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第五波疫情來襲，航空交通中斷及通關阻隔勢令供應鏈更形緊張。連鎖快餐店除了衍生「巨無霸指數」，也是供應鏈的警報。去年日本和台灣出現薯條缺貨，香港也曾暫停供應炸雞翼。在供貨不穩之下，亞洲何以仍要繼續依賴北美及巴西的貨源？上期提到貿易摩擦和區域協議將令供應鏈網絡縮小，但香港現况似乎並非如此。研究國際貿易和產業結構轉型的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先梳理貿易網絡的來龍去脈，再從兩類短缺貨品，分析誰來决定供應地。
國際貿易網絡 增彈性易說難行
疫情最明顯的影響，是供應鏈原則由講求營運效率的「即時生產」（just in time）轉到「以防萬一」（just in case），冀建立分散風險的多方供應源，應對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鄧希煒指，國際貿易公司以前過於着眼成本或生產速度，長期倚賴單一出口國：「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疫情後多了很多反省，這些公司完全改變了思維，發覺世界貿易不會一直平穩。」公司會在墨西哥及中國等生產基地外，多加一兩個小型供應商，正如上期提到的「中國加一」策略。然而策略歸策略，鄧希煒強調那個「加一」多為後備或輔助性質。因供應鏈牢固，不易隨便分拆，若生產商要完全離開內地生產鏈，以東南亞為替代則絕非易事。再者，工業生產端賴國家自身的經濟實力，例如產能、交通運輸及人口規模。
舉例說，越南是急速冒起的出口國，許多跨國企業都將中國生產線遷到越南，但其總人口僅約有9734萬，而截至2021年，廣東省常住人口為1.26億：「若說越南要取代中國成為工業出口國，比重是多少呢？很難相信一兩個國家會令中國出口減少到令人擔心的程度。」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2020年的研究更論定越南製造業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不會威脅中國「世界工廠」的位置。國際諮詢公司麥肯錫在2020至2021年間的調查亦印證上述觀點。調查訪問了60個來自不同行業和地區的供應鏈高管人員，有93%受訪者因疫情試圖增加供應鏈彈性，又有73%指供應地因疫情遇到問題，但最後只有15%受訪者在12個月內有實質重整，主要以增加關鍵產品的庫存應對，並非改變或分散供應地。
「原產地規則」失效
鄧希煒指目前國際貿易仍以零部件及原材料等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goods）為主，有多個供應源，「例如蘋果手機，在中國裝嵌，但需要全球搜購數百個部件。這些才影響國際貿易，令數字升得快，而非單向的食品，如由阿根廷直接運到香港的牛肉。」世界貿易組織報告顯示，2021年第二季中間產品佔全球貿易總額（不包括燃料）52%，比例與過去十年相若。而全球貿易發展亦令「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失效，貨品通常在不同國家加工而成，原料供應地的認證更趨複雜，也難以受終端消費者或市場需求左右。「大部分消費者都不知道中間產品來源地在哪，其對來源地的接受程度或要求並不是考慮因素。採購時更重視找可信的公司，符合成本效益。消費者難以影響整個貿易鏈的重組。」部分高端產品或因美國制裁，不能採用中國技術或中間產品，也有奢侈品或關乎食品安全的產品較講究生產國，不過這些都只佔少數：「是否可以導致整個貿易格局改變呢？我就覺得未至於有這樣大的影響。」
香港原則上靈活
實際上較少轉換
去年供港的急凍雞翼及鮮奶等都曾經滯後或短缺，但鄧希煒指出香港依然是貿易福地，沒有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地。除了由於上期談到獨立關稅區在貿易戰中的優勢和分流作用，也因香港屬小型經濟體，進口量對出口國影響有限，同時有多年的進出口經驗，熟悉貿易網絡，若霎時轉換供應地，也較易取得來貨。但現實的是，香港即使出現缺貨，也不見來源地改變。他從實際營商角度分析，指難以轉換供應地的原因有二。第一是連鎖店、大品牌或進口公司為了取得優惠價格，通常會鎖定供應商，簽訂長期合約，即使因疫情或災害違約也要賠償：「所以2008年金融危機後，好多公司取消合約，最後要上法庭，得益的是律師行和保險公司。」其二，要看出口國的生產力或有否政府補貼，例如美國農業在規模經濟下，肉類產量足以輸出外國有餘，「加上政府補貼後，儘管貨運成本增加也可能比附近或內地的肉類便宜。」即使貨船遲數星期，只要不影響凍肉質量，對快餐店或食肆依然不成問題。
既然供應地難以轉換，鄧希煒繼而關注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問題，像內地工廠的煤炭或用電，「回到經濟101的論述：一定有人付出代價。但去到最底層的CPI（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只是稍升。誰負擔了呢？不就是政府或企業。但可以延續多久？這是2022年一個不確定因素。」可幸是一直以來最令香港企業和商戶頭痛的租金因疫情下跌，「以前地舖租金平均都佔了開支三分一。下跌後緩衝了很多非租金的成本所帶來的價格壓力。」如果租金回升，他相信會加劇通脹。
