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剛過去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是臺靜農先生一百二十誕辰，台灣大學為此特別舉行紀念活動。我與臺先生的作品相遇，是在大學本科時。那時我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學生，亦開始了學習書法一段時間。一次忽然興起，想要探尋校園內的名家墨迹，便環遊全校。在新亞錢穆圖書館地下男洗手間對出的一面牆上，我看到了臺先生的行書作品，是蘇軾的《赤壁懷古》。那時還不知道臺先生是誰，只覺得字不太好看：如此多曲折？又為何如此多錯落？看着有點憂鬱的感覺。上網查查看，知道了臺先生是台大的中文系老師，就無再了解更多了。去年年尾，偶然買了香港收藏家許禮平先生所著的三冊《舊日風雲》，讀到臺先生與啟功先生的情誼，頗有感觸，決定去深入認識臺先生，繼而買了很多講述他生平和藝術的書籍。他的書法，我愈看愈喜歡。後來參觀拍賣會預展，總會去找其作品。雖然臺先生與香港的淵源不深，但趁着這個特別日子，希望向讀者介紹這位飽經喪亂的革命青年、學者，和藝術家。
臺先生一九○二年生於安徽霍邱。幼承庭訓，年少時已經習書法、寫文章，文藝之心早已植根。一九一四年入讀小學，接觸西方著作而革命思想萌芽。後到漢口讀中學，一九一九年和同學創辦《新淮潮》雜誌鼓吹新文化運動。三年後發表第一首新詩《寶刀》，同時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旁聽生資格。再過兩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負傷的鳥》。不久後結識左翼文學大家魯迅，並一同與韋素園、李霽野等創立文學團體未名社，發行《莽原》、《未名》刊物。二十五歲時獲文學家劉半農推薦，任北平私立中法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師，展開教學生涯。
青年臺靜農自幼受左翼革命思想啟發，且喜愛創作文學，與魯迅投契。一九三○年，臺先生列名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分盟。一九二○、三○年代，中國政治動盪，國府打壓異見，特別是左翼、共產主義思想，臺先生也不能倖免，曾三度下獄。這段時期分別發表《地之子》和《建塔者》兩部短篇小說集。教學方面，先後任教輔仁大學、廈門大學（由胡適推薦），和山東大學。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臺先生輾轉入蜀，任教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二戰結束，獲聘為國文系系主任。然而教育部強硬解散學院重整，臺先生辭職抗議。此時獲好友魏建功推薦，受聘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繼而渡海。臺先生抵台，以為只是暫時逗留，把入住的宿舍命名為「歇腳盫」。顧名思義，歇一歇腳後，便會回歸。誰知政治弄人，一歇便是餘生。回鄉無望，「歇腳盫」也改成為「龍坡丈室」。一九九○年頭證實患食道癌，同年十一月離世。
政治與文學生命：
鄉土寫實，革命浪漫
臺先生青年時期政治活躍，並且以文學表達其對腐敗社會之批判與政治抱負。按許禮平先生考查，臺先生也許曾經加入共產黨。當時共產主義對北洋和國民政府構成威脅，臺先生也是備受監視的一員。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被北平當局查封，臺先生與社員韋叢蕪、李霽野一同被捕，遭羈押五十天。一九三二年，臺先生被當局以共產黨嫌疑逮捕入獄，被指控藏有反動文件（蘇聯小說）和新式炸彈（化學實驗儀器）。雖然不久便無罪釋放，卻被迫辭去輔仁大學的教職。一九三四年七月，臺先生再次因共產黨嫌疑遭北平憲兵隊拘捕，押解往南京警備司令部。幸好得到蔡元培、許壽裳、沈兼士等奔走營救，翌年一月獲釋。
