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看着面前的木板，抬高頭望，師傅用剛中帶柔的指頭，握出一件件小巧精緻的壽司放在木板上，期待放進口的滋味……Omakase，廚師發辦，佢話點就點。高貴餐廳的廚房裏，也上演着另一場Omakase，處理食材的傑仔（化名）每天早上10時許開始工作，午夜12時半才回到家，話就話有兩小時落場時間，其實也要點貨，住大西北的他翌晨又得8時多起牀。加班無補水，何時可補假？老細發辦；家人做節永無他份，他的生活，由份工發辦。
年輕打工仔 冇得躺平
時下興講「躺平」，嶺南大學發表《工時有幾長？貧窮新一代的就業與貧窮報告》，調查發現年輕打工仔沒躺平，更「做突咗」，平均每天超時工作1.12小時。今時今日的「窮」不是食不飽穿不暖，而是一種precarious（不穩定）的狀態，而且不是Slashers（斜槓族）才這樣，調查中多數人即使有份全職工作，生活亦難以掌控，過着滋味絕不好受的Omakase人生。在這樣的世界，最低工資有望在凍結4年後加2.5元，至40元一小時。
你份工有幾唔穩定？
在問卷調查其中一部分，18至29歲的青年需就以下項目選擇回答從不會、很少會、有時會、經常會、總是會，分1至5分，以量度他們的工作不穩定性。想想你在打的那份工，中了幾多個？
。問。卷。調。查。
【就業脆弱性】
□平均來說，你的每一份工作都維持不了6個月
□在接受工作時，你沒有接受過任何具體的工作指導或培訓
□這份工作需要你隨傳隨到
【工資不確定性】
□定期收到工資單／出糧通知
□經常不能準時出糧
□收到的薪酬經常與預期不同
【計劃不確定性】
□無法提前計劃6個月內的收入
□手停口停
□難以計劃每周的工作內容
□難以計劃是否能參與家庭活動或聚會
□難以計劃是否能參與社交活動
【維持工作的努力】
□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一份工作
□在找工作過程中曾遭受歧視（如因性別、年齡和學歷等因素）
□經常被要求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額外工作
□曾遭受過職場性騷擾
□曾遭受過職場歧視
□被要求無薪參加與工作相關的培訓
飄零族 工作不穩定 搵幾多使幾多
Precariat，有譯飄零族、殆危階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潘毅解釋這個概念早已有，在勞工研究中甚至有學者認為是一種新階級，「當新款工作出現、新科技出現，新的社會形態也出現。這些新窮人，工作的狀態常常不穩定，消費能力則是一有就消費晒佢，一冇就即刻要搵嘢做」。她過往研究內地民工，「這兩三年我開始想去認識香港的年輕人就業問題」，她與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仕池及博士生陳佩兒、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助理徐文傑及研究助理黃雅文、港大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楊皓鋮組成團隊，聯同樂施會，在今年5至10月進行這項研究，了解18至29歲的青年就業情况，調查收集了164份有效問卷，並與36人作深入訪談。
缺席家中聚會 以消費減壓
在訪談當中，為日式餐廳打工的傑仔說：「一放工返到屋企就逼自己快啲要瞓，愈想瞓就愈瞓唔到，結果瞓得3個鐘又要出門口返工。」他一個月只有約4天假，父親生日、姐姐孩子滿月宴，他統統缺席，為了「補償」，他會買80多元一條的日本番薯回家，想把工作接觸到的好東西與家人分享，不過被阿媽罵花這樣的錢。梁仕池說談話中會細問年輕人的生活，「因為他們不只是勞工，還是一個人」，而受訪者中不乏以消費排解工作壓力的例子，潘毅提到去年訪問一個從青年學院畢業的髮型師，「他如何處理好低人工、好高工時的問題？就是夜晚去賽車，亡命那種，也要花很多錢去改裝車」。黃雅文則記起一個從事美容行業的女孩，放假就去「船P（派對）」，「因為她一個月得6日假，好珍惜每一日假，要過得滿足」。
而從問卷得知，受訪青年逾七成有副學士或以上的學歷，一半有全職工作，過半有3年以上工作經驗。他們的平均月入14,337元，低於政府統計處今年第二季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度統計報告中，所有選定行業的平均月薪17,320元；每周平均返工約43.11小時、有1.12小時OT，上班一程交通時間平均花約40分鐘，但只有約三成人加班有補水或補假，像傑仔哪天補假是由公司決定，補水更實際，可是僅約17%人有此待遇。
未到最絕望 政策+自救 改善「窮忙」處境
在以上問卷量度「工作不穩定性」的四個範疇中，以5分為最大壓力，青年給的分數平均都不過2.5，情况看似不算嚴重，不過負責問卷分析的陳佩兒就指出，結合工時數據，可見受訪者工時愈長，「計劃的不確定性」就愈高，「簡單來說就是work-life balance差到爆炸，你沒辦法掌握你的生活與工作節奏」。
加班是常態，又不見得老細會補水，但調查中有個研究員形容為「不幸中之大幸」的發現，是問及他們對未來的期望時，依然較正面：
