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來自西澳的Aaron Busch居港8年，838日前開始在Twitter跟進新冠疫症確診數字，為記者會發放即時帖文。第五波爆發時，他的作息是早上10時起牀喝杯咖啡；11時收看特首的疫情新聞發布會；下午瀏覽各大中文新聞網站的疫情報道，同時用3個翻譯軟件閱讀和整理成英文帖文；4時半記錄疫情記者會的最新數字和資訊；然後整理和解答問題至凌晨2、3點。在高峰期，他日花14小時，至今已聽了400多場「4點半張竹君」，他得到Covid Influencer、Covid Guy的稱呼，外國領事和公共衛生學者都是他Twitter的追蹤者。
緊貼記者會 Twitter發布疫訊
Aaron今年47歲，全職湊仔的中年大叔一名，個性內向、厭倦社交。他笑說住在香港的頭6年，唯一的朋友是每日送女兒上學時，認識的小巴司機陳先生。他把自己比喻為隱居者（hermit），日前酒吧終於重開，佢卻說：「我不外出，我只會坐在露台喝啤酒，看着外面的船隻，多平靜。我常為空白的安心出行記錄而自豪，覺得自己很安全。」港人近日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熱切，他覺得像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全球許多人來說都沒什麼特別，但這裏每個人都為這些小恩惠而雀躍慶祝」。
目前他的Twitter帳戶有2.8萬人追蹤，難以想像兩年前他仍是個新手，甚至帶着戒慎，「當時覺得Twitter是個可怕的網站，人們躲在後面，不輸入個人資料，用隻蛋或標誌做頭像，也沒有好友邀請。你可以見到最糟糕的人性，所有人都用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但Twitter介面簡易清晰，較適合即時發布數字和記者會資訊，故他最終沒選擇facebook或出個story都教他呆坐半天的Instagram。
所以，當人們讚賞乃至追看他的帖文時，他實在喜出望外，「在Twitter能得到99.9%正面回應，相當少見」。究其原因，Aaron認為人們是看到他報道的新聞，不是他的意見。他從不表明自己對疫情和政治的取態，稱這是「新聞中立」（journalistic neutralism）。他在大學主修新聞系，曾任新聞播音員、報紙記者、電台DJ，「新聞系教會我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在報道新聞，沒人在乎你的意見」。這兩年，他見香港和外地的新聞都不符合這原則，「如果我由記者變成政治家，我的意見當然重要，但我現在不重要，我只是個報新聞的前記者」。雖然有人私自轉載或妄加詮釋他的帖文，他仍沒有封鎖帳戶或設私人群組，以讓所有人都可得到資訊。有時他會收到惡言，但清楚知道人們只是不滿疫情措施，借機發泄情緒。
追蹤者包括領事、傳染病學專家
另一個Aaron不評議時事的原因，是追蹤他的除了是本地和外國記者，也有多國領事，港大學者Benjamin Cowling、潘烈文、薛達等，見到這些專家的名字在通知欄上出現，他不由得緊張。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Karen Grépin接受彭博訪問時說，大學裏許多人都從Aaron得知可靠的疫情消息。「我不會發表意見，因為那些會發表意見的人都在追蹤我，他們是流行病學界的大人物，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果他們發表意見或研究，如之前港大醫學院的倉鼠研究，我會轉載讓人們去讀。」專家之間有時莫衷一是，他一概整理，讓讀者自行判斷。時有讀者向他「報料」說最新的防疫規定，例如在酒店檢疫時的檢測次數，他會再三查證，包括要對方出示檢疫令證明，「這是做新聞的老規矩，我不信謠言，不想發布錯誤資訊。有時真的會出錯，我會嚴正更正，承認錯誤」。
發現官方數據錯 建議記者追查
Aaron有幾個與本地記者溝通的WhatsApp群組，有些群組成員會在記者會前問他意見。有次他見官方公布的數字有出入，多了一宗3歲兒童的死亡個案，他建議記者追查，才發現數據出錯，6天後政府刪去記錄。「記者每天要去不同記者會，之後要跟進採訪。他們亦不能只報道疫情，不會整天看着數字，有時我會向他們建議問題，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編採方向，最終由他們決定。」記者會上，甚少英文媒體有提問機會，大部分時間官員只用中文回應，他靠的是英文即時傳譯，官方網站亦不設英文謄本。「我知道或許會更花時間，但如果在用廣東話公布後再有英文，這會更有幫助。」
港疫情發布渠道單一 盼補資訊缺口