在三度下獄期間，臺先生出版了兩本小說集《地之子》和《建塔者》。可想而知，當中的小說必然透顯先生對時局的理解，以及其政治理想。我手頭上的兩本小說集，二○一五年由大陸海燕出版社出版，屬於《臺靜農全集》的一部分。我未讀過其他版本，無法比較出入，但相信整體而言不會有大改動，只是偶有別字就是了。
《地之子》屬於鄉土文學，描述鄉間底層社會的艱辛與封閉，批判迷信、舊社會，和階級所造成的悲劇與壓榨。魯迅讚許臺先生謂「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例如《負傷者》，主人翁吳大郎被有錢人張二爺搶了老婆，想討回公道。「他仇恨這樣挾了錢和勢力的男子，掠奪他的女人，佔據他的家室，逼得他在這墨墨的夜裏無處可歸，獨自徬徨着。他的整個的身體，沉浸在狂怒的火焰裏了。」他去報仇，卻又遲疑。張二爺向他拳打腳踢，報警送官。另一則小說《蚯蚓們》，講述虹霓縣經歷荒年，到處窮人。主角李小養不起妻兒，只能賣給富人。他不知道可以怨誰，只能怨命運。當買賣完成，李小離開富人家，終究帶着傷痛。「走在半里路的光景，便隱隱地聽着鞭炮聲，這聲音深深地刺透他的心。」
然而小說也不盡是憤世嫉俗和批判禮教吃人。對於舊日的迷信或習俗，臺先生保有一點的同情。《紅燈》的主角是汪家的大表嬸，守一生窮寡養大兒子得銀，兒子卻因搶劫不遂被殺，老寡婦充滿悔恨。村落有習俗，在七月十五鬼節會為死去的人放河燈以超度亡魂。然而老婦已無一文錢，唯有到處乞討造燈的材料。幾經艱苦，終於能糊好了一個小紅燈。放燈當晚，大的河燈較重，走得慢。老婦的小河燈順着水流，漂在前頭。「它好像負了崇高的神秘的力量籠罩了大眾，他們頓時都靜默，莊嚴，對着這小紅燈。」老婦看着小燈遠去，「看見了得銀是得了超度，穿了大褂，很美麗的，被紅燈引着，慢慢地隨着紅燈遠了！」小說中的孤苦大眾，都飽受淒苦。然而在混亂的污世中，偶然能找到一點點的救贖。
至於《建塔者》，則是清晰明確的革命文學。多篇小說都講述革命青年的豪情壯志。即使被折磨打壓，依然無所畏懼；即使同伴被殺害，堅信終能有開花結果的一日。第一篇小說是與小說集同名的《建塔者》。主角以第一人稱向朋友講述自己的信念：「你知道，我們的塔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憶述幾名革命少年被押解，包括自己親愛的人：「歌聲逐漸消逝在大野裏。最後，僅剩下一種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寒空中孤峭顫慄，但仍舊是陰森和壯烈……我的朋友，你該相信，從此我們塔的偉大基礎上，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殉難者的血，就是革命的力量，新世界的基礎。其他小說也不乏慷慨激昂的革命呼喊：「無產者永遠地在撥動人類進化的齒輪，而所得的文明，盡被人掠奪以去。這時代，這社會，不是歷史的光榮，而是充滿了猛蛇的毒涎，無產者的血腥！現在，他深深的覺悟了。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做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人類的新的生活！」（《井》）。
這些小說，分別寫於一九二六年和二八年。在《地之子》的後記中，臺先生謂一九二六年前自己不常寫小說，因為覺得無天分。但經韋素園鼓勵，便努力寫作。先生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一次入獄，同年十一月出版《地之子》，兩年後出版《建塔者》，書與其經歷密不可分。在《建塔者》的後記中，臺先生謂：「以精誠以赤血供奉於唯一的信仰，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樣的偉大。暴風雨之將至，他們熱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這暴風雨的先驅。本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些時代的先知們。然而我的筆深覺貧乏，我未曾觸着那艱難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靈魂深處，我的心苦痛着。其實一個徘徊於墳墓荒塚而帶着感傷的作者，有什麼力量以文筆來渲染時代的光呢？」可見臺先生有革命情懷，然而似乎也認為自己未能如其他志士般前赴後繼，而自覺不足。
