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新冠疫症大流行以來，全球出現各種可放大縮小，讓我們掌握疫情進展的網上地圖。香港也有地政總署用地理資訊系統（GIS）開發的「本地情况互動地圖」，但來到今天，不知道尚有多少人會定期查看？見到香港各區佈滿紅點，難免令人困惑：看地圖還有什麼作用？疫情地圖可以說是空間流行病學（spatial epidemiology）的延伸，它結合了醫學和地理，在19世紀已見雛形，來到21世紀的香港，可以為政府、市民和學者帶來哪些啟示？
19世紀「鬼圖」
揪出霍亂源頭
霍亂於19世紀肆虐，曾七度演變成大流行，遍及亞洲、歐洲、北美和非洲，當中又以19世紀中第三次大流行的死亡率最高，估計全球約有百萬人亡。時人認為霍亂由瘴氣傳播，但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到處為病人診症，卻沒受感染，開始懷疑空氣未必是傳播途徑。於是，他在1854年調查了倫敦蘇豪區的死亡個案，再繪製地圖，用狀似棺材的黑盒記錄位置。得出其空間分佈後，他發現大部分個案都環繞同一個公共水泵，繼而追查該水源，知悉那是來自泰晤士河的污水，最後建議政府拆除該受污染的水泵。這張地圖被後世稱為「鬼圖」（ghost map），約翰‧斯諾亦因此事迹被譽為「流行病學之父」，也被認為是奠下地理資訊系統概念的第一人。
醫學院×地資系學生
聯手研流行病學
在百多年後的香港，空間流行病學並未成為顯學，中大曾經開辦此課程，但因數年收生不足而取消。中大醫學院何鴻燊防治傳染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瑞山認為，傳染病在香港曾一度消減，致令學生對此範疇興趣缺缺。「很難只做空間流行病學工作，不太可能純粹作一門學科，但它是研究流行病的好角度。」當年他率先把此視野帶進醫學院，「第一日踏入中大時（即2005年）已想到，覺得空間層面的研究較少。那時地政總署開始有數據，就以為一定有流行病學者在做研究，誰知走遍醫學院，原來沒人在做」。他輾轉經同事介紹，認識到修讀地理資訊系統的學生，開始拓展此範疇，並把成果製成地圖，於公共衛生地圖網SpatioEpi公開（網址：www.spatioepi.com）。醫學與地理本來涇渭分明，疾病與環境的關係至19世紀初才確立，之後出現醫療地理學（medical geography）、健康地理學（health geography）、親緣地理學（phylogeography）等分支。讀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學生除了具備製圖知識，也抱持流行病學的治學態度，「能夠宏觀謙虛地看待世界，特別喜歡他們」。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王艾斯是最初加入研究小組的地資系學生之一，一直參與至今。
製圖「睇餸食飯」
信息清晰最重要
流行病學離不開時、地、人三個要素，但人們多關注確診人數和時間，少說空間。從前，疾病地圖的作用如同插圖，而流行病學則逐漸演變成疾病分佈的定量描述。李瑞山說雖然毋須分秒掌握空間，但也有納入分析的價值。正如他抗拒「幾何級數上升」的預測，因其前提是全港市民隨機分佈及接觸，但實際上我們的居住環境和社交網絡均非隨機。世衛為疫情定性的用語是爆發（outbreak）、地區性流行（epidemic）到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擴散的範圍釐定不同階段，足見地理與疾病密不可分，SpatioEpi製作的地圖「Omicron來了」就涵蓋全球，可看到案例如何在三周間急增、香港的輸入個案與爆發地的關係。