問卷項目/平均分（5分滿分）
‧我相信我未來的人生充滿機會：3.428
‧比起父母輩，我相信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3.505
‧比起父母輩，我們更容易能改善自己的生活：3.303
負責深入訪談的黃雅文也形容，「他們冇萬念俱灰，係對呢份工有啲灰」。而受訪年輕人並沒視眼前的工作是唯一選擇，「有一個人副學士畢業，是做地盤的，他說現在計埋花紅、年底有雙糧，除開是19,000元一個月，比起同期同學多出幾千元，他覺得OT又唔係成日嘅，寧願換取更高人工，頂唔順就做3年再quit，去個旅行回來再做」。比起上一代，梁仕池說：「我們都有發現受訪的年輕人與上一輩同樣覺得出來（工作）都要捱，但會知道他們面對的剝削、長工時、工資問題，不是自己的問題，是與社會的經濟結構有關係」，只是對勞工法例等卻所知不多，潘毅笑言：「勞工意識比內地農民工要差，大部分農民工經過二三十年之後，已經有勞動法保障，亦知要通過自己爭取，不可靠一個人，要一班人。」她認為，「香港的細路不是坊間理解好頹喪、睇唔到希望，雖然處境不好，但未跌到落去絕望的狀態，在這一刻政府應以政策改善或面對問題，別將他們仍有的少少希望磨滅」。研究團隊認為政府與社會可以從幾個方向着手改善年輕「窮忙族」的處境，他們一邊以研究辨識問題，一邊亦有嘗試：
1. 按受惠人口比例上調最低工資
梁仕池說：「如果有顯著數量的人口是這樣（依靠具不穩定性的工作）過活，勞工政策會如何做？如在澳洲就會推高最低工資。」在香港，日前傳出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共識，將最低工資由37.5元增至40元的消息，潘毅批評仍不足以保障基層工人的生活，徐文傑就指出：「我們初步看過日本、韓國、台灣，他們每年檢討完最低工資，會提及受惠人數，這3個地方普遍都有10%以上的人受惠。」香港自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時有6.4%人受惠，現時有1.4萬人領取最低工資，只佔勞動人口0.5%，梁仕池認為最低工資調整方法應該依受惠打工仔佔全部勞動人口一定比率去定，才可與時並進。
至於加班補水，潘毅舉內地為例：「內地規定做過8小時之後，補水是1.5倍，如果在周六日就2倍，如果是法定公眾假期如中秋節就3倍，是寫在法律上。當然好多老細唔理，但若打工仔把情况帶到法庭裁判，一般會贏。」她認為這是必須訂立的政策，「這個不確定性不是一個個人的選擇，而是勞動力市場製造出來的結果，政府應提供基本保障，而非視勞工政策為干預市場」。
2. 促進年輕人認識勞工權益
Slasher、freelancer有時會被奉為現今世代自由自主的打工模式，但研究員表示這次研究的受訪者並非覺得不穩定的狀態是為追求實行「很chill」的生活態度，不少人說是為儲錢才留任現職。潘毅說出另一面的可能：「由於勞動力市場太不穩定，他們就在炒散，如何合理化自己的狀態？就說好chill作為心理上的安慰。」她解釋precariat是對應藍領的工作情况，「藍領通常是全職、穩定一些，人工沒很高，但到後工業化社會之後，如服務行業反而容易進入不穩定情况，不需要長時間在工場固定由一個人去工作，市場可以隨時替換你」，「當人與人是不穩定關係，社會卻要人們之間有聯繫與信任，這是要時間去建立的，不穩定的影響就是將人與社會變成原子化的狀態」。
而即使有全職工作亦難以計劃人生，更見不只炒散才會陷入不穩定的困局。研究團隊以一些小試驗將人重新連繫，開了一個Instagram專頁happy_poor_guys，既分享訪問個案，也接收來稿，建立交流平台，亦加插勞工權益的相關概念知識。研究開展時間不長，專頁也是起步階段，但這種交換故事的渠道亦有機會可發展成為更有系統的討論，打工仔可以共享資訊，甚至共同思考出路。
3. 織消費生產網絡 建互助經濟圈
在政策以外，潘毅認為：「也看社群本身有沒有自救，如何重新發掘已有資源共建、共享、共管的可行性。」她舉韓國合作社聯盟iCOOP為成功例子，「它是個三合一的模型，靠組織消費者的網絡，支持一間店，這間店是一個空間，背後在支持100個生產者，將生產者及消費者聯在一起，經濟行為是一個互助行為，不需太靠高度競爭、高度剝削的市場去處理這些問題，有剩餘資源就支持文化活動、新聞活動、教育。他們在韓國各處都是一座樓，下面那層是做生意，上面就做共享空間。在那裏個個都係老闆，追求平等、民主、共同分享」。秘訣在於尋找市場上未被壟斷的空間生存，「在韓國、日本社會，最難是市場由大資本壟斷，已無處不在，要找到一個niche（縫隙市場），未滲透得那麼厲害。iCOOP一開始是反壟斷資本起家，吸引了一批有理念的消費者支持他們」，她認為香港如Mil Mill就有這樣的條件成長。
團隊數月前開設了icommonhk.org.hk的消費者自主平台，「我們在推這個很小很小的平台，組織具社會價值的產品，放在一個平台為他們推廣」，上架的有二澳米、洛神花乾、有關香港農業書籍等，作為推動嶺大所在的「大西北」社區經濟其中一環，培育擁有相同理念的消費者、有尊嚴的勞動者，產生愈來愈多的空間與可能，為自己的生活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