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果戈理與舒夫真高:來自烏克蘭的兩種聲音

文章日期:2022年03月27日

【明報專訊】自從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都想更多了解烏克蘭歷史,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和《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自然搶手。

然而從文學了解烏克蘭,也是一途,本文將焦點放在19世紀初,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當時有兩位來自烏克蘭的作家:果戈理(Nikolai Gogol,1809-1852)和舒夫真高(Taras Shevchenko,1814-1861,又譯謝甫琴科)。他們是同代人,而且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出相互對照又相當立體的文學形象:果戈理是地主家庭出身,舒夫真高是農奴出身,他們都在聖彼得堡開展文藝的事業,受到注視,都寫下諷刺權勢之作。後來,舒夫真高遭到流放,而果戈理去國多年,最後,舒夫真高成為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的象徵人物,果戈理成為狂熱的基督宗教信徒。更獨特的是,他們都在1845年留下「遺囑」。

保羅.庫比塞克(Paul Kubicek)在《烏克蘭史》(The History of Ukraine)指出,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的烏克蘭人,視俄羅斯的統治是壓迫,俄羅斯人視烏克蘭人為「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政府認為烏克蘭是俄羅斯必不可分的領土,而文化上,俄羅斯並無意令烏克蘭農民大眾俄羅斯化,對於能夠進入政府的精英階層,他們被期望可以放棄「小俄羅斯」,融入俄羅斯文化,果戈理就是一例,他一直以俄文寫作。

果戈理的出身與人生

果戈理的人生,可見於1847年〈作者自白〉(An Author's Confession)等文章,而最言簡意賅的傳記,當數1944年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出版的小書《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但要研究果戈理的身分問題,E. M. Bojanowska的Nikolai Gogol: Between Ukrainia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就有深入的討論。

果戈理生於波爾塔瓦省密爾格拉得縣索羅慶采鎮,如今在烏克蘭境內。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小地主,也有文化,喜愛戲劇,更是烏克蘭民間業餘劇作家,在朋友的家庭舞台中上演自己寫作的喜劇,還粉墨登場。果戈理16歲喪父,但父親的劇作已教早年的果戈理留下深刻印象,果戈理自己在日後也成為戲劇及小說作家。果戈理的母親是虔誠東正教徒,也對果戈理的強烈宗教情感留下重要的伏線。

1828年,果戈理中學畢業,就動身前往聖彼得堡,一心仕進,在國家機關工作,卻落得失望。1829年,他出版了一本長詩,但很快就收回銷毁。1830年,果戈理找到文書公務員工作,翌年辭職,到女子學院教歷史。1832年撰寫的《小俄羅斯形成史一瞥》(A Glance at the Composition of Little Russia)是果戈理留下來的歷史著述。小俄羅斯是烏克蘭的舊稱,果戈理在文中提及了南部俄羅斯被韃靼人入侵的歷史,哥薩克的出現,令形勢變化,他們驍勇善戰,「這些人在繁殖、壯大之後便形成了一整個群體,使全烏克蘭都帶上了他們的特徵,也可以說帶上了他們的情調,創造出了奇蹟——使世代熱愛和平的斯拉夫人變成了慓悍好鬥、號稱哥薩克的好漢,形成了歐洲歷史上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也許正是這種現象遏制了企圖吞沒歐洲的伊斯蘭民族的進軍勢頭」。

烏克蘭帶來的小說靈感

從1831到1832年,果戈理先後推出兩卷《狄康卡近鄉夜話》(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終於在文壇找到立足之地。狄康卡是烏克蘭地名,小說建基於烏克蘭的民間傳說和故事,小說以刻劃烏克蘭人的浪漫故事為主,有的帶詩意及神秘色彩。

