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因反修例運動入獄的青年陸續刑滿，有學校以校譽為由開除青年學籍；保安局長近日則提出助他們進修、到大灣區就業。「蛻變計劃」自2020年起為25歲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心理和法律支援，有見青年相繼重投社會，重心亦開始轉到協助他們求學和就業的「生涯重塑」上，項目總監是30歲的麥曉暉。
他於緬甸辦過兩個社創項目，帶過十多個緬甸官員來香港考察培訓；游說當地平民免息借錢給政府。這些工作似與青年無關，但他自認是其中一員，加上學士和碩士畢業時正值2014和2019年，籠罩這世代的無力感，他深有體會。「我發覺這幾年工作的共通點，其實都環繞信任，是只有信任為前提，才可以做到的。」
兩次畢業遭逢「大時代」
不久前他出席中學講座，有學生問到他如何面對無力感，這是他兩度成為「社會新鮮人」的課題。他人生兩次大學畢業都「遇着大時代」，即2014年佔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加上3年疫情，就算有事業或生涯規劃，大環境不允許亦徒然。「兩次的感覺是很諷刺，讀書時有很多理論或啟發，都說你有能動力（agency），可以帶來好多改變或試圖做有意義的事……2014、2019年都好，一腔熱誠畢業出來，時代環境會跟你說要想多一點，某些事會否想得太單純。」他本科在杜倫大學主修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PPE），是多個英國首相和世界政要都選讀的熱門範疇。而他看待問題的思路，也貫穿着3個學科的視角。
他曾於多元領域研討會TEDxChicago中憶述自己在2014年畢業時，「非常年輕、非常青澀（far greener）」，其時社會運動的啟示（revelation）尤大。「會思索很多，不論進入體制、從政或做NGO，再遠大些想入聯合國。但2014年對我一個個人啟發，首先是時代變了，有些事控制不到。體制與群眾、人民的鴻溝好大。」這不獨在香港，他說全球具正式結構（formal structure）的體制，回應民眾需求及時代趨勢時，總是較生硬和落後。世衛在應對新冠疫情之初的遲緩，或許是一例。「現實是，通常有社會問題出來才想怎樣去救火，2014年好見到這點。」他循此方向思考自己的角色，「甚至大膽奢望解決問題或出分力……暫時入體制未必是我興趣，（因為）它不意識到有這個問題，直至問題一浮現，要去回應已太遲」。「其實要及早去嘗試修補、去建立或者贏得人的信任，如果去到爆發才試做已經太遲，在2019年更加清楚見到。」
借錢給政府 表達民意
加入一本地智庫後，他公餘時與朋友構思了邀請緬甸城規官員來港考察的項目，「（我們）有些餘熱，在工作發揮不到」。他和緬甸結緣，源於2013年在仰光的暑期實習。昂山素姬於2010年獲釋後，緬甸步向自由民主，國際注目。「（我）讀政治，還要來自東亞，在自己地區有這樣的地方，國際鮮有的、在走正確方向的國家，還要在我們附近。」他一心想到當地實習，不止觀光。「近代認識的緬甸都是政治切入，認識這個國家的起點不是旅遊或地標，是社情發展。」他經朋友介紹，致電仰光的一間智庫，對方說歡迎他下周上班，於是他花了約10日辦好簽證，也叫上好幾個港人朋友。當時他已聽聞東南亞有人口販運：「對方又無乜再覆。坐飛機仲諗呢件事（實習）係咪會發生？一落機行出去夜晚11點，仲諗死啦，其實係咪真？行出去前都仲驚緊中伏，結果一行出去，十幾個人喺度等，嚟歡迎我哋，好喜出望外，亦都見到緬甸人好客、友好。」
回港後他仍心念緬甸發展，透過實習時的人脈聯繫到當地官員，知道他們有興趣參考香港城規經驗，故邀請香港退休官員和規劃師提供培訓。這批緬甸官員來港參觀了港鐵學院，跟運輸署代表取經，「的士發牌的利弊、巴士路線重組方法，甚至是否引入電子支付、八達通的經驗，都有興趣」。仰光的道路規劃趕不上發展，塞車問題與它的大金寺一樣出名。「模擬聯合國」本來是很常見的青年交流活動，麥曉暉參考此等形式，安排緬甸官員在房間中扮演不同持分者，商討交通問題。「有些火花，發覺該部門11個人，是第一次一起開會。」因前朝留下來的軍人與文人官員之間素有芥蒂，「談到某些議題變回現實身分，有些爭拗，但都有理順大家的工作分配」。當時麥曉暉和其他組織者都只是20來歲，受眾非年輕人，也要靠政府前輩分享經驗，但他們着意強調項目是「由香港年輕專業人士籌辦」。成員都關心世界，當中不少人讀國際關係，可惜在港發揮機會不多，所以視為副業。「缺乏發展空間，這本身就是香港青年面對的問題。」
緬甸是新模式試驗場
