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俄烏戰事民調引風波、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上月離港，引發輿論擔心往後民調的發展，例如今後會否遭政府漠視，失去協助官方決策的角色，流於學術活動或社會分析。下面三家來自學術界或民間的民調機構，對此各有看法，大體表示樂觀，但不約而同提出最憂慮的是每况愈下的民調回應率，為整個行業正面對的難題。
科學方法採集民意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CCPOS）除民調外，亦接受公私營機構委託的調查，主任陳志敏說：「商界那些我們視作員工調查、品牌問卷，外界可稱之為民調，但根據我們的標準，民調是大眾對所關心事情的看法，如政治發展、社會問題。」例如他有做香港人用手機習慣對心理的影響，但這只算學術研究。民調有助政府施政之用，亦讓持份者和市民了解大眾想法，它與公眾諮詢同樣旨在採集民意，「不過，政府設諮詢期，歡迎大眾給意見，得到的建議未必代表大眾想法。民調用隨機抽樣等科學方法，盡量想要有代表性的民意」。他承認抽樣有基本限制，期望找到一般市民（general population），故一般民調會以粵語為條件，或排除了說其他語言的少數族裔。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鄭宏泰則說明，民調的代表性意指「被研究的群體被抽中的機會盡量均等」。例如街頭訪問不能接觸到甚少外出或沒在調查時段出現的人，網上問卷只接觸到有電腦的對象，均有欠公平和代表性。
香港亞太研究所
發布民調後不關注外界反應
隨背景和定位不同，各機構對民調主題、公眾關注度的看法各有別異。亞太研究所於1990年成立，鄭宏泰指此前香港研究非國際學術焦點，創辦人均為第一代研究香港社會問題的學者如劉兆佳和黃紹倫，民調主題由宗教觀、消費觀到香港核心價值均有涉獵，「至今仍有延續部分縱向研究，如生活質素和貧富懸殊等」。另外亞太研究所亦有為中大或其他大學做民調，但他坦言生意日減，近年多了接受坊間智庫委託。研究所不看調查公布後的傳媒與公眾反應，亦甚少舉行記者會或受訪，因不想「又做球證、又做球員」，「我們做民調沒問到成因，但傳媒常會追問。我們不想加詮釋。發表數據後就由學者各自取材」。而且傳媒會否報道有多個因素，「我們覺得不要緊，像一直公布的快樂指數、運動指數，沒人報都沒法子，最重要是繼續把研究做下去，累積社會變化的數據，做更系統分析」。
香港研究協會
重民調實用性 帶起社會討論
香港研究協會是於2004年成立的民間民調組織，其常設民調包括《施政報告》期望調查，以及市民利市錢和新年消費意見調查等，間中就時事專題另設調查，亦有受區議會和商場公關公司等各方委託的民調。總幹事吳偉民稱內部審視民調時主要有3個考量：研究或社會價值，即會否正面影響某議題或政策、有助解決問題；新聞價值，即傳媒或大眾會否關心；協會的人手和時間分配。本月的特首選舉時間緊迫，明顯較少選前民調，但協會仍做了一輪「市民對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意見調查」，「行政長官選舉5年一次，有其研究價值」。他認為外界目光只放在支持度，但民調其實可帶出其他值得探討的重點，如市民對下屆政府的期望。
如果政策過於艱深，吳偉民則覺得不太適合做民調主題，「市民可能答都答不到。除非有人委託，不然發布後市民未必理解，傳媒不報道，會覺得所花的心機時間未發揮到最大效益。想做實用、可解決問題、又得到報道的題目」。據他經驗，若是社會焦點或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範疇如衣食住行，會較易引發討論。較為成功的一例是2014年的「香港學生時間分配形態調查」，至今他仍見外界引用和有研究者查詢最新數據，顯示社會關心學童壓力，故他正考慮做新一輪，並加入探討疫情的問題。在台灣及外國，他見到大學和民間民調往往並舉，但香港民調似乎未算成熟，公眾或以為大學才有能力，故協會希望引入民間視角，「大學項目可能有相對高的要求、成本高點，我們可用較低預算盡量配合其他民間機構，在最大限度做到科學客觀的民調」。
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大眾關注的議題才開記者會
CCPOS會進行新聞與傳播學院及外界委託的調查，以及就個別議題如「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做定期民調。陳志敏的觀點與鄭宏泰相近，不會預想外界反應，陳說：「近年很少主動發新聞稿。通常是大眾關注的議題，亦覺得政府應該知道，才開記者會。」2014年及2019年，CCPOS因應急驟的社會運動變化，幾乎每月做追蹤調查。「2014年雨傘運動時，因當時未有人展示到大眾對運動看法的數據，但我們有，吸引力就好高，公眾特別好奇，第一、二次的民調記者會都好多人。」
