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從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都想更多了解烏克蘭歷史，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和《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自然搶手。
然而從文學了解烏克蘭，也是一途，本文將焦點放在19世紀初，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當時有兩位來自烏克蘭的作家：果戈理（Nikolai Gogol，1809-1852）和舒夫真高（Taras Shevchenko，1814-1861，又譯謝甫琴科）。他們是同代人，而且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出相互對照又相當立體的文學形象：果戈理是地主家庭出身，舒夫真高是農奴出身，他們都在聖彼得堡開展文藝的事業，受到注視，都寫下諷刺權勢之作。後來，舒夫真高遭到流放，而果戈理去國多年，最後，舒夫真高成為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的象徵人物，果戈理成為狂熱的基督宗教信徒。更獨特的是，他們都在1845年留下「遺囑」。
保羅．庫比塞克（Paul Kubicek）在《烏克蘭史》（The History of Ukraine）指出，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的烏克蘭人，視俄羅斯的統治是壓迫，俄羅斯人視烏克蘭人為「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政府認為烏克蘭是俄羅斯必不可分的領土，而文化上，俄羅斯並無意令烏克蘭農民大眾俄羅斯化，對於能夠進入政府的精英階層，他們被期望可以放棄「小俄羅斯」，融入俄羅斯文化，果戈理就是一例，他一直以俄文寫作。
果戈理的出身與人生
果戈理的人生，可見於1847年〈作者自白〉（An Author's Confession）等文章，而最言簡意賅的傳記，當數1944年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出版的小書《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但要研究果戈理的身分問題，E. M. Bojanowska的Nikolai Gogol: Between Ukrainian and Russian Nationalism，就有深入的討論。
果戈理生於波爾塔瓦省密爾格拉得縣索羅慶采鎮，如今在烏克蘭境內。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小地主，也有文化，喜愛戲劇，更是烏克蘭民間業餘劇作家，在朋友的家庭舞台中上演自己寫作的喜劇，還粉墨登場。果戈理16歲喪父，但父親的劇作已教早年的果戈理留下深刻印象，果戈理自己在日後也成為戲劇及小說作家。果戈理的母親是虔誠東正教徒，也對果戈理的強烈宗教情感留下重要的伏線。
1828年，果戈理中學畢業，就動身前往聖彼得堡，一心仕進，在國家機關工作，卻落得失望。1829年，他出版了一本長詩，但很快就收回銷毁。1830年，果戈理找到文書公務員工作，翌年辭職，到女子學院教歷史。1832年撰寫的《小俄羅斯形成史一瞥》（A Glance at the Composition of Little Russia）是果戈理留下來的歷史著述。小俄羅斯是烏克蘭的舊稱，果戈理在文中提及了南部俄羅斯被韃靼人入侵的歷史，哥薩克的出現，令形勢變化，他們驍勇善戰，「這些人在繁殖、壯大之後便形成了一整個群體，使全烏克蘭都帶上了他們的特徵，也可以說帶上了他們的情調，創造出了奇蹟——使世代熱愛和平的斯拉夫人變成了慓悍好鬥、號稱哥薩克的好漢，形成了歐洲歷史上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也許正是這種現象遏制了企圖吞沒歐洲的伊斯蘭民族的進軍勢頭」。