1835年,果戈理再接再厲,又出版兩部小說集《密爾格拉得》(Mirgorod)和《小品集》(Arabesques)。《密爾格拉得》一共有4個中短篇小說, 密爾格拉得也是烏克蘭地名,其中的作品呈現了不同的風貌,但還是以烏克蘭為地域背景。其中《塔拉斯.布利巴》(Taras Bulba)是關於烏克蘭哥薩克人的傳奇故事,老塔拉斯帶着兩個在基輔神學校讀書的兒子,到軍旅之中,一起征戰,可是因小兒子愛上波蘭女人,投奔到敵對的波蘭軍營,父親開槍殺死了小兒子。後來,大兒子被波蘭人俘虜,在華沙受死刑,老塔拉斯在人群中看着大兒子受刑,再回到軍隊中,作戰不懈至死。小說中英勇善戰抗擊敵人的哥薩克形象,呼之欲出;而《維》(Viy)卻是從民間浪漫故事出發,以基輔神學校學生的奇遇,通向魔幻的妖怪世界。《小品集》的3個短篇小說,與後來的一些作品,組成《彼得堡故事》(Petersburg Tales),果戈理逐漸離開了烏克蘭的根源,而從個人獨特、諷刺而怪異的目光,看聖彼得堡以至俄羅斯城鎮。

1836年,果戈理的諷刺喜劇《欽差大臣》(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上演後,果戈理離開俄羅斯,在外生活了12年(其間也曾回俄),寫作長篇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有魯迅中譯本)。1844年,有朋友問果戈理,你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果戈理回信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會給任何一方更優越,雙方的天性都是上帝的慷慨恩賜。

果戈理的〈遺囑〉

1845年,果戈理身體違和,寫下〈遺囑〉,收於1847年果戈理出版的《與友人書簡選》(Selected Passages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這本書是果戈理向俄羅斯佈道和懺悔的書,引起熱烈爭議。曾經高度讚許果戈理小說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就給果戈理寫信道:「您的呼籲大概是真誠的。可是把這個呼籲公布於眾卻是一個很不幸的想法。天真的篤信宗教的時代對我們的社會來說也早已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已經明白在哪兒祈禱都一樣,到耶路撒冷去找基督的不是心裏從來沒有基督的人,就是失去基督的人。誰能夠看到他人痛苦而感到痛苦,誰能夠看到他人受壓迫而心情沉重,誰就心裏有基督,誰就用不着徒步到耶路撒冷去。」

果戈理的〈遺囑〉,從基督徒的立場出發,自甘卑微,並不像是為作品而自豪的重要作家之言。他不要紀念碑、不要哀悼、不要急於褒貶他的作品。果戈理甚至說:「一切將同樣是偏頗的,一如我生前。在我的作品中需指摘的遠多於值得稱讚的。」

1852年,果戈理焚燒《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後,不久就去世。果戈理是俄羅斯重要的小說家,影響了後來的俄國小說,也多少掩蓋了他的烏克蘭出身。果戈理的內心複雜,有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雙重身分,從世俗走向宗教,從民俗浪漫走向諷刺世情,最後自我貶抑,對昔日作品一概否定。

舒夫真高的自由與不自由

舒夫真高生於烏克蘭基輔省莫林采村的農奴家庭,父母是貴族地主恩格爾加特的農奴,相當貧窮。舒夫真高9歲喪母,父親再婚,但不過一年半左右,父親也去世了,舒夫真高成為孤兒,在教堂當童僕,又擔任地主的僕人,其間學會了讀書寫字,了解烏克蘭及波蘭文學,也喜歡繪畫。

1831年,舒夫真高隨地主到了聖彼得堡,打開了視野,又接觸普希金的詩作。地主知道舒夫真高能畫畫,將他送到畫匠那裏去當學徒。1835年,舒夫真高的美術才華開始被發現,1838年,畫家勃留洛夫教授為詩人茹科夫斯基畫了一幅肖像畫,然後畫作拍賣,所得金錢換取了舒夫真高的自由。

舒夫真高贖身了,踏入10年的自由歲月。舒夫真高進入美術學院,跟勃留洛夫習藝,他一方面畫藝日進,獲獎不斷,《吉卜賽算命人》(Gypsy Fortune Teller)就得1841年帝國美術學院的銀獎。另一方面,舒夫真高大量閱讀古代、外國、俄國和烏克蘭的文學作品,也寫作詩歌,1840年,舒夫真高的第一本詩集《科布查歌手》(Kobzar)出版,當中有8首詩。