與此同時，他加入了另一伙朋友，於緬甸推行為地方設施集資的平台，概念等同替政府向市民借錢。緬甸本身已有發行國債，但市民不買帳、未成氣候。民選政府於2010年上任，「因為民選，好有誘因為市民建立設施，但不能好貼地掌握社區所需」。政府想建水壩、大橋和風力發電廠等大型基建，但村落居民想要診所、供水系統、圖書館。平台先向居民籌集款項，免息借予政府，興建他們所需的設施。建成後，政府再還款給居民。這同時是個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政府可按居民的意願決定建設的優次，手上也有更多流動資金。
項目的構思簡單卻周密，例如為何要免息：「市民出錢，可以決定他想要的設施，所以比起收到利息，他更想要個診所、清潔水源。政府又因此不用付利息。」市民藉集資表達民意，是一種風險共擔（skin in the game）。「如果給問卷問人們想要什麼，他會什麼都剔，因為是免費午餐，（集資）想市民可以理性排序，真正最需要的是什麼，比起投票或剔問卷，是更好的指標。」套用在多地包括香港正在提倡的「參與式預算」中，如果有市民的「真金白銀」，或許更有助分配資源。
亦有人質疑會有民眾不願參與，只想坐享成果，即經濟學的「搭便車問題」。所以，他們首年想先試驗居民反應，以及不同社區的投入度，在鄉郊、近郊和市中心社區進行4項建設，如同預期，偏遠社區的居民較團結參與，但各自借出的金額較小；富庶社區則相反。麥曉暉和拍檔奉行從小處着手（start small），先申請基金和資助，擔當政府角色，負責建設和還款，開初是借款2星期的項目，逐步增加至2個月、8個月。「通常借貸期都長一點，想慢慢試，看有成果後大家的風險承受能力會否提高 。」然後用這些實例取信政府。當地官員中，有人看到項目的經濟潛力，有人認同可助人民脫貧和增進理財知識。但疫情掩至，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政府班子已經變了樣，他慨嘆這正是客觀現實帶來的無奈。
「有段時間，部分人不熱中參與社區建設。（我們）這想法是逆流而行，主張大家會關心自己條街。緬甸人肯奉獻社區，活躍於社會、公共事務，是值得（試）參與模式的地方。」對照全球大勢，人們對體制失去信任：「（大家都想）怎樣可增加市民參與社區建設、公共事務、政策制定的過程？在這趨勢下，或許緬甸是新模式的試驗場。」
不可有開善堂心態
「蛻變計劃」估算，反修例運動中，25歲以下的被捕青少年約有6400人。被捕的學生約有4000人，其中約2200人是大專生，包括不少研究生。創會總監宋陳寶蓮、副總監宋恩榮多次受訪，提出補足懲教系統，幫助這批學習和職業需要與以往囚犯不同的青年。二人常被問及如何令社會復和，總說非憑這計劃就能解決。麥曉暉在緬甸的經驗或是個方向。雖然兩地脈絡別異，未能直接套用到香港：「但不論什麼背景的人都希望有機會被聆聽、可以參與身邊事……總而言之，你問人是否想保留被諮詢的權利，一定是yes。當這是人性基本面時，反映不同地方建立信任的道理大同小異。」
他是「蛻變計劃」團隊中少數的年輕面孔。「我不是社工出身，但我是過來人。香港好多人講青年發展，我也是持分者之一。社會有共識是比較少人明白這年齡層的想法。」在2020年或2021年初入獄的青年陸續刑滿，他曾協助被學校革除的學生，希望由獨立個案開始start small，見到成效再跟外界分享，感染其他院校。「基本上香港所有大學、大專院校，與我們都有一定聯絡。期盼大家去到一個階段，社會接受多了，不需要我們介入。我們呼籲面對審訊和在囚、擔心影響復學的學生可聯繫我們。」他明白院校向來有紀律聆訊機制，但這次被捕人數眾多，學生犯事的社會背景不同，「再加上他已面對刑責。我們最想避免雙重懲罰，這個是不公平、不理想」。
求職方面，服刑青年志向廣泛，學術研究、財經、編程、拍片、跳舞都有，所以他接觸各行業的僱主，就算合作不成，也可以提高社會意識。「強調唔係搵份工吊住條命、有啲收入為生就完結，係要令佢無論去邊都可以追求個人所愛……呢班青年其實對社會熱心、主動，呢啲技能係一個正常、無咁政治化嘅社會之下，其實係𦧲飯應。」
他們首要顧慮是青年不能被標籤，僱主不可有「開善堂」心態，「給個機會是感恩的，但長遠而言不是善事，不想大肆宣傳，青年不是想被優待或虧待」。
政府近來放話，正與學校、僱主商量幫助出獄青年，有僱主願意安排他們到大灣區工作。麥曉暉自謙沒有建議，「回應青年意願，再進取些一定對整件事好……我分享經驗，最有效的青年交流是，首先了解他們的志向抱負，相應配合，meet them where they are。不要要他來遷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