烏克蘭帶來的小說靈感
從1831到1832年，果戈理先後推出兩卷《狄康卡近鄉夜話》（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終於在文壇找到立足之地。狄康卡是烏克蘭地名，小說建基於烏克蘭的民間傳說和故事，小說以刻劃烏克蘭人的浪漫故事為主，有的帶詩意及神秘色彩。
1835年，果戈理再接再厲，又出版兩部小說集《密爾格拉得》（Mirgorod）和《小品集》（Arabesques）。《密爾格拉得》一共有4個中短篇小說， 密爾格拉得也是烏克蘭地名，其中的作品呈現了不同的風貌，但還是以烏克蘭為地域背景。其中《塔拉斯．布利巴》（Taras Bulba）是關於烏克蘭哥薩克人的傳奇故事，老塔拉斯帶着兩個在基輔神學校讀書的兒子，到軍旅之中，一起征戰，可是因小兒子愛上波蘭女人，投奔到敵對的波蘭軍營，父親開槍殺死了小兒子。後來，大兒子被波蘭人俘虜，在華沙受死刑，老塔拉斯在人群中看着大兒子受刑，再回到軍隊中，作戰不懈至死。小說中英勇善戰抗擊敵人的哥薩克形象，呼之欲出；而《維》（Viy）卻是從民間浪漫故事出發，以基輔神學校學生的奇遇，通向魔幻的妖怪世界。《小品集》的3個短篇小說，與後來的一些作品，組成《彼得堡故事》（Petersburg Tales），果戈理逐漸離開了烏克蘭的根源，而從個人獨特、諷刺而怪異的目光，看聖彼得堡以至俄羅斯城鎮。
1836年，果戈理的諷刺喜劇《欽差大臣》（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上演後，果戈理離開俄羅斯，在外生活了12年（其間也曾回俄），寫作長篇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有魯迅中譯本）。1844年，有朋友問果戈理，你是俄羅斯人，還是烏克蘭人。果戈理回信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會給任何一方更優越，雙方的天性都是上帝的慷慨恩賜。
果戈理的〈遺囑〉
1845年，果戈理身體違和，寫下〈遺囑〉，收於1847年果戈理出版的《與友人書簡選》（Selected Passages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這本書是果戈理向俄羅斯佈道和懺悔的書，引起熱烈爭議。曾經高度讚許果戈理小說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就給果戈理寫信道：「您的呼籲大概是真誠的。可是把這個呼籲公布於眾卻是一個很不幸的想法。天真的篤信宗教的時代對我們的社會來說也早已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已經明白在哪兒祈禱都一樣，到耶路撒冷去找基督的不是心裏從來沒有基督的人，就是失去基督的人。誰能夠看到他人痛苦而感到痛苦，誰能夠看到他人受壓迫而心情沉重，誰就心裏有基督，誰就用不着徒步到耶路撒冷去。」
果戈理的〈遺囑〉，從基督徒的立場出發，自甘卑微，並不像是為作品而自豪的重要作家之言。他不要紀念碑、不要哀悼、不要急於褒貶他的作品。果戈理甚至說：「一切將同樣是偏頗的，一如我生前。在我的作品中需指摘的遠多於值得稱讚的。」
1852年，果戈理焚燒《死魂靈》第二部的手稿後，不久就去世。果戈理是俄羅斯重要的小說家，影響了後來的俄國小說，也多少掩蓋了他的烏克蘭出身。果戈理的內心複雜，有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雙重身分，從世俗走向宗教，從民俗浪漫走向諷刺世情，最後自我貶抑，對昔日作品一概否定。
舒夫真高的自由與不自由
舒夫真高生於烏克蘭基輔省莫林采村的農奴家庭，父母是貴族地主恩格爾加特的農奴，相當貧窮。舒夫真高9歲喪母，父親再婚，但不過一年半左右，父親也去世了，舒夫真高成為孤兒，在教堂當童僕，又擔任地主的僕人，其間學會了讀書寫字，了解烏克蘭及波蘭文學，也喜歡繪畫。