能否用地圖闡述某種疾病，要視乎其傳播途徑與空間的關係是否密切。例如登革熱，蚊子通常在民居和溫暖潮濕環境繁殖，透過整理誘蚊器指數，就可以得知傳播風險較高的地點。愛滋病的傳播途徑則與地理空間關係不大，更關鍵的是人際社交網絡，「地理是空間流行病學的起源，但我們可將空間拓闊至『社交空間』，社交網絡分析與空間分析的方法相似」。除了依據疾病特性，也要看數據。王艾斯直言製圖時要用七成時間梳理數據，相對沉悶。地圖雖有多種呈現形式，但她要「睇餸食飯」，不能如設計師般隨意選擇。X軸和Y軸組成的地點坐標是製圖的基本數據之一，但在2000年代地政總署尚未有公開平台，李瑞山見中原地圖網站更完善，就寫信問施永青能否分享數據，結果他真的派員協助。王艾斯記得處理H1N1流感（俗稱豬流感）數據時，她手上只得X軸、Y軸、性別、年齡及確診日子，數據不多，團隊將之逐個月分析，藉地圖見出感染聚類（cluster）的轉變及擴散。李瑞山說：「我們最興奮、覺得最有趣的是，畫完地圖後，想想看到了什麼信息。」
港地圖標個案居所 參考價值低？
這兩年網上充斥疫情動態地圖，拉大縮小，載列了詳盡屬性（attributes），資訊反而多得應接不暇，李瑞山形容似部字典，由公眾查找自己所需，「互動不代表多了信息，只是同一信息但深入了」。他們製作的「故事地圖」是隨研究衍生的成果，每幅只傳遞一至兩個公共衛生信息或教育意義，例如認識香港愛滋病工作。「亞洲新冠疫苗接種覆蓋率」地圖則展示各地接種的新冠疫苗名稱和數目，以及累計病例，帶出接種疫苗的重要。「將地圖公諸於世時，應該要知道想帶出的信息。」政府的「本地情况互動地圖」標示了14天內曾有個案居住或到訪的建築物，做法雖比2009年爆發豬流感時更透明，但他直言在疫情遍佈全港之時，對市民的幫助不大，假如令他們忽略傳播途徑，誤以為有確診者居住的地點就代表高危，反會製造恐慌。
二人建議市民查看地圖時，宜先取得宏觀印象，如判斷疫情是散佈多個地區或局限於某範圍，或個別衛生欠佳的屋苑會否有較多感染，從而得知哪些地區較高危，而非着眼於個別建築物。而以居所為單位的地圖，在香港的參考價值較低，王艾斯解釋，外國的家居是平面分佈，故用地圖可呈現清晰的傳染走向，「全世界不是太多地方似香港，許多人住在三四十層的高樓」。垂直位置的數據因為私隱原因較難獲取，更難論斷關係，「故此多次污水檢測，也只能說該社區有傳播，不能由此判斷是有垂直傳播」。加上香港人員流動高，只看居所來判斷感染風險並不可靠。
但對流行病學來說，「互動地圖」的數據則可助推進研究。李瑞山假設：疫情會否有由大爆發、小型滲透到家居傳播的趨向？例如初爆發時，可從地圖觀察地點是否集中在多人聚集的場合，並分類標示；在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後，怎樣演變成小規模傳播，到最後縮減至家居傳播。「如果大部分都變成家居時，即可判斷疫症將結束。怎樣得到這個結論呢？要做分析，地理就好重要。」然而，政府疲於更新數據，他們也未能追趕進度，或許要待疫情終結時才有足夠數據回顧。
密集城市傳播莫測 指引服務更實用
外國和內地都有預測傳播分佈的地圖，讓民眾警惕準備。在第五波初起時，本港亦有大學團隊將發病風險分為五級，用地圖標示未來一周各區的風險指數，呼籲市民暫時減少該區域的非必要出行。然而疫情莫測，隨即進入全港爆發。王艾斯解釋，傳播預測不適合密集城市，須將範圍擴大才有助理解，「如放大到全世界，見到爆發地靠近香港，就代表香港有較大風險」。李瑞山強調估測靠的是模型推算，地圖只是呈現成果，但學術界有句話是「所有模型都是錯的，但其中有些有用」。更重要的是預計情景（scenario），制定相應措施，如阻截散播或醫療設施分配。
他覺得眼下對市民來說最實用的地圖，不是估算傳播風險，而是指引確診服務如醫院或診所。目前官方「互動地圖」只臚列了社區疫苗接種服務和強制檢測或檢測服務的位置。雖然，公眾未必會因疫情地圖加深對空間流行病學的認識，但二人說無論是大學課程或SpatioEpi平台均旨在可以讓人使用（make it available），現在製圖技術和數據發達，「如有人有興趣，也可參與研究，例如畫個地圖給我們，在網站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