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一份財政預算出爐，陳茂波在對香港經濟回顧及展望後，馬上跳進「攜手抗疫」這一節，這並不令人意外，這當然是當下香港重中之重。可是，財爺似乎只作為各項臨時緊急抗疫措施的提款機，包括240億興建隔離設施、臨時醫院、推行疫苗接種計劃、提供檢測服務、增加藥物及醫療裝備等等。在今年預算開支分類上，「衛生」一項也是最高，共1628億。可是，究竟政府在這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中，在香港醫療系統受到重重衝擊下，有沒有發現及思考過，公共衛生的長期開支出了什麼問題？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憑着自己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經驗及觀察，以及一些很容易找到的數字，我代小市民提一個問題﹕在這第五波疫情中，醫療系統所面臨的壓力之巨大，甚至可以說是危機，這應該不用我多加描述。但這究竟是否只是疫情太嚴重，還是我們的醫療系統的容量根本不夠，甚至是非常緊張，沒有預留多少緩衝空間應對危急？
在疫情之前，所有人早已發現香港公共醫療系統及資源的繃緊，而這卻是全城九成病人的生命線。大部分人也經歷過，急症室的擠擁、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病房人滿之患。我們可以觀察到的還有兩個例子﹕每年流感季節，公立醫院經常「爆煲」，是流感太勁，還是個「煲」太小？另一件事是大約十年前，當大陸的「雙非」孕婦還可以以旅客身分來香港分娩時，便迅速令產房以至嬰兒的深切治療服務出現危機。政府以至不少市民似乎習慣了把這些解釋為外因，突發因素，這跟「地少人多」論相似，我們總是覺得香港就這麼小，外來的壓力多一點，我們便被壓垮，但卻很少去看自身造成的系統性問題。
相對香港的房屋問題，社會要求政府擴大公共醫療開支的聲音小許多。衣食住行外，我們還有生老病死，公立醫院急症室或病房雖跟劏房不同性質，卻同樣擠迫。我近年也算見識過澳門、台灣、日本的公立醫院，我會用嚇一跳來形容自己的感受﹕病牀的密度相對低，醫院環境也相對寧靜。來自這些地方的朋友反過看一下我們的公立醫院，看到一個病房可以容納的病牀數目，反應也是嚇一跳。
香港的醫療以至醫學水平，雖然算是世界級，可是，研究醫療及公共財政的國際學者也感到很困惑，何以我們的醫療開支只佔香港的生產總值6.2%，根據OECD的數字，世界平均是8.8%，而中國本來屬世界上的低水平，這幾年也攀升至7%以上。當然，有人說香港的醫療系統有效率，用錢少卻能照顧那麼多人，又或者我們的生產總值基數大，比例小但很充裕。但是，這種效率蘊含了不少沒有計算清楚的社會成本，別的不說了，就講時間，香港人花了人生多少時間在急症室裏等候？我真是很想知道這個數字。至於醫護的勞動時間及強度，近日媒體都在講1:100，箇中苦况很多人比我更懂。既然香港生產總值這麼高，我們是否值得有更高的公共醫療質素呢？
人口增長老化 醫療容量未擴
有一個數字同樣驚人，由發生沙士一疫的2003年至今，人口由670萬變成740萬，65歲的長者人口由83萬升至130萬以上，但公立醫院的病牀數目卻幾乎沒有怎樣增長過，換言之，無論人口增長、老化或醫療危機，也沒有怎麼刺激到政府要多花錢去擴大醫療容量，我們應付這些問題，靠的就是更有效率地使用有限資源，使用每一張病牀（許多市民也感受過公立醫院如何趕着把剛病好的你送出醫院），加倍操勞每一位醫療人員？
在2016年，我們終於等到政府提出十年醫院計劃，計劃增加5000張牀，雖然只是增長不足兩成，但至今我們近乎還是只能望梅止渴。同一時間，政府已花了不少錢或免稅措施誘導我們「幫襯」私人醫療系統；我忍了很久，去年也半自願地參加了自願醫保，但我還未感受到它帶來的改善。我們先不討論公共醫療的走向是否應該如此，但很明顯，這種政策走向在現在，或可見的未來，也無法幫助處理公立醫院迫爆的問題，更無法處理現下的疫情危機。事到如此，政府竟然還在與私立醫院商討可以如何幫助舒緩公立醫院的壓力，卻沒有什麼成果，而私立醫院早已告訴政府，他們的設施不足接收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
我也知道遠水不能夠近火，醫院牀位不能馬上或短期內增加。但諷刺的是，如此缺乏緩衝空間的公立醫療系統，政府的總體防疫策略卻不停為它加壓。我幾天前寫了一篇文章，談及香港防疫措施的路徑依賴（刊登在星期五的「觀點版」），指政府一直沿用以中央化及政治包攬方式處理疫情，把感染者（無論輕或重症）、密切接觸者企圖收歸政府的病牀及設施隔離及治療，檢測也一直由政府主導，卻少支援或提醒輕症者家居檢疫、自測以至治療。香港政府主導一切模式在去年夏季之前，還算是能控制住疫情，因為確診個案及傳播鏈有限；但自Omicron變種病毒爆發以來，明顯這種中央化、政府包攬方式已不勝負荷，但政府還是順着這路徑辦事。
中央化政府包攬難抗Omicron
如果你有一個很強大的公立醫療系統，容量很充足，這路線還勉強說得過去。但事實是，政府所依賴的公立醫療系統，其實是十分脆弱，捉襟見肘的。政府的解決之道，只想到進一步中央化，擴大政府的包攬的範圍，本地不夠資源，結果唯一出路便是多找中央政府支援。例如，超出本地能力只能靠中央的全民強制檢測便被想像成最強武器，檢測後大量的無或輕症確診者，是否造成更大量對檢疫、病牀設施需求？如何解決？又要找中央？還是要把病人送上大灣區？
無論專業界或民間對全民檢測的效用及成本有多大質疑，政府似乎還是沿着既有路徑一直走下去，結果當然要向中央求救。這種做法，坊間不少人解釋為特首要緊靠近中央，讓中央來做一個香港救世者；但是，從制度去看，關鍵是我們有一個脆弱的公立醫療系統，又要執行中央化、政府包攬的防疫路線，求中央打救才成為必然之選。
2018年以來，施政報告、財政預算都把眼光放到「明日大嶼」那麼遠，何以看不到今日的香港，近在咫尺的政府醫院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