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提起羅馬尼亞電影，或許很多人腦中一片空白。百老匯電影中心總監徐匡慈回想10年前和當地導演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的對話——當時羅馬尼亞的戲院較少，有時候團隊要帶着片源到不同小城市放映。直至2007年穆基執導的《4月3周2日墮胎日記》獲康城影展金棕櫚獎，該國電影正式打入國際殿堂，並獲世界關注及認可。百老匯電影中心適逢慶祝25周年，策劃了羅馬尼亞當代導演雷杜祖迪（Radu Jude）的回顧展，他的作品以批判社會和風格創新為人所知。
雷杜祖迪年僅44歲，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獲今屆柏林影展金熊獎，而電影女主角Katia Pascariu亦獲《紐約時報》選為2021最佳演員之一。徐匡慈說，雷杜祖迪的作品很切合電影中心的宗旨，中心自1996年創立以來希望為影迷提供主流以外多樣的選擇。「我們希望觀眾離開電影院時仍在談論那部電影，帶着疑問和反思，到底裏面說的事和自身有沒有關係。」
「我們看何謂一部好電影，有很多面向，固然手法上的創新很重要，另外有沒有對周遭社會的人文關懷？如果拍得很唯美，但沒有背後的信息、很空泛，那是否一部好電影？我有很大保留。」他形容看雷杜祖迪的作品時，會覺得他是指出了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拒絕遵從社會規範的思考模式，質疑主流政治論述是否正確。「他用不同電影和角度嘗試指出其實社會遮蓋了很多事，這也是我們覺得作為電影導演和文化工作者很重要的角色。」
觀賞門檻不高 批判權貴精英
雷杜祖迪揭示了羅馬尼亞根深柢固的問題，但觀賞他的電影門檻不高，策劃名為「羅馬尼亞啟示錄！」的回顧展，正因他的作品很在地也很普世。徐匡慈以各國右傾極端主義和當權者打壓異見者等為例，指出「社會權力結構令群眾忘記自己如何做人。觀眾不需要認識羅馬尼亞歷史，今日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是次策劃並安排了以色列紀錄片導演Avi Mograbi和雷杜祖迪網上對談，前者長年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雷杜祖迪對大民族主義的質疑不謀而合。
在雷杜祖迪短短執導生涯19年，已製作了9部長片、13套短片。他取材的故事往往是描述被社會背棄、群眾批判的人物，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講述一名精英學校的教師，因與丈夫的色情影片流出，被家長公審要求引咎辭職。導演野心頗大，在電影最後一幕的家長會議中，連環挑起羅馬尼亞橫跨各階層和歷史脈絡的社會問題，包括種族仇恨、厭女和恐同、宗教守舊、極右民族主義、否定大屠殺歷史、貧富懸殊和知識分子精英主義等。
權貴和精英不敢直面歷史的全貌，僅抽取美好純淨、有利於建構民族身分的部分事實，去營造所謂的民族英雄和文學巨匠。女主角作為歷史教師的角色設定，更能對視這種矛盾。因為有違精英家長的既定認知，他們紛紛拒絕承認國寶級詩人Mihai Eminescu曾以情慾為題寫詩，並指控歷史科教師思想低俗淫穢，揑造事實來污衊詩人。
女角游走城市 透視規劃混亂
徐匡慈說電影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主角，而是指摘她的人：「她是一個引子，像磁石，引出這些恐怖的狀態。這些有話語權的中產階級、社會精英，有軍官和機師。最後一場公審卻暴露了，在很文明的面具下的歧見和惡魔。」雷杜祖迪反覆刺向他們高高在上的姿態，展現表面自由民主的社會裏，仍有歷史傳流下來對性別和種族等極為保守的看法。
羅馬尼亞在近代經歷過統治者和政體的多番更迭：從19世紀的王國，一路走到法西斯政權、共產獨裁，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後如同其他東歐國家，逐漸走向民主體制，國會和總統由選舉產生，過渡至資本主義後2007年正式加入歐盟，社會肌理和民智或許依舊。「換了這些統治者、不同的軀殼之後，人民骨子裏是什麼？我想這是導演想說的事。」徐匡慈說。