在聖彼得堡定居的舒夫真高,分別在1843、1845及1846年三度回到烏克蘭,烏克蘭同胞的不幸生活情狀,刺激了他。1844年,舒夫真高回到聖彼得堡,寫下長詩《夢境》(Dream),題目是夢境,但指向的是現實,詩作更激烈地批判沙皇。同年底,舒夫真高寫了《獻給果戈理》(To Gogol),詩中借《塔拉斯.布利巴》寫烏克蘭的自由和昔日不再,只給沙皇和德人驅使,而舒夫真高又向果戈理嘲諷的藝術致意。以下節錄後半首(本文引用的詩作見戈寶權等譯《謝甫琴科詩選》):

親愛的祖國

再聽不到自由的炮聲。

年老的父親

再也不會為了烏克蘭的

自由、光榮和榮譽,

把自己心愛的兒子殺掉。

他現在不是殺掉,而是撫養成長,

奉獻給沙皇送上疆場,

他說:「這是我們寡婦的貢獻,

請你收下吧。」

他把他奉獻給沙皇

和野狗般的德國佬……

任他們去吧,我的老兄——

而我們要照舊地嘲諷微笑和哭泣悲傷。

1845年,舒夫真高畢業了,他再回到烏克蘭,翌年,舒夫真高在基輔結識歷史學家科斯托馬羅夫(Nikolay Kostomarov),科斯托馬羅夫是秘密政治團體「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的創立者之一,據浦洛基(Serhii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所說,「科斯托馬羅夫起草了兄弟會的章程,題名為『烏克蘭人民的起源之書』(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的創作靈感來源之一是《波蘭人民和波蘭的朝聖之書》(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在這本書中,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將波蘭歷史呈現為波蘭民族的一部彌賽亞式受難故事。在密茨凱維奇眼中,波蘭將從墳墓中重生,並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帶來解放。科斯托馬羅夫將這個彌賽亞式的角色留給了烏克蘭:由於其哥薩克源頭,烏克蘭天生是民主及平等的;與俄羅斯人不同,烏克蘭人沒有沙皇;與波蘭人不同,烏克蘭人沒有貴族。聖西里爾和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們,視烏克蘭的哥薩克歷史為寶貴的遺產,追求廢除農奴制,並主張將帝國改造成為平等共和國的聯邦,而烏克蘭將是這些共和國之一」。

舒夫真高的《遺囑》

1847年,兄弟會被取締,舒夫真高、科斯托馬羅夫及其他成員被拘捕。由於舒夫真高的《夢境》等詩歌被搜出,他被重判10年流放,遠多於其他受審判的兄弟會成員,沙皇尼古拉一世更在判詞中加入「嚴加監視,褫奪寫作及繪畫的權利」。舒夫真高在烏拉山脈的奧倫堡奧爾斯克等要塞當小兵,但也偷偷創作寫詩。由於地方考察的職務,又有繪畫的機會。

整整10年過後,舒夫真高獲得釋放,翌年回到聖彼得堡。1859年,舒夫真高重返烏克蘭,他本來打算在烏克蘭定居,但在7月他又以褻瀆罪被捕,被下令立即返回聖彼得堡,從此無法回鄉。1861年,47歲生日的第二天,舒夫真高在聖彼得堡去世。他的朋友執行了舒夫真高在烏克蘭所寫的詩作《遺囑》的願望,將他的遺體轉送到烏克蘭,安葬於康涅夫的修道僧山,就在第聶伯河旁。以下就是舒夫真高1845年12月25日寫下的詩《遺囑》:

當我死了的時候,

把我在墳墓裏深深埋葬,

在那遼闊的草原中間,

在那親愛的烏克蘭故鄉,

好讓我能看見一望無邊的田野,

滾滾的第聶伯河,還有那些峭壁和懸崖;

好讓我聽見奔騰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蕩。

當河水把敵人的污血,

從烏克蘭冲向蔚藍的海洋……

只有那時候,我才會離開

祖國的田野和山崗——

我要一直飛向

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在這個日子來到以前,

我決不會祈禱上蒼。

將我埋葬以後,大家要一致奮身,

把奴役的鎖鏈粉碎得精光,

並且用敵人的污血

來澆灌自由的花朵。

在偉大的新家庭裏,

在自由的新家庭裏,

願大家不要把我遺忘,

常用親切溫暖的話語將我回想。

——1845年12月25日於彼烈雅斯拉夫

文•鄭政恆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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