飽經喪亂 幾逢不幸
三度入獄，為臺先生帶來打擊。畢竟革命艱難，繫獄痛苦，甚至有性命之虞。然而造成更大打擊的，應該是戰亂。臺先生一九八七年寫成文章〈始經喪亂〉（收錄於《龍坡雜文》），述說戰時如何顛沛流離。「喪亂」二字，深刻刺骨。七七盧溝橋事變，日軍入侵北平，臺先生當時住在北大教授魏建功的家。魏為北大的將來問題，託付臺先生到南京請示胡適。臺先生輾轉抵達煙台，繼而坐長途車去濰縣，在城外的飯店住下。晚飯下麵條，「每人的碗底都有兩三隻紅頭綠蒼蠅」。終於抵達南京與胡適會面，傍晚便經歷日軍轟炸南京市區。「到了首都，竟置身於敵人的彈火下，真是出乎意外而無可奈何之事。雖然，『國破山河在』的時會，這不過是我身經喪亂的開始。」
正如上述，臺先生後來到四川教學。戰爭結束，就在因緣際會下到了陌生的台灣，加入台大中文系。除了人生路不熟，更二度遇上噩耗。一九四八年二月，系主任許壽裳先生遭竊賊入屋殺害。臺先生憶述：「誰知一夜之間，一個具有無盡的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大學的朋友們，都被莫名的恐懼籠罩着」（〈記波外翁〉）。喬大壯先生（波外翁）其後接任系主任，然而他到台以來，與家人分離，無法適應，心緒不靈。許先生橫死，也造成刺激。五月，喬先生說要回上海一趟。七月，於蘇州投河自盡。臺先生回憶述：「一個舊時代的文人，飽受人生現實的折磨，希望破滅了，結果所有的，只有孤寂，憤世，自毁。」又謂：「栖栖遑遑，既無家園，連安身之地也沒有，渡海來台，又為什麼？真如墮瀰天大霧中，使他窒息於無邊的空虛。」這固然是說喬先生，但或許也有一點自况。喬先生自盡後，臺先生繼任系主任。
除了經歷喪亂，政治環境也構成重壓。臺先生一直懷有左翼思想，甚至可能曾經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蔣介石建立威權體制，臺先生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但大陸紅色中國成立，同樣無容身之所，結果還是留在台灣。飽經喪亂，目睹不幸，此時革命的熱情已減退不少，但心中卻有無數鬱悶。無法亦無心再參與政治，臺先生於是轉而投入學術與藝術的世界，從中尋求救贖。
學術生命：論嵇阮以明志
臺先生接任系主任後，專心發展系務，同時埋首學術研究。但學術研究並無脫離其對自身處境的思考。一九五六年，臺先生發表論文〈魏晉文學思想論述〉，不久補上一篇〈嵇阮論〉（均收錄在《靜農論文集》）。後者特別能看出先生當時的反思。文章開首，先說明儒家兩種處亂世的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明知時事不可為，偏要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獨善其身」，即「既知時事不可為，於是長往山林，不求聞達」。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都與曹操政權關係密切，而不願事奉司馬氏政權。遇上新舊政權交替，司馬氏「猜忌殘忍」，二人不學儒家，而以老莊自然主義思想為武器、煙幕，「寧可戕賊自己，而以放達的生活，嘲笑禮教，冷視權威，同時也借此偽裝以保全生命。」
嵇康早知道司馬氏不會容許其存在，因此嘗試隱蔽自己。但他性格「剛腸疾惡」，忍不住嘲弄司馬昭的爪牙，結果無法逃避殺身之禍。臺先生謂：「他究竟是文人不是政治人物，文人之於政治，往往認識不夠，熱情多於冷靜，主見勝於客觀，既不能有抗爭的勇氣，又沒有容忍的氣度，又要從夾縫中尋覓自全之道。即使暫時找到了避難所，終不免為人所擊倒。」至於阮籍，不願事奉新朝，但因糾葛太多，終究無法避免，而走入朝廷。繼而「耍廢」，扮作無能，甘願被罵傷風敗俗，以求令司馬昭相信自己不能構成威脅。臺先生謂：「他確實保全了生命，也算拔出了泥足沒有做司馬氏的臣僕，但他身上也有洗不清的污泥。」兩人「由於客觀形成的反抗意識，至其流風，又是隨着客觀的黑暗政治而延續，但未必有反抗的意識，不過以此逃避現實，藉以『苟全』罷了。」