今次特首選舉，CCPOS沒討論過會否做民調，他個人覺得會有其他機構跟進，花資源重複做的意義不大。多間機構選擇同樣主題作民調的例子不多，他常以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作課堂教學案例：CCPOS、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及民建聯都分別在2015年進行相關民調，但因提問方式不同，得出迥異答案。香港浸會大學於2012年曾公開尚未完成的特首選舉民意調查的結果，他亦會在課上分析，以讓學生明白須依據科學方法和標準程序做民調。
民調日後發展 方向不大改 避敏感問題
對於民調的發展，鄭宏泰表示不憂慮日後的選題空間，指亞太研究所的定位「較重視學術，嚴格來說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或民調機構」。他們始終「為研究而民調」，亦出版專論、發表期刊論文。就俄烏戰事民調，他覺得題目若是市民了解又切身的，會較能反映實况，「民調是主觀的，好多時是情緒、立場表達，如果對該事件了解不深，好容易跟隨主流媒體或民意領袖去表達，得出的結果會是主流媒體或背後控制者的立場」。
陳志敏不覺民調方向會大改，但指近來的確有大學教授因問題敏感、被市場調查公司要求刪減的例子。觸犯《國安法》的問題固然不可問，但他相信政策研究上仍有許多關於政府且較少爭議的問題。至於具體對策，他說要接到委託時才考慮，「因好多學者都不知底線在哪，也不會找家機構去試底線。這條底線不止影響傳媒，也影響了民調機構問的問題」。吳偉民較正面，說民調優點是拆解複雜問題、引起社會討論，政府可據此決定政策議程，故日後在政策醞釀、制定和執行後這3個階段均有用處，「只要政府有動機了解，民調就有存在空間。無論什麼政府都一定會關注民意，想知民意訴求和對政府的看法」。
【知多啲】抽樣形式隨時代演變
陳志敏、鄭宏泰和吳偉民都認為民調角色未被動搖，但整個行業面對更大隱憂，陳志敏指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沒有民調機構能準確反映特朗普民望，「這對行業打擊很大，令我們反思抽樣模式」。鄭宏泰認為這要先由民調歷史了解。1969年7月，學者Robert Edward Mitchell進行了香港城市家庭生活的調查，被視為香港首個人口普查以外的大型學術民調，為計劃生育與社會福利等相關政策提供方向。他指以前只有國內生產總值和平均壽命等數字，均屬客觀指標，「到6、70年代，就發現這不符實情。堅尼系數就是明顯例子，國家收入增加，但都有人更不開心和有怨氣。有學者提出主觀指標，並用民調找出來，補充客觀指標的不足」。不過，他又見近年社會側重主觀指標，如他們近日做的社會流動民調，顯示年輕人覺得向上流動機會不足，但部分客觀指標卻見並非如此，他認為審視議題時，應要結合主觀和客觀兩者。
早期民調用入戶形式，先從政府印製的地址簿抽樣，再寄出通知信，然後派訪問員上門，「以前入戶可以問上70至80條問題，市民願意跟訪問員談。因以前社會不太政治化 、尊重學術訪問」。取樣數目一般有2000人以上，更可設4組子問題。至2000年中，大廈管理處等限制令他們要改以固網電話調查，打通後會採用「最近生日」一問題選出合資格住戶受訪。至近年手機普及，則用上雙框電話號碼（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取樣。CCPOS同樣用此方式，因考慮固網電話或只限年長人士或某類工作，手機則可擴大年齡層，取樣數一般為1000人。
重私隱、無耐性 訪問回應率跌
但現時電話訪問回應率下跌，只問到約20至30題，得盡量精簡，鄭宏泰說出困難，「要過好多關，例如是否真電話、會否願意受訪。若對方只講到5分鐘，就未能完成。現在的人較重視私隱、缺乏耐性」。隨社會轉變，研究所也有嘗試用網上問卷，但始終欠代表性，只適用於部分群體。
吳偉民指除真人的電腦化電話訪問系統（CATI）外，協會也有以面對面和電話錄音做民調，按題目或預算而定，各有優劣。如他們做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民調，只能以街頭形式，但會受天氣等環境因素影響。CATI所需人力較多，難免攙雜人為失誤，但可問開放式問題；電話錄音就難以處理複雜問卷。「綜合各方面及坊間民調機構經驗， 暫時CATI較平衡到各方面。」
至於怎樣加強大眾對民調的認識、提高回應率，吳偉民認為媒體也有責任，「民調是提供數據者，傳媒是放大器，可以讓市民留意這民調怎做，令他們這方面的素養更理想」。除發布機構，大眾可留意問卷設計如樣本數目、抽樣方法、問題有否引導或個人色彩，以判斷機構公信力。鄭宏泰則指若與坊間同一規模和抽樣方法的民調比較，由於研究所已建立口碑，回應率較高。陳志敏覺得民調賣點仍在代表性，「為何機構會找我們，因現時有能力做代表性民調的學術機構，在香港沒幾多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