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頑抗者，必勝利——此句出自十九世紀烏克蘭民族詩人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又譯舒夫真高）手筆的一句口號，八年前響徹獨立廣場，如今又成為烏克蘭國人的誓師之詞：儘管俄烏軍力懸殊，民調表示近七成烏克蘭人自信終將擊敗侵略者。抵抗沙皇可謂烏克蘭的悠久傳統——篇首詩句即針對帝俄（「各族人民之牢」）而發，謝甫琴科並非第一人，但絕對是最著名一人，從謝氏頭銜之多——烏克蘭文學之父、民族詩人、畫家、琴手、烈士、先知、聖人，可見其地位之高。究竟十九世紀的詩作對烏克蘭人意義為何，對今日世人又有何啟示？
謝甫琴科四十七載人生中，奴役二十四年，自由九年，流放十年，臨終四年活於憲警監視之下，然而其一生始終叛逆。一八一四年生於基輔省莫林采村（今烏克蘭中部）農奴之家，謝甫琴科自幼困苦失恃，不堪忍受後母（「人生第一個暴君」）而離家，做過牧童、教堂執事侍僮、地主近身僕人、畫匠學徒，其間自學識字及繪畫。一晚白夜在彼得堡夏令花園寫生，偶遇一位美術學院學生，轉介下結識到多個文化界大人物，眾人惜才，決意為少年農奴贖身。地主不相信慈善，只相信金錢，最後由大畫家布留洛夫（Karl Briullov）出手，為大詩人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作肖像畫拍賣，籌得二千五百盧布。一八三八年，謝甫琴科獲得自由身，如願入讀美術學院。
堅持以烏克蘭語創作
謝甫琴科一手作畫，一手寫詩，兩者皆有成就，身為布留洛夫愛徒，肖像畫及水彩作品得過獎項，連同油畫、銅版畫有數百幅作品傳世，而處女詩集《戈布扎琴手》（Kobzar）一八四○年出版，文壇轟動。詩集八首浪漫主義作品沿襲戈布扎琴手傳統，以民謠體（Duma）吟誦哥薩克的傳說與風物。「開闊喧騰的聶伯河」平視着烏克蘭眾生——殉身孽緣的美少女（〈卡蒂蓮娜〉、〈附魔少女〉）、憂傷漂泊的盲眼琴手（〈塔拉斯之夜〉、〈佩烈本佳〉），還有起兵抗暴的哥薩克義勇（〈伊凡畢告華〉）。烏克蘭人視十五至十八世紀散居於聶伯烏克蘭草原的哥薩克自由人為先祖，謝甫琴科常藉懷古或追悼或嬲怒烏克蘭的淪陷。「權杖矛錘共襄義舉／哥薩克之心／翱翔烏克蘭天垂／從邊疆到邊疆／如此遼闊舒暢／像已逝的自由一樣」（〈我的歌，我的歌〉）。自由、抗暴、烏克蘭——奠定謝氏民族詩人地位的母題早已齊備：
烏克蘭 烏克蘭
我的母親
一想到你命運
慟極揪心
哥薩克軍團消失
猩紅披掛散迭
自由的歸宿不再
酋長已化微塵
……
哥薩克之子
你的宿命是哭泣
（〈塔拉斯之夜〉）
《戈布扎琴手》以韻律創新及韻腳多變着稱，享譽「烏克蘭最悅耳、嘹亮、和諧的詩歌」，音樂性之豐富甚至世所罕見。詩作一出旋即獲譜曲傳誦，謝甫琴科其後更被封為「Kobzar」——然而詩集最具爭議之處亦在語言：謝甫琴科用烏克蘭語而非俄文寫作，刺激到不少「大俄羅斯」文人。自哥薩克酋長國十八世紀末被凱撒琳二世併入沙俄，烏克蘭「正名」為「小俄羅斯」並推行農奴制，當地語言淪為「落後、粗野、無章法」的弱勢方言，烏克蘭地區出身的文人普遍捨小俄取大俄，謝甫琴科不以為然：人人推崇果戈理，「他連自己的母語也不通」。堅持烏語入文，被蔑稱為「農民詩人」已算留情（謝氏本人甘之如飴），文評家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一度褒揚，後來將他貶得一文不值：「一位不存在的詩人，來自不存在的民族，書寫不存在的文學，運用不存在的語言。」對此，《戈布扎琴手》一八四七年版新序可視為謝甫琴科的回應：
