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50年前的今天，沖繩「復歸」日本。然而美軍對沖繩的殖民在復歸後依然繼續，惡行罄竹難書。美軍圈地，毋須給予合理補償。基地蠶食土地和漁港，令原本的產業（例如農業、漁業）終結。沖繩人因此被迫靠不合理的「租金」和政府補償，以及基地周邊產業維持生活。此即所謂基地經濟。在復歸前，基地藏有核武以及生化武器，曾發生泄漏事故。墜機意外時有發生，居民惶恐終日。例如2004年，一架軍用直升機墜落在沖繩國際大學宜野灣市內的校園。此外戰機升降造成猛烈噪音，廢料也造成大量污染。前文也提及，美軍在沖繩完全不受法律制約，擁有治外法權。哲學家高橋哲哉引述一項統計指出，在1972年到1999年間，美軍和關係人員在沖繩所犯下的案件共有4953宗，當中500多宗涉及殺人、性侵等。
日本容許美國在沖繩為所欲為，乃出於日本作為美國「屬國」（client state）的性質。美國學者Gavan McCormack和日本學者乗松聡子（Satoko Oka Norimatsu）指出，所謂屬國，即日本以侍奉美國戰略利益為最優先，而且容許美國主導外交甚至內政。而此屬國的本質，由普天間基地移設問題與「鳩山起義」可見一斑。
普天間基地位處宜野灣市中心。1995年9月，3名美國士兵強暴一名沖繩少女，引爆民怨，全島爆發抗議運動。知事大田昌秀亦改變早前遲疑的立場，拒絕在土地調查報告和建築物調查報告上代理署名，嘗試阻止美軍佔用部分土地。11月，首相村山富市與大田知事會談，討論普天間基地返還。然而到了1996年，日美沖繩特別行動委員會（SACO）宣布，所謂的返還，其實是移設，即在名護市的辺野古擴張基地Camp Schwab，把普天間的設施移設至該處。消息引起強烈抗議，並觸發地方與東京（以及背後的美國）多方角力。名護市長比嘉鉄也屬於保守派，接納基地移設以換取經濟發展。然而名護市民在1997年就是否贊成設立基地發動公投。執政自民黨投入大量資源造勢，與名護商界大力宣傳基地可換來的經濟效益。即使有中央政府大力煽動贊成，過半數名護選民依然選擇反對。角力持續。中央政府不滿大田知事（儘管比較曖昧的）反基地立場，以凍結對沖繩的經濟支援打擊其民望，決意要把他拉下馬。在1998年的選舉中，自民黨動用官房機密費，為保守派候選人稻嶺惠一助選。稻嶺陣營以經濟為選戰主調，批判大田令民生不振。而大田立場曖昧，在反基地陣營中也失去支持，結果落選。
儘管縣政府趨向保守，然而民眾運動並未停止，與中央政府繼續對抗。2002年，名護市長岸本建男表示在滿足7項條件下接納建立基地，包括嚴格的環境評估。同年4月，防衛省的那霸防衛設施局嘗試展開在辺野古的堪察。民眾激烈反抗，阻止調查人員進入海灣。其後調查和建築人員企圖繞道，改由美軍控制的Camp Schwab進入。民眾坐漁船出海發動海上抗爭，甚至有行動者把自己綁在海上工程的支架塔上。抗爭迫使小泉純一郎政府退讓，暫停作業。
2009年8月，民主黨鳩山由紀夫出任日本首相，是為長久以來第一次政黨輪替。鳩山首相以民望七成支持率上任，辭職時僅剩下少於兩成。失去民心，固然因為其施政失誤，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沖繩基地問題上與美國對抗，導致內外交困。鳩山上台後，宣布反對在辺野古建立新基地，並提出普天間基地最低限度應該移設到沖繩縣外（「最低でも県外」）。此主張隨即引來奧巴馬政府反彈，兩國政府陷入僵局，奧巴馬甚至拒絕與鳩山會面，美國防長蓋茨以及國務卿希拉里多次警告日方，必須履行兩國政府於2006年簽訂的關島協定。美方動怒，日本朝野上下均反對鳩山。McCormack與乗松指出，根據WikiLeaks的文件顯示，當時鳩山政府內部有官員向奧巴馬政府建議，應該向鳩山企硬，並指首相有性格缺陷且軟弱。外務省事務次官藪中三十二甚至向美國駐日大使表示，應該教導首相基本的國家安全問題。在美方強大壓力以及內部背叛下，鳩山投降。翌年5月，鳩山簽署協定，接納辺野古基地，數日後黯然辭職，結束為時8個月的「鳩山起義」。其後同屬民主黨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彥政府，均在沖繩議題是採取與自民黨一致的立場。所謂保守與進步的分野，在沖繩問題上並不適用。