這篇論述嵇康和阮籍的論文，明顯不只是學術研究結果，而是臺先生這個文人對自己的叩問。在白色恐怖下，身為曾經的革命青年，究竟可以如何自處？是要跟隨儒家的道路，還是學習嵇阮「苟全性命於亂世」？臺先生明顯無選擇儒家的道路。他似乎學習嵇阮，以老莊思維處世：不直接對抗，但也不歸順，不違背原則，在政治高壓下尋求避難空間。發表〈嵇阮論〉，也可算是個人宣言。
藝術生命：書寫頓挫一生
臺先生少時已經學習書法，臨習《華山碑》、鄧石如隸書，和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等，但興趣不大，認為是玩物喪志。抗戰時期到了四川，「獨無聊賴，偶擬王覺斯體勢，吾師沈尹默見之，以為王書『爛熟傷雅』。於胡小石先生處見倪鴻寶書影本，又見張大千兄贈以倪書雙鈎本及真迹，喜其格調生新，為之心折」（〈臺靜農書藝集序〉）。沈尹默是現代書法家，臺先生雖稱其師，但似乎未有學其書。王覺斯即王鐸，明末清初大書法家，行筆蒼勁有力，筆勢如河川瀑布，豪情奔放。日本書道界甚至有「後王」勝「前王（羲之）」之說。然而他因為身為明朝官員卻事奉清室，被視為不忠，中國一些書法家和收藏家便貶其書藝。沈所謂「爛熟傷雅」，明顯是道德判斷多於藝術評鑑。
倪鴻寶即倪元璐，同樣是晚明書法家。但倪卻是忠烈之士，李自成入關，崇禎殉國，倪得知後隨即自縊而亡。倪的書法充滿氣魄，筆畫多有頓挫，濕潤與乾燥交接急速，書法成就與王鐸、黃道周比肩。臺先生自入蜀後，便喜愛倪書，其後亦多習漢碑和魏碑（如《石門頌》、《爨龍顏碑》等），創出獨有的書風。張大千謂：「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靜農一人而已。」
郭晉銓以「沉鬱頓挫」形容臺先生的書風：「臺靜農心折於倪元璐的書，寫倪元璐的字體是『頓挫』，寫倪元璐的情感是『沉鬱』。如果沒有呈現倪元璐的『沉鬱』，那再強烈的『頓挫』亦是徒勞；而倘若沒有擅用『頓挫』，則倪書的『沉鬱』又從何而來？」（《沉鬱頓挫：臺靜農書藝境界》）其實所謂「頓挫」，就是提按。寫書法，必定要懂得提筆和按筆。一般未有認真學習書法的人，只會不斷按筆，令線條呆板。要適時提起，線條方才靈動。倪元璐的行書，提按不是特別多，但卻會急速提筆，造成線條中的錯落，正是「頓挫」。臺先生的行書則在同一線條上較多提按，更顯曲折。至於臺先生的隸書，一般都比常見隸書的線條為幼，而且較多抖動。原因是先生喜歡懸腕中鋒用柔軟的羊毛筆去寫，活潑多變。
臺先生的書法之所以出色，不單因為技藝高明，更因為他所寫的不只是字，而是把自己的經歷與感悟，都寫進字裏去。陳獨秀給臺先生的書信上，曾批評沈尹默「字外無字」。所謂「字外無字」，即只有完熟技巧，在「字」外卻再無其他，看不到歷練，看不到際遇。然而臺先生正是「字外有字」。其學生蔣勳寫道：「他信筆揮灑，字裏行間，墨的斑斕，筆的虯結，書寫着一整個時代的苦悶、驚惶。」（《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與他的時代》）在字的沉鬱頓挫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自己的沉鬱頓挫。
王德威教授對於臺先生的書法，有更深入的見解。在論文〈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中，王教授認為臺先生的書法，其實是一種「潛文本」，透顯着他對政治的失望，以及遺民、離散社群的身分意識。臺先生在抗戰時期接觸並開始學習倪元璐的書法，改變書風，王教授謂意義重大：「臺靜農必然對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我們更可以推測，臺有意藉倪元璐的書法見證其人政治風骨與藝術格調的關聯。」倪自殺殉國，也影響臺先生的藝術選擇：「倪元璐的自死反襯出臺靜農在歷經北京城又一次浩劫時（日本侵華）的不死。如果倪元璐的自殺是捨生取義的血性之舉，臺靜農的出走則開啟一場艱難的、悠悠不盡的悼亡儀式。」選擇走倪元璐的藝術道路，與「身經喪亂的開始」重疊。有其偶然（胡小石、張大千有倪的書迹），也有其必然（倪的忠烈吸引臺先生）。王教授歸結：「臺靜農……似乎理解書法之道無他，就是關於創傷與失落、銘刻與傳抄；就是在人生無盡的喪亂裏，以白紙黑字『寫出』一個抒情的空間。如此臺靜農教導我們書法不唯消遣而已，而能啟動表意文字（ideography）與編碼文字（encryptography），本體的渴望與存在的追尋，歷史的回歸與歷史的離散的對話。」
