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月離開浸大 文潔華春風化雨30載 信堅持夢想總有奇蹟

文章日期:2022年05月06日

【明報專訊】文潔華將於6月離開浸會大學,不少學生也不捨這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師,她是浸大電影學院總監和人文學系講座教授。在這所九龍塘大學春風化雨超過30年,面對近10年來教育界風行量化指標評核,她慨言教師的重心「只在於能否把知識講得清晰,能否達到教學成果」,缺乏文化傳承的重量感;她勉勵電影學生要堅持電影工作者都是一個做夢的工廠的信念,對自己有信心和期望,保持健康,奇蹟就會出現。

文潔華在1990年完成博士學位,當時正值八九民運後的移民潮,她亦踏上了移民之路。人在異鄉,她心中不免懷疑:「在這個又冷又杳無人煙的地方,我讀的哲學博士學位有何意義?」她回憶當時有一個販賣賀卡的店長,願意以1元加幣的價錢,出售店舖牌照,讓她打理店舖。可是她害怕要賣卡終老,於是便在加拿大繼續讀書,更用英文修讀中國藝術史,直言「辛苦得要死」。在迷惘的路上,剛巧浸大人文學系聘用了她,她便回港教書,開展了長達逾30年的教學生涯。文潔華回港任教的第一批學生便是首屆的人文學系學生,她指學生非常勇敢,因沒有人知道會學什麼。人文學科的界線總是曖昧不清,有諸多的演繹方法,她說:「人文學是有批判的,是關於人的思考模式的,人既是歷史的動物,也是創作的動物。」故每件事物也能從不同角度去理解,人文學科的精彩之處便是在於不同的可能。每當文潔華看到台下學生靜靜聽講的模樣時,便會想起當初留在香港的理由:「這是我的地方,我和他們(學生)一起長大,我學的他們也應該要知道。」

讓學生互相批評 訓練思考

文潔華主要教授人文學系和電影學院的學生,面對憧憬創作的年輕人,不少教師都會感到頭痛,更有不少人質疑創作能否教。她認同喜歡創作的學生天生與別不同,亦希望自己是獨特的一個,因為每個創作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她坦言:「他們不會乖乖地聽人文學,只有講得動聽他們才會聽,大部分都心急於自己創作。」正正因為創作的學生和一般學生不同,他們各有喜惡,自然每個教師都有fans或haters。文潔華擔任系主任時,能夠看到學生的回饋,當中他們會寫:「好心佢喇,上課時唔好講咁多笑話喇,佢啲笑話真係唔好笑!」她更打趣說,髮型不好看學生也會有怨言!回歸教學的本質,對文潔華而言,是一種雙向關係,「教學不止是知識,人文學知識不是固定,我是去選擇所相信的信念、對一件事的批評眼光去教同學」。但凡事總有例外,文潔華看到一些非常懂得引導學生的名師,好像是導演譚家明,他會要求學生按時交電影劇本,並會邀請大家互相批評,讓學生學懂接受批評,更會將一些經典作品交給他們,讓他們剪成另一個版本,解釋自己為何比原作更好。文潔華形容這些訓練是完全思想性,把理論實踐起來,學生更不會覺悶。她又舉出任教香港電影史的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張志偉,準備的教材十分之多,花了不少心力備課,講學更是相當精彩。文潔華續指讀人文學科需要一定耐性,看到同事盡心盡力地教學,她感慨說:「那麼努力有心機帶一疊教材來,就算沉悶我也感動。」

文潔華分享教性別研究時,會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印度、法國或內地的學生,當中更有同性戀者,他們自身對性別的看法非常不同,但在同一課上坦誠交流,比書本讀到的更為豐富。她更指外國學生很喜歡楊曜愷執導的《叔.叔》,反而香港學生不太有感覺,可見在香港有一種很潛在的壓抑,不會想像的士司機或者鄰居太太是同志,這些人會在異性戀婚姻中隱藏真實。文潔華說:「我借教材來討論一些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及包容能力,亦是價值觀所在。他們不一定認同我的價值,但大學要提供一個多元價值的看法,然後作辯論。」