波蘭人出書，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黑山人和俄羅斯人出書，但我從未聽說烏克蘭人出書，似乎我們特別蠢鈍。為什麼呢，同胞？可能你們害怕受到外國寫手騷擾？別怕！一概無視。他們叫罵：為什麼不用俄文？……少理俄羅斯人，他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我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他們是有自己語言的民族，我們一樣。由人民判斷誰寫得更好吧。
自由價值力抗沙文主義
俄國文人的文化沙文主義不見得是孤例。《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作者艾娃湯普遜（Ewa Thompson）指出，所謂「Russian Literature」集三重含意於一身——俄語文學、俄國文學及俄羅斯族文學，將語言、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收歸「俄羅斯化」大纛之下，暗合帝國殖民工程：「俄羅斯國家是多民族的，俄羅斯文學卻是單民族的。」官方的語言政策更明顯充滿政治考慮，尤其一八六三年——謝甫琴科歿後兩年——波蘭爆發反俄叛亂後，沙俄唯恐小俄羅斯效尤，着力壓制地區文化發展，同年禁語令（Valuev Circular）秘密執行，通過審查杜絕除文學作品以外的烏克蘭語刊物出版流通（一八七六年起全面封殺），斷言「小俄羅斯的獨有語言過去不存在，現在不存在，未來亦不會存在」——普京只不過覆述舊沙俄的老套。
另一邊廂，烏克蘭人則為超新星誕生而雀躍。長年提倡烏語文學的作家奧斯諾維亞年科（Hryhorii Kvitka-Osnovianenko）捧讀《戈布扎琴手》時「頭髮倒豎，兩眼放光，心卻酸楚」，特意致函告知謝氏「好、好，好到講不出更好」。同受感動者還有烏克蘭民族主義派。早於一八四○年代，烏克蘭已萌生狹義的民族主義，不同於業餘民歌收集者或泛斯拉夫倡議者，民族主義者要的是造反。意識形態主導下，謝甫琴科以一七六八年哥薩克血腥叛亂為題的敘事長詩〈起義軍〉（Haidamaky）被奉為民族自強的圖騰，成就出謝氏最負盛名亦最為誤讀的史詩。二千五百行詩所蘊含的多聲部雜音，以及原諒、救贖與和平的元素（「斯拉夫人之手浸入／弟兄的血泊中／思之悲痛」；「謹記父輩之過，與敵重歸於好」）一概遭到忽略，獨尊哥薩克人祭刀殺敵的形象：
聶伯河，無邊洶湧
哥薩克鮮血冲走多少
海水都染紅 再要冲走多少
貴族污血洪流橫漂
而哥薩克將要復興
酋長華麗重生
天佑我唱歌聲：
「異敵一律斬草除根！」
神啊，烏克蘭大地上
權杖錘矛將重現光芒！
透過民族主義濾鏡解讀古人，往往是「讀入」信息，偽託歷史。謝甫琴科獨到之處，在於以自由價值論斷人事。同一部《羅斯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普希金從中看到俄羅斯民族精神，謝甫琴科視之為烏克蘭自由宣言；後世尊為烏克蘭國父的十七世紀酋長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在謝氏眼中卻是「摧毁可憐烏克蘭孤兒」的「傻仔」，因其向莫斯科公國靠攏，引狼入室，終致哥薩克人喪失自主。按東歐史家浦洛基（Serhii Plokhy）理解，愛國抑或賣國，對哥薩克人而言遠不及自由重要。哥薩克人最早是遊牧者，作為武裝勢力曾效力於不同王公，以戰士身分換取獨立地位，當社會訴求被出賣，哥薩克人往往毫不猶豫推翻名義上的主人（包括酋長），烏克蘭哥薩克地帶（Ukrainian Cossackdom）的歷史就是不斷抵抗強鄰的歷史。眾多平民為規避波蘭的莊園制、莫斯科的農奴化以及韃靼人與突厥人的奴隸拐賣，紛紛逃到烏克蘭加入哥薩克營。此地人民有權選舉領袖，文化可能落後，但有平等自由。
張揚政治意識的詩歌