明乎臺先生的經歷與藝術情懷，就解答了我第一次看臺先生書法時的不解。為何字如此多曲折？又為何如此多錯落？因為先生的人生就是波折重重。其中一幅著名橫軸作品，寫着八個大字：「人生實難大道多歧」。頓挫的筆觸，叫觀者親身感受當中的難與歧。臺先生把艱難與多歧的生命寫進書法裏，但不代表寫的時候總是心情沉鬱。蔣勳憶述一九八四年，一次老師寫了好作品，便立即致電他說：「什麼時候回台北，我寫了一幅好字。」拜訪時，臺先生興奮地表示，幸好寫時無電話無門鈴，可以一氣呵成。可見書法確實令先生找到快樂，帶來了一點救贖。
臺靜農與香港
臺先生無踏足過香港，與這個城市的淵源不深。但在冷戰時，香港成為了臺先生與好友啟功的連接點。臺先生與啟老先生識於輔仁大學，惺惺相惜。然而臺先生去川再渡台，便再無見過這個老朋友。啟老先生一直留在大陸，成為體制中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兩岸關係稍為好轉。一九八二年啟老先生來香港，周末住在許禮平先生的家。許先生也認識臺先生，便成為兩人的中間人。許先生建議啟老先生致電臺先生，但啟老先生都說不好，怕令臺先生麻煩。一九九○年初，臺先生患癌。春夏之交，啟老先生再度到訪許先生的住處。許先生謂再不致電臺先生，恐怕以後無機會，終於促成兩位老朋友首次通話。許先生憶述通話完結前，臺先生喊了一句：「你快點來吧，再晚就見不着了！」（《舊日風雲》）。同年十月，啟老先生為香港出版的《名家翰墨》「臺靜農、啟功專號」撰文，形容臺先生是「平生風義兼師友」，並祝願其「疾病速癒」。然而十一月，臺先生就去了。
在這個半年裏，臺先生的經歷一直令我在思考：究竟在政治兇險的環境下，人可以如何抉擇？究竟放棄政治活動，投身文化、藝術創作，是否負責任的選擇？確實，臺先生對於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實在無太多貢獻。相比起前赴後繼、拋頭顱灑熱血的民運人士，臺先生選擇了類近嵇康和阮籍的道路，甚至可以說是背叛了革命。李敖就曾大力批評臺先生為自保而封筆，批評他在蔣介石死時寫了幾個字，是無恥。然而臺先生從來無自污，從來無真正歸順，未有做過一日爪牙。《自由中國》被蔣介石查封後，臺先生邀請其文藝主編聶華苓到臺大任教，可說是小小的抗議。臺先生前半生經歷喪亂，從激烈抗爭走向幽微創作，也是無可奈何。當時局艱難，拒絕為虎作倀，拒張為權力與名利害人，已是難得。臺先生到台後從未再踏足大陸，反而李敖晚年可以開開心心走完一趟「神州文化之旅」。
更值得思考的一點是，在政治上無所作為，其他一切是否就無意義？我想不是。政治進步，尋求自由公義的體制，確實是頭等大事。但文化與藝術創造，也是人類文明的必要之事。政治與文化，有互倚互持的效果。當政治上碰壁，轉而走向文藝創作，不管作品是否「潛文本」，本身就有極大價值。因為人生活不只靠民主和自由保全，也靠文化與藝術滋養。臺先生對臺灣的政治進步或許無甚作為，但對藝術以至教育的貢獻則人所共見。而藝術的價值，就是能令人思考自身的處境、整體人類的景况，以及世界的過去與未來。臺先生藝術與教育、學術上的有為，我認為足抵其政治上無為的缺失。臺先生寫書法時，相信無想過自己的作品會令一個在其離世後方才出生的香港人，去反思自身的處境。這就是藝術永恆的力量，非一時的政權或一陣的政治風潮所能壓倒。
幾個月前我再去新亞錢穆圖書館，想要找回當年看過的那幅作品。可是在館內上上落落走了兩次，遍尋不獲。是否記錯呢？我再回到地下男洗手間對出，細看那牆，看到兩截顏色：一部分的牆壁顏色較淺，應該曾經掛着什麼。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記憶無誤，只是作品被拿走了。不知道是否還在書院內？台大為臺先生舉辦特展，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肯定會買機票飛過去。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在香港看到臺先生的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