而在沖繩，基地問題同樣令保守與進步派團結。前述獲得自民黨支持的知事稻嶺惠一，在投票數日前表示反對辺野古基地。東京自民黨政府其後展開金錢攻勢，以經濟發展利誘沖繩人支持基地。儘管保守派贏得不少選舉，卻並未扭轉民間輿論。2006年，自民黨、公明黨推舉的保守派候選人仲井真弘多接任知事。然而仲井上任後反對基地，並表示沖繩人受到歧視。2010年，其爭取連任，雖然再次得到自、公兩黨推薦，但以要求把普天間基地移離沖繩為政綱，繼而當選。2013年，屬自民黨並曾經支持基地移設的那霸市長翁長雄志組成150人的使節團，向安倍晉三政府提交建白書，要求關閉普天間基地，以及撤回在沖繩內設置任何新基地的計劃。翁長與進步派聯合組成「全沖繩」陣營（オール沖縄），以反基地為首要綱領。
沖繩知事與中央的抗衡
2014年，翁長當選知事，展開一系列與中央抗衡的抗爭。翁長首先撤回前任知事頒布的基地填海許向。安倍政府反擊，下令擱置翁長的撤回令，恢復填海。翁長還擊，向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投訴安倍政府干預地方自治。安倍政府向法院提訴，控告縣政府行政失當。翁長則入稟福岡高等裁判所那霸支部，控告東京早前的命令違法。經過一輪法律訴訟鬥爭，翁長敗訴並妥協。2018年翁長離世，屬「全沖繩」陣營的玉城丹尼接任知事，繼承翁長遺志，繼續反對基地。
近幾年的選舉，保守派擊倒「全沖繩」陣營的候選人，可見反基地意志並非持久熾熱。例如自、公兩黨推薦的渡具知武豐2018年當選名護市長，今年年頭連任。然而正如McCormack分析，在所有主要選舉中，並未有公開明確支持基地的候選人能當選。渡具知屬於保守派，選舉的主旋律是經濟，強調若不連任，一系列的補助將無法延續。在疫情下，名護市民選擇經濟利益，不代表支持基地進佔。2019年沖繩舉行公投，即有超過七成人反對基地移設。今秋舉行縣知事改選，玉城能否連任，備受關注。不過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的沖繩人就如普遍日本青年一樣，對於政治無太大熱情。比起改革，他們更傾向穩定。加上未有經歷沖繩戰役，對抗爭的熱情或許不及老一輩，傳承成為重要課題。
高橋哲哉以「犧牲體系」形容日本本土與沖繩的關係：「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們）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沖繩只佔日本百分之零點六的土地，卻承擔全日本超過七成的美軍基地，昭示「犧牲體系」的邏輯。
「犧牲體系」 維持日本土利益
本土日本人一方面享受《憲法》所賦予的一切權利，一方面卻默許《憲法》未有一日完整在沖繩實行。東京政府官員數次向沖繩人民表達謝意，彷彿道謝就可以令基地殖民所造成的種種苦楚變得美麗。鳩山失敗後，日本本土輿論（包括進步傳媒）狠批其動搖美日關係，造成不穩，同時批評沖繩是被吵醒的孩子。他們祈求美國保護，但不願意承擔附帶代價。噪音、姦殺、污染、鎮壓，沖繩人負擔就好了，自己則閉上眼睛。高橋批評：「只要日本人繼續保持沉默，繼續事不關己，就能在不改變現狀的情况中，繼續從殖民統治裏撈取利益。」某些本土人甚至不再沉默，斥責沖繩人不顧大局。住在沖繩本島的年輕YouTuber金城未憂，2019年開始發布影片介紹沖繩的自然環境。她早前接受《每日新聞》訪問表示，當她後來開始發表有關基地問題的意見時，立刻受到網民猛烈攻擊，例如被痛罵「不喜歡日本的話就去做中國人吧！」結果她決定停止上載影片。