他形容雷杜祖迪幾部著作的共通點：「有點像公路電影，其實重點不在司機，而是他沿路遇到的人事物。」微觀個人以外，雷杜祖迪的鏡頭也十分寬闊，女主角在街道的步伐，提供一個切面讓觀眾探視城市混亂——商業廣告與宣揚大民族精神的海報並列；新舊建築並置突兀感，例如尼古拉．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掌權時拆除舊城以興建人民宮。曾到訪羅馬尼亞的徐匡慈引述當地人說，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一個沒有規劃的城市；而即使加入了歐盟，羅馬尼亞仍被界定為發展中國家，電影亦忠實地展現國家未成熟的狀態。
蒙太奇構建史實奠基之一
雷杜祖迪的首部劇情長片《世上最囧的女孩》（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orld）便以一名渴望獲得汽車的少女為主角，游走在不同場景，表達國家過渡至資本主義後，扭曲了的社會面貌。另一部電影《塗鴉少年秘密檔案》（Uppercase Print）則講述一名16歲高中生在牆壁塗鴉了反政府標語，被秘密警察調查後審判，身邊的同學、教師和家人要盤問和指證他的故事。徐說，不論是教師抑或少年，雷杜祖迪意不在描繪「大衛與歌利亞」式的聖人故事。「他的獨特在於挑戰社會的偽善，偽善的根源在哪裏？偽善的面貌是怎樣？」在他看來，雷杜祖迪透過作品道出社會中跨階層的光怪陸離，批判人民出於恐懼和當權者以愛國作為幌子的操控，相比挑戰國家機器和獨裁政權，聚焦在人民思維可能更具爭議。
雷杜祖迪風格也極具實驗性。「把兩個或更多圖像並置進而組成一個新的概念，而此概念無法靠單獨影像來傳達，只有合併時才能完整地表述。」雷杜祖迪在回顧展的導言中，如此解釋自己偏好蒙太奇及運用紀實片段的表達方式。他亦引用藝術史學家Georges Didi-Huberman對蒙太奇作為敘事的嶄新範式：「蒙太奇將成為構建史實的其中一個奠基。不似神學，它沒有簡單單一的解答，卻突顯了時代的謬誤、相互交疊又矛盾的時間線，以及這類荒謬如何影響了不同的人事物。」
徐匡慈解釋，雷杜祖迪很強調蒙太奇不是剪接，用意並非推進故事，而是兩個不同的影像並置，從中製造出新的影像，誘發其他不同的想法。《塗鴉少年秘密檔案》除了少年的主線，同時交錯剪輯了同年代的國營電視台片段，包括宣傳片、歌舞片段、政治會議，建構出多聲道、虛實交錯的敘事，而這些片段也和應到故事的主軸。
古今虛實並置 誘發思考
「掌權者打壓異見者時，國營電視台宣傳講到歌舞昇平、國家很偉大、物質豐饒，氣氛嘻嘻哈哈。兩者加起來，故事已經多於這個男孩在1981年經歷過的事，而觀眾也見證到羅馬尼亞當時的狀態。甚至拉闊來說，一個國家機器操控自己群眾的思維，最後會怎樣？」徐說導演的實驗風格不是純粹為了賣弄技巧，而是嘗試以適合的手法說故事，甚至刻意設法令觀眾出戲，打破第四道牆，因為要避免觀者像看娛樂片般投入另一個時空，而必須持續與現實對話。雷杜祖迪喜歡用蒙太奇、古今虛實並置，因為他覺得歷史不斷循環，有些議題在不同年代都會反覆出現。《押奴記》（Aferim!）便為一例，背景設於19世紀卻用以借古喻今，講2015年的議題。
除了雷杜祖迪的作品，回顧展同時放映1960至70年代冒起的新浪潮影人作品，它們直面批判社會現實，對雷杜祖迪以至新生代導演的創作影響深遠。在最後一名共產獨裁者壽西斯古掌權後，羅馬尼亞享受過短暫的創作自由，直到1971年壽西斯古針對規管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說，象徵當地文化革命的開始。影視作品旋即受到國家的審查，政策包括禁止公開放映荷李活電影。然而，它們仍於黑市流傳，一卷錄影帶反覆拷貝，幾個街坊朋友窩在某戶秘密觀看極低清的影像。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這部紀錄片就是講述這段歷史軼事：一個傳譯員日間為政府工作，夜晚為成千上萬的黑市電影配音，並成為陪伴一代人成長的聲音。
在社會壓抑之時，對文化作品的需求或許更大。今年5、6月電影中心舉辦過比利時導演桑堤艾格曼（Chantal Akerman）的回顧展，徐匡慈說當時收到觀眾意見，表示對東歐議題有興趣，也間接鼓勵了今次策劃。 「一個國家、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無論是創傷、錯事、悲劇也好；這也是我們現在也需要理解的。」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