第五波疫情之初，許多人向Aaron查問確診應去哪間醫院、怎樣家居隔離、怎樣呈報快測等。疫情網站和官方文件設中英雙語，但他說用字措詞令人費解，尤其是對那些以英文作第二語言的人，他有時還得解釋措施的意思。「另一個問題是每項公告都過於複雜，就算讀完新聞稿或聽畢記者會，仍然不知道那規例是什麼意思，有時覺得需要一個法律學位才能破解。」像《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的附屬法例一直增加，相信連執法者也未必完全明白。他隨口提出疑問：如果租船出海，可以4人抑或20人？如果去泳灘游泳，上岸後要不要戴回口罩？「我覺得在沙灘上，或者只是在水中浸一下，都要戴口罩的，因為那不是游泳。」
外國人習慣在Twitter看突發新聞，外媒也以Twitter為主要發布渠道，但香港政府、本地媒體包括英文媒體，都較依賴facebook和YouTube，要快速可靠還是中文媒體的即時新聞網頁。「在Twitter上發布的即時公共衛生資訊很少，這是我來填補的缺口，至少對英語用戶來說。」Aaron想下午4時半是大部分人的上班時間，未必留意記者會，但在Twitter見到速報，或可以及時反應，例如知道所住大廈圍封，下班後可立刻去購買食糧。
指李家超政綱「不見防疫政策」
現有的防疫條文過於繁瑣，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政綱則嫌空泛。當中，Aaron最關心防疫政策，特別是出入境限制，因為他的追蹤者多為從事商業或教育的外國人，疫情回落後，查詢的都是航班資訊、離境或入境檢疫要求。有在2020年聖誕節離港到外地探親的人，近日終於回到香港。在李家超的記者會和政綱中，Aaron不見防疫政策，「許多香港人都想知道，因為這影響教育、子女、商務旅遊等社會各方面。無論你身處餐廳、酒吧、髮型屋，都與防疫政策有關」。他不外出，但也知道有班流連遊艇會、俱樂部的外國人已滿肚牢騷。他見到李家超說要用大灣區和創科等扭轉人才外流，但紙上談兵，相信要待7月1日後才有分曉；對於「we and us」，他的回應是「wait and see」。「肯定的是有大批人離開了。」有報道分析指近月已有約7萬人離開香港，他相信大部分都非短期出遊，看近日租金的跌幅、人們出讓家具就知道。許多人在Twitter向他抱怨因防疫措施，已移居到新加坡、迪拜、曼谷等地，還跟他分享回復自由的生活。
「宅家」全職爸爸 因Twitter擴闊社交圈
有網友對Aaron說：「你不知道你在幫忙多少人，每日數千人從你這裏找尋答案。」他為解答網友疑難，經常耐着性子，在防疫規例和試算表等資訊海洋中爬梳，但仍然保有同理心，「他們真的很緊張，特別是要飛回來的人，不知會被送去哪裏。我明白他們很害怕。他們可能有工作要忙。我的子女都在上學，我有時間去查，所以由我來回答問題」。他當了全職爸爸18年，這個從沒假期的崗位訓練到他的堅持，而病毒也不會休假。他總為子女感到神經兮兮，在香港未有疫情時，他就每天留意內地衛健委的病例數字。2020年1月，他與家人在澳洲度假，留意到內地疫情惡化，便立刻到藥房把口罩買清光，教店員一臉疑惑。1月中回港後，他們已開始在地鐵等地方戴口罩，更引來外國人好奇。
因妻子的工作緣故，Aaron與兩名子女住過印尼、泰國、越南等地，親歷雅加達的大型示威、曼谷的軍事政變。以前每兩三年就會轉換地點，但這次在香港已待上8年。有人因社會環境或防疫政策影響子女而離開，但他暫無此打算，因兒子自小在香港長大，「他很愛自己的學校，向校長發誓要讀到畢業。可憐的校長」。子女跟他一樣，不難適應「宅家」學習的生活，唯一要習慣的是往日隨傳隨到的爸爸突然忙得不可開交，「我常說『現在不行，我要寫條帖文。』兩年過後，他們已經明白，我想他們為我而驕傲」。
Aaron從前的社交圈子只有子女和他們的學校，因為Twitter，他竟然在疫情期間交到新朋友，像替他製作自動化數據表、檢疫地圖和圖表的多是在港外國人，自發整理疫情或疫苗資訊，「我沒過問原因，但見他們都有正職。也許他們是無私的，很樂意幫助這社區」。他曾邀請一班記者朋友到家聚會，「去年有人對我說，你不能再這樣厭惡社交了，就開始約他們吃午餐，一個個地增加。這些都是我在電視、記者會上見到的人，很開心見到真人」。他形容這是一小步（baby step），仍未有心理準備與大伙兒一同去酒吧、沙灘。這兩年沒有外遊，他在長洲山上租了間村屋，每隔兩周就與太太坐船來趟「海外」假期（overseas holiday），這是他在香港最愛的地方。「在幾波疫情之間、沒有4點半記者會的時候，這就是我愛做的事情。獨自去到海灘，喝着啤酒，我會在2點15分轉發新聞稿的資訊，讀少許新聞。之後，我暫停發布壞消息，讓大家都可以休息。」
只想提供數據 供不同媒體引用
他的內心有着「記者魂」，仍然視自己為記者，「一旦你成為記者，你就永遠是記者。什麼是記者？是尋找並傳遞新聞的人，告訴別人不知道的消息」。他不替任何機構做特約記者或報道，「我已做過我想做的新聞工作。現在只想提供數據，讓不同媒體都可以引用。這樣不是為了錢，我有我的子女，這才是我的工作」。一旦疫症消失，他的Twitter或許就戛然而止，他打算飛到他非常懷念的宮古島海灘，暢飲朝日啤酒。他不忘說起，在那因為醉酒，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清醒時是個內向的人，喝酒時就變得外向，等於變回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