科技及電子產品 傾向自組供應鏈
高端科技產品採取的供應鏈策則與以上迥異，公司通常會將生產線搬回本國，或是建立多條獨立供應鏈，如Tesla分別在德州、德國和上海設廠，供應亞洲和歐美市場。全球供應鏈又稱為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GVC），鄧希煒分享研究GVC的學者Richard Baldwin的話：「有次他講笑，說不明白何以叫『全球價值鏈』，三個字眼都有誤導：『價值』這個字估計是社會學家提出，他們常強調這些非經濟學用語。也不是『鏈』，更像個網，因為上下游有好多事情同時發生，只不過到最後在同一地方裝嵌。好多供應鏈也是地區性，不是『全球』。」關於最後一點，他解釋牽涉多個零部件的產品，一般會在工廠附近地區物色供應商，甚至從頭規劃，像Tesla一樣。他指Elon Musk在中國設供應鏈的做法聰明，可以避開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在中國市場分杯羹，又可繞開電池生產商，直接獲取大量鋰資源。Tesla於月前就與贛鋒鋰業簽訂了為期兩年的供應合約。
芯片短缺，香港製造？
在家工作和上課的安排令更多家庭增購手提電腦、智能電話；全球環保趨勢亦帶動電動車需求，這些產品都用到短缺多時的芯片。雖然芯片供應由台灣台積電和南韓三星主導，鄧希煒解釋香港沒有「近水樓台」之利：「台灣和南韓絕對會支持自己的企業，但沒理由對其餘亞洲地區甚至歐美國家特別支持，它們的顧客來自全球。而且芯片好輕，運輸成本並非考慮因素。」支持香港再工業化的鄧希煒，認為芯片是有潛力在港發展的新興產業，最可行快捷的方法是吸引外資或內地公司設廠。未來北部都會區或落馬洲河套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都能提供設廠空間，但技術一環仍有難度，背後牽涉到全球網絡：切割晶圓是最難掌握的技術，目前全球最精準的光刻機由荷蘭ASML出產，而該設備的大部分技術專利又由美國公司擁有。在美國制裁下，ASML光刻機只能賣到台灣及南韓，不能賣給中國企業。故此，他相信香港也難以從台灣及南韓獲取芯片技術，「根據現在國際政治格局，用排除法的話，都是從國內轉移技術最可行。」電子產品雖然現在供應受阻，但他預計對香港消費者影響不大，因為這並非會影響CPI的非耐用品：「人們不會時常去買芯片產品。汽車、電腦都是每幾年才買。如果剛好要買電腦，可能會加價或等的時間會長了。」
凍肉店成行成市 話事權在供貨商
經營食材進口、批發和零售的明邦公司負責人黃證道認同鄧希煒所說，指食肆主要考慮成本，甚少在意來貨產地，現時以美國和巴西肉最普及。內地也有肉類供港，但通常是鮮肉，以及經過加工、切割或包裝的歐美和澳洲肉類。零售方面，疫情下雖有多家急凍食品店開業，然而貨路十不離九，像法國春雞、新西蘭羊架及和牛漢堡扒，牌子亦見大同小異，消費者實質選擇不多，這揭示市場其實由供應主導，以新西蘭羊架為例，香港入口商只有兩三家，「我當然希望愈多牌子愈好，但我自己都是入口商，都嘗試找過，那邊原來只有幾個品牌壟斷出口。」以往急凍牛肉不離西冷或肉眼，現在則細分了封門柳、牛頸脊等各種部位，多了花款，但這或只屬出口商的營銷策略，畢竟他們都要整隻牛購入，將大件肉塊拆成不同部分，可給入口商多些選擇，再推廣給不同餐廳和店舖。
進口看人脈 冀多供應歐洲肉
他批發的貨品有時是從外國進口，有時會向其他本地進口商採購，這與公司在外國的人脈相關：「要考慮在該國耕耘有多深，例如我們在日本交易了十幾年，取日本貨有優勢，但有的國家未開始來往，或那邊供應商不夠多。」多數連鎖食肆會自己採購食材，但有部分進口難度較高的貨品仍要假手其他進口商，如他曾向某連鎖日式餐廳批發餃子雞翼和煙三文魚，「（後者）因為較易有李斯特菌，所以要找我們，有專人去工場監察把關。」 越南是急凍海產的主要供應地，去年明邦的越南供應商曾因工人染疫或死亡，工廠停擺，他們缺貨逾3個月，「我們找到其他香港進口商取貨，所以就知道並非全部越南工廠都受影響。」目前他也沒終止在越南採購的打算，但會嘗試多找不同工廠：「始終東南亞船期較短，沒事都不會改變供貨地區。」因成本關係，歐洲凍肉在香港市場佔比不大。他指行內都知道歐洲食物安全標準較高，肉類不含俗稱「瘦肉精」的乙類促效劑，相反，美國的出口肉類通常以此為飼料添加劑，所以來年希望多接洽幾家歐洲供貨商，向消費者推廣。
下期預告：空櫃離港怪現象？
幾個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到眼下空櫃離港的怪現象。據MarketWatch統計，去年1至10月美國9大港口有1,210萬個20呎標準貨櫃（TEUs），沒有裝載貨物就離開港口，比2020年同期高出46.2%。鄧希煒稱疫情屬「黑天鵝事件」，揭示隱藏已久卻一直未解決的全球供求失衡，尤其是中美貿易長期逆差所造成的物流問題：「離開亞洲的船是載滿貨的，回來時可能要停五、六日，好多櫃都不滿，甚至是空的。」他提到以前因為公司補貼，從北美回程的貨櫃裝滿許多廢料，送到中國回收再造，直至2018年中國禁止「洋垃圾」入境才終止﹕「其實好荒謬，那些垃圾沒有需求，只是『夾硬』運過來。可見供應鏈背後有很多複雜的成本效益計算。」下期將剖析物流過程對香港供應鏈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