讀到這裏，或許我們不禁要問：出路在何處？真的有出路嗎？大江健三郎在1960年代尾到1970年間，抱着本土人的愧疚，多次造訪沖繩。他嘗試融入沖繩人的抗爭中，卻因自己的身分而感到格格不入，感到被拒絕。他不得不叩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在《沖繩札記》中，他寫道：「若論所付出的犧牲與所受歧視的總量，沖繩確實幾乎涵蓋了整個日本，並且支撐着超出這些的龐大重負。詩人站在石垣島上，用不帶有任何幻影的目光瞭望着東方。在他清醒的意識裏，大概可以透視出，今天日本這個實體遮蔽在沖繩這一存在的陰影中。」這位詩人，是新川明。
新川的母親是日本本土人，父親是沖繩人。然而新川對於那些以民族統一為號召的復歸論者，感到厭惡。他是罕有的非保守派反復歸論者。他的反對，乃基於反對國家本身，同時強調沖繩的異質性：「讓這種異質感由內而發，形成否定國家的思想，並以此作為持續反國家權力的戰鬥思想據點。」（《反國家的凶區》，引自小熊英二《日本人的界限》）。他因此與日本共產黨和其他復歸論者之間爆發論爭。眾人質疑其反國家思想，天真而幼稚，不切實際，昧於政治現實。你說反復歸，但又不是講獨立，而是連國家體制都不要，實際上不等於什麼都做不成嗎？一般本土人則要問：要美軍撤出，那麼誰來保護日本？
在冷戰時期，新川的主張確實是幼稚的。在今日民族主義大潮下，新川的思想可能看來比那時更幼稚。但正如小熊所言，新川的思想，是一種「否」的思想：「他對於『沖繩（人）對沒入國家=日本毫不遲疑，不斷支持着支配體制的強化，對於這種既愚蠢且悲慘的內在感情，必須要從思想上予以痛擊；故此，作為正本清源的方式，我才要執拗不斷說「No」』。對於新川而言，反復歸最重要的，就是『否』的思想。」大江也引述詩人的話：「可以說，沖繩今後要『不斷提起抗議』。作為現實存在，為了捍衛它獨自的存在意義（關乎歷史性的、地理性的），在締結包含反對流血、進行抗議的1972年回歸內容的『回歸協定』和國會承認之前，我們只有戰鬥，嚴厲拒絕沖繩參與國政。」大江評論道：「即使過了1972年，如果不把沖繩看成是在我們的肉體和精神內部燃燒着的灼熱而尖銳的利刺，那麼，將來日本人不論是在國際政治上，還是在國內的，甚至是個人倫理層面上，都勢必走向絕望。」
以「No」承托「Yes」
在帝國主義下、在雙重殖民下、在犧牲體系被犧牲的那一邊，人可以如何自處？當聲音被掩蓋，政治現實殘酷得不見希望，人可以如何生活？在夾縫中、在壓迫中、在無法無天中，人可以如何求存？或許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種「否」的思想，去不斷提起抗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核心，在於剝奪被統治者的自主，或許可以稱為個人的內在主權。以壓制去達到統一，剷除異質，令人變得扁平，變成按照所輸入的程式而隨時臣服的機器。這時心中出現的一句「No」，講一句「我反對」，就是突破扁平、重起異質的一刻。即使口不能說，心中那個「No」也不能喪失。保持思想上的格格不入，乃是對殖民主義的最後抗議。當時的日本共產黨和復歸論者或許是對的，這套「否」的思想，是幼稚的，無法改變政治大局。然而新川與大江那一刻所關注的，或許並非政治制度的變革，而是人能否與各種形式的壓迫抗衡，並保持明澈的眼眸。復歸了，但殖民繼續，利刺依然需要刺痛在深宮施政的人、刺痛閉上眼睛的共犯，甚至刺痛軟弱的自己。失去「否」的能力，其實也就失去「是」的可能。
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臨終前寫道：「生活在怎樣的政治下，沖繩人能夠幸福？這個問題不在沖繩史範圍內，所以這裏不會涉及。在此，我只想附帶說一句話，並就此擱筆：只有在這個地球上的帝國主義宣告終結之時，沖繩人才能從『苦世』中解放出來，享受『甘世』，並充分發揮個性，對世界文化做出貢獻。」在苦世的各位，願我們都能以「否定」確立自身，以「No」承托「Y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