沙俄時代，自由是危險的志業——對作家對沙皇亦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平定後，尼古拉一世要求做普希金詩作的第一個讀者，親自審查；一八四三至四五年間，謝甫琴科應考古委員會邀約遊歷烏克蘭各地作畫，驚怒於沙俄政權的壓迫與地主的盤剝，寫下多首「反詩」私下傳閱，後世合稱為《三年詩集》（Try Lita），見證着謝氏政治意識張揚的創作期。當中有痛批「自由之聲／不再迴蕩烏克蘭」，下一代被賣去莫斯科屠場回報「祖國」，大眾卻無知無覺（〈致果戈理〉）；有思古憑弔哥薩克起義遺址，敬告壓迫者「幽冷的深谷／新生烈焰即將迸發」（〈冷谷〉）；亦有寄寓詩人之淚「種出雙刃劍／劏開腐蝕的心臟／放乾壞血／換注哥薩克人／聖潔的鮮血」；甚或表面悼念亡友實則疾呼暴政必亡：
死士流血 足夠灌飽皇帝
寡婦淚流 可以淹沒公侯
……
榮光歸於無畏戰士！
上帝永記
頑抗者，必勝利
上帝永佑
真理在你 榮耀亦在你
神聖的自由
（〈高加索〉）
其中最直白批判沙俄莫過於〈夢境〉，十九世紀烏克蘭文學大家弗蘭科（Ivan Franko）譽為「政治詩的典範」。篇首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開始，蛻變成「一場可怕而野蠻的噩夢」，透過三次夢中飛行，分別描述烏克蘭苦於高壓統治的農奴、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以及彼得堡的「吸血鬼」、「食人魔」、「劊子手」、「狗熊」——沙皇。一八四六年謝甫琴科移居基輔，結識文人高斯托瑪洛夫（Mykola Kostomarov）與古烈殊（Panteleimon Kulish）並加入兩人所創的自由主義組織濟利祿及默多狄兄弟會，以爭取各族平等獨立及廢取絕對皇權與農奴制為宗旨。一年後組織遭告發落網，謝甫琴科身上被搜出〈夢境〉等詩抄，因褻瀆沙皇一家而無限期流放西伯利亞，尼古拉一世更勒令「嚴密監視，禁止書寫作畫」。謝甫琴科身陷囹圄，「受盡折磨／但絕不認錯」，繼續寫詩，寫完藏在靴中，寫出一首又一首〈靴筒詩抄〉：
我不在乎
人在烏克蘭還是異地
遙遠的家鄉
記得我抑或忘記
我不在乎
……
但我還在乎
烏克蘭受人迷昏
醒來 惡黨已入侵
洗劫一空 火光血紅
我還在乎
念茲在茲的新世界
等到尼古拉一世駕崩，謝甫琴科文藝界同道趁新沙皇大赦請願放人，幾經波折，謝甫琴科再一次得嘗自由，一八五八年以烈士姿態重返彼得堡。流放生涯減損詩人健康，但不減其叛逆，謝甫琴科寄語烏克蘭人民「切勿妄想好日子會馬上降臨／切勿靜待自由／……／唯有將斧頭磨得更鋒利／方能喚醒自由」（〈我絕無不妥〉），甚至聲言要送沙皇上斷頭台；另一方面則致力編纂《識字課本》，推廣烏克蘭文教育。謝甫琴科本意定居基輔終老，激進立場招惹告密，因瀆神罪被押解回彼得堡，從此永別烏克蘭。一八六一年三月十日——俄國廢除農奴制前夕——謝氏病逝，喪禮哄動全城，生前文友聚首一堂，包括屠格湼夫與杜斯妥也夫斯基。遺體最終按其〈遺囑〉一詩移葬聶伯河邊。
謝甫琴科是烏克蘭民族詩人，亦是世界遺產。哈佛烏克蘭文學教授格拉博維茨（George Grabowicz）認為謝詩秉承基督教千年派精神，念茲在茲一個浴火重生的新世界（自由平等），一如先知，言詞間有「革新人心的力量」，「一旦讀過就無法回頭」，就此改宗成為信徒。劍橋烏克蘭研究副教授芬寧（Rory Finnin）指出，謝甫琴科為烏克蘭民族精神奠基，所恃並非血緣、種族或宗教，而是「普世民主自由」：謝甫琴科痛恨沙皇，對哥薩克酋長亦常撻伐，反而渴望烏克蘭出一個華盛頓；不止為同胞爭取自由，也高舉其他民族的自由，聲援高加索的穆斯林反抗沙俄；提倡烏克蘭語入文，亦用俄文寫作，不視語言為互斥的零和身分政治。以價值觀定義民族，對於當代法西斯流毒，十九世紀的解方或許尚未過時。今日帝國還魂之際，更應紀念長眠於烏克蘭草丘上、聶伯河畔的自由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