1831年，舒夫真高隨地主到了聖彼得堡，打開了視野，又接觸普希金的詩作。地主知道舒夫真高能畫畫，將他送到畫匠那裏去當學徒。1835年，舒夫真高的美術才華開始被發現，1838年，畫家勃留洛夫教授為詩人茹科夫斯基畫了一幅肖像畫，然後畫作拍賣，所得金錢換取了舒夫真高的自由。
舒夫真高贖身了，踏入10年的自由歲月。舒夫真高進入美術學院，跟勃留洛夫習藝，他一方面畫藝日進，獲獎不斷，《吉卜賽算命人》（Gypsy Fortune Teller）就得1841年帝國美術學院的銀獎。另一方面，舒夫真高大量閱讀古代、外國、俄國和烏克蘭的文學作品，也寫作詩歌，1840年，舒夫真高的第一本詩集《科布查歌手》（Kobzar）出版，當中有8首詩。
在聖彼得堡定居的舒夫真高，分別在1843、1845及1846年三度回到烏克蘭，烏克蘭同胞的不幸生活情狀，刺激了他。1844年，舒夫真高回到聖彼得堡，寫下長詩《夢境》（Dream），題目是夢境，但指向的是現實，詩作更激烈地批判沙皇。同年底，舒夫真高寫了《獻給果戈理》（To Gogol），詩中借《塔拉斯．布利巴》寫烏克蘭的自由和昔日不再，只給沙皇和德人驅使，而舒夫真高又向果戈理嘲諷的藝術致意。以下節錄後半首（本文引用的詩作見戈寶權等譯《謝甫琴科詩選》）：
親愛的祖國
再聽不到自由的炮聲。
年老的父親
再也不會為了烏克蘭的
自由、光榮和榮譽，
把自己心愛的兒子殺掉。
他現在不是殺掉，而是撫養成長，
奉獻給沙皇送上疆場，
他說：「這是我們寡婦的貢獻，
請你收下吧。」
他把他奉獻給沙皇
和野狗般的德國佬……
任他們去吧，我的老兄——
而我們要照舊地嘲諷微笑和哭泣悲傷。
1845年，舒夫真高畢業了，他再回到烏克蘭，翌年，舒夫真高在基輔結識歷史學家科斯托馬羅夫（Nikolay Kostomarov），科斯托馬羅夫是秘密政治團體「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的創立者之一，據浦洛基（Serhii Plokhy）《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所說，「科斯托馬羅夫起草了兄弟會的章程，題名為『烏克蘭人民的起源之書』（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的創作靈感來源之一是《波蘭人民和波蘭的朝聖之書》（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在這本書中，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將波蘭歷史呈現為波蘭民族的一部彌賽亞式受難故事。在密茨凱維奇眼中，波蘭將從墳墓中重生，並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帶來解放。科斯托馬羅夫將這個彌賽亞式的角色留給了烏克蘭：由於其哥薩克源頭，烏克蘭天生是民主及平等的；與俄羅斯人不同，烏克蘭人沒有沙皇；與波蘭人不同，烏克蘭人沒有貴族。聖西里爾和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們，視烏克蘭的哥薩克歷史為寶貴的遺產，追求廢除農奴制，並主張將帝國改造成為平等共和國的聯邦，而烏克蘭將是這些共和國之一」。
舒夫真高的《遺囑》
1847年，兄弟會被取締，舒夫真高、科斯托馬羅夫及其他成員被拘捕。由於舒夫真高的《夢境》等詩歌被搜出，他被重判10年流放，遠多於其他受審判的兄弟會成員，沙皇尼古拉一世更在判詞中加入「嚴加監視，褫奪寫作及繪畫的權利」。舒夫真高在烏拉山脈的奧倫堡奧爾斯克等要塞當小兵，但也偷偷創作寫詩。由於地方考察的職務，又有繪畫的機會。
整整10年過後，舒夫真高獲得釋放，翌年回到聖彼得堡。1859年，舒夫真高重返烏克蘭，他本來打算在烏克蘭定居，但在7月他又以褻瀆罪被捕，被下令立即返回聖彼得堡，從此無法回鄉。1861年，47歲生日的第二天，舒夫真高在聖彼得堡去世。他的朋友執行了舒夫真高在烏克蘭所寫的詩作《遺囑》的願望，將他的遺體轉送到烏克蘭，安葬於康涅夫的修道僧山，就在第聶伯河旁。以下就是舒夫真高1845年12月25日寫下的詩《遺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