「例如白蘭，可能你搭的士，司機放了在窗口，然後你那程的士的感受又可以寫，或者平時我自己返工返中環，中環條橋每朝經過都看到阿婆在賣白蘭花嘅」。台灣作家吳明益說過，寫作是抵抗遺忘的行為，閱讀也是，「閱讀除了是一種責任之外，其實都可以抵抗遺忘，香港的大自然其實隨着歷史，不斷愈來愈小，發展吓發展吓又無乜，生物會愈來愈少」。
藏大量圖鑑 看物種變化
Matthew有一幅1963年的大嶼山地圖，圖中的「赤立角」尚是一個三角形，「它寫『今日大嶼山』，其實它已經是以前的大嶼山，對比我們今日的大嶼山，有咩分別呢，另外對比埋施政報告入面，成日講的明日大嶼，又會有咩分別」。他說，希望引起大家思考，究竟哪個大嶼山最好，「而唔係淨係啱人類居住這麼簡單，而是啱使用大嶼山的持份者」。他指着佔半個書櫃的生物圖鑑，「本身我淨係行山，對自然生態零知識，近一兩年先開始認識，唔認識由自可，一認識就一發不可收拾，原來香港生物多樣性係超級多，原來圖鑑都可以好誇張」。
香港是亞熱帶地區，孕育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香港超過3300種植物，約240種蝴蝶、108種蜻蜓、24種蛙，超過550種鳥類，相當於整個中國地區三分之一的鳥類物種。聽數字沒有概念，Matthew數算自己的圖鑑本，「有樹、有菇、有花、有兩棲動物、有天牛，我好鍾意呢本，香港天牛好靚；有虻蠅，即是食蟲虻和蒼蠅；有深海魚、淡水魚、螢火蟲、哺乳類、有青蛙、有蜻蜓、蜜蜂；有竹節蟲，竹節蟲都有一本圖鑑，成本都係講竹節蟲，大家有幾何見到竹節蟲呀？」連蜘蛛也要再另外分一本講跳珠，「原來香港的生物多樣性，不是只有一本好厚的圖鑑，而是好多本不同類型的圖鑑，而你不會睇得晒」。展覽名為「閱山」，閱讀山林後，人類才會發現自己的渺小，「如果攞本圖鑑來形容人，應該一本書就得，就是Homo sapiens，就搞掂喇」。
他收藏了多個版本的圖鑑，從中看到物種變化的歷史，例如學名的變更，如果有天以香港命名的物種改名，也至少留有紀錄，「以前在香港找到一種動植物，台灣又有人找到，外國又有一模一樣，我叫做A，外國人叫做B，但其實A等於B的時候，科學家就會傾，不如我們統一叫這個名字啦」。或者科學家掌握到物種的更多資料，也會改名，例如勞萊氏紫珠就改成枇杷葉紫珠（學名：Callicarpa kochiana）。還有的是看到物種的增減，八九十年代的圖鑑的浮蛙，到現代名字變成尖舌浮蛙，也多了一句標註：「由於缺乏適合生境，估計已經在本地絕迹。」
盼集合「分零體」
生物資料、行山路線，上Google按個掣就看得到，但Matthew堅持閱讀、擁有實體書的意義，在於承傳，上網只有最update的版本，當網絡不穩、政治不穩，整個網站都可以消失，「看書我可以看到上一個version，就看到成件事的變化，可以看到歷史的脈絡」。他曾經在台灣網購一本二手書，吳明益的《蝶道》，一打開書，跌出一封信，「上手主人是吳明益的學生，當年上堂用到這本書，請老師簽了名，他用完這本書，見到有人想要就放出來，希望下一個人讀這本書，都可以學到吳明益老師的文字」。這種交集，不是你和下一個瀏覽網站的人可以有的連結，他笑說，「作用就是浪漫囉」。
過去有關香港生態的書散落英國、德國、台灣等地，因為回歸後英國人把書帶回西方，隨着搬家、去世而輾轉流落二手書店、網站，Matthew把它們形容成「分零體」，「我好希望將這些失散的記憶，集合番埋一齊，呈現畀大家睇，等大家重新再記得這個我們應該好熟悉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