教學失去重量感

當下的大學教育,要求教師寫下教學評估和成果,以分數去量化學生的表現,文潔華批評這種教學很模式化、科學化,她直言:「這些如同棋類遊戲的規則,由委員會去審視寫得對不對、能不能接受,我們教師配合。」作為戰後新生代的她,比較上世紀60年代的教育,指那時和現在相差極遠,而這種科學量化方式也是近10多年的產物。她續說從前任教的教師大多都是從內地逃難至香港的,沒有讀過師範卻很有學養,她其中一位老師在英文課時分享二戰從軍殺敵的經驗,「我們受的教育並不是在教材上……他們相當深刻地影響我,例如如何跟我說話,教我故事如何引人入勝」。

她大學時期所遇到的老師,也是經歷過文革,或者曾到訪台灣,甚至因為其政治信念而不能返內地。他們不會刻意教馬克思主義,宣揚新儒家,好像是唐君毅、勞思光、牟宗三等名師,教學時有其重量感,是一種對於文化國族的信念重量感。她反思當下並感嘆:「教師沒有這種重量感,重心只在於能否把知識講得清晰,能否達到教學成果。」她回顧自己還是學生時代時,常常慕名去聽牟宗三這位一代大儒的課堂,形容他身穿白色長衫,講話很有風範,他們對文化有種承擔感,不會扭曲中國文化真正的意義,未必喜歡某種政權下的中國文化,有種將信念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的堅持。她認為大部分的教師都沒有這種道統,失去那種「非教這事不可」的文化堅持,教學不再是傳道或解惑。但是她認為現在的教育開放了另一個平台——學生可以罵道統,只要罵得有理由,否則學問就不會有進步,她帶着這種信念,化為繼續教學的理由。

在浸會大學任教多年的她,認為浸大的教師大部分對學生不會吝嗇地付出,這是浸大的優勢。她指一間大學如何發展也好,自身的強項不會被寫下來,只會在生命中記下,不是那些科研成果,而是我們結了多少關係及緣分。學生在畢業後緬懷大學和好老師,才是她認同的大學實力,「不單單是向前走,而是珍惜所累積的歷史,並非塵封的歷史」。

文科、創作科=乞食科?

在香港讀大學,都是想為未來鋪路。一直以來,文科和創作科都被污名為「乞食科」。文潔華反問,是否大家都將教育想得太急功近利了?她當年因為讀哲學而搵唔到食,被父親趕出家門,也沒有因此後悔讀哲學,反而覺得讀哲學是光榮的事,哲學令她「看到事情的重量」。她作為極難搵食的哲學畢業生,沒有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即使退休了,也只會是一個很謙虛的哲學學生。學習、讀書,很多香港人都會想得太功利,視為接近結果的手段,而忽略了它是一個過程。

不僅是就業前景的困難和疑問,讀電影搞文藝的人不得不面對的是,創作的自由空間愈縮愈窄的問題。文潔華對此並不悲觀,指有時創作會基於有條件下的自由才有好作品出現,創作並無完全自由,哲學上只有條件性的自由(conditional freedom),出生、成長、眼光,受什麼人感染,已給創作者本身很多限制。回到電影教育,她指這幾年報讀的人數上升不少,是JUPAS全港首5名最有競爭力的課程,「雖然畢業生未必人人做導演,但是能夠知道美感經驗、品味,如何去蕪存菁講故事,如何吸引而感動地表達,這些是一輩子要做的事」。她認為每個電影工作者都是一個做夢的工廠,需要把握這個信念,需要對自己有信心和期望,依然有健康時,就有很多奇蹟可以出現。

文潔華現在還會和第一屆的畢業學生敘舊,她其中一個學生,因為孩子有學習障礙而放棄大好工作,回浸會讀特殊教育。看到這些畢業生,她十分欣慰而滿足,不是在於他們事業是否成功,而是做人態度上很好。「教育不一定單向,因為我教你時你亦教我,不單是教4年到畢業時寫紀念冊上的一句話,這太浪費了。」她更指自己會為了與更多學生結緣,而找更大的村屋作平台,讓大家一起來燒烤,「每個人都是一本書,今天我離開大學,我都帶着很多本書」。

文:楊喜盈

編輯:蔡曉彤

美術:張欲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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