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簡介：過去3年，部分港人到異國落地生根，職涯由零起步，有的白領變身藍領；留在港的因防疫和市道不景等因素，也主動或被動地要另覓工作。撇開「毅然轉行」、「辭職追夢」等濫調，轉行不獨是個人故事，也拼湊一幅港人群像，透視整個社會正經歷的一場「第二人生」。本系列由社會學者的討論發端，每期帶着他們的框架探討一個案例，亦再思香港就業市場。
千頭萬緒，先抱着兩個疑問致電社會學者：香港有沒有歐美職場的「大辭職潮」？港人的第二人生又是怎樣？得到的回覆不約而同說題目值得研究，惟數據趕不上現實，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稱，目前欠缺近年港人辭職、工作看法轉變的完備調查，亦不宜片面理解，「這題目都複雜……我們想做，但不是三朝兩日，要2至3年，會有好些的答案」。上一份統計處相關報告，是2012年的「就業人士轉工情况」專題訪問。今期，他和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先從個人觀察和自身經驗拆解議題。二人先質疑前設——大辭職潮有否發生？又與香港何干？
辭職條件 只限中產？
「大辭職潮」（Great Resignation）由美國前得州農工大學管理學副教授Anthony Klotz在2021年提出，在未有勞工統計局數據支持下，他已預測疫情穩定後，會有更多人因生死觀改變、平衡工作與家庭等考慮而告別職場。後來數字印證，離職率高企，美國職位空缺供過於求，數百萬人未有重投職場。
但此論調後來引起爭議，如經濟學家Arindrajit Dube指出，這其實應稱為「大轉職潮」（Great Reshuffling）。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數據，2021年辭職的美國就業成年人中，約有53%轉換職業或工作領域。趙永佳亦認為，美國是否有大辭職潮值得商榷，但香港就不見明顯的辭職潮。除了地理環境不同，也有生活條件考慮，「美國（辭職）可以到郊外慢活，香港首先已經要瞓街」。辭職潮隱含階級分野，多是「中產限定」。
鄧鍵一把着眼點放在疫情差距，「難以比較的地方是，歐美名義上復常（back to normal），所以有些人不想back to that normal。但亞洲許多地區如香港、台灣、澳門、日本，整體社會環境未back to normal」。當社會穩定後，人們才有餘力思考自身工作。「如果是香港的話，社會脈絡的豐富性在於它有疫情、移民潮、政治環境。社會不知將來如何，（人們）好難想像未來。」本港就業市場充滿變數，一時教師流失、一時引入海外醫生，他的學生也不確定所讀學系是否會與4年後的職業相關。「這種難以計劃的狀况，倒過來看也是某種彈性、可以（令人）羨慕。」
轉工可分為同行業（job change）及跨行業（professional change、career change）勞工流動兩種，本欄針對後者，說明互相牽扯的近因遠因。
■近因
1. 為移民 辭職學一技傍身
鄧鍵一觀察移民主要分三類，第一類是為子女移民的父母，「這類較願意接受生活的根本改變，例如去做藍領，準備為下一代付出，用全新的方式謀生」。第二類則是沒有子女或移民迫切性的，只因香港環境而想離開，「這種反而掙扎大點，不排除有些人去到外國，可能重新反思香港是否真的『難頂』，找不到想做的工作時會否後悔」。他的焦點小組研究也觸及這問題，受訪者多顧慮移民後的工作，「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代表好多事」。
青年創研庫去年發表青年去留抉擇報告，不打算移民者首兩個主因分別是城市生活方便和治安良好，第三個是「仍有發展機會／經濟前景尚可」，佔17.7%（見表一）。第三類移民屬正常人口流動，如因求學或公司調遷而於外國定居。有人為移民在港裝備自己，提早開展「第二人生」，如英國短缺工種包括醫護和貨車司機等，帶動護理文憑、考取車牌的需求。
有別於一般移民潮，趙永佳觀察到部分人不只顧工作，「很明顯真的不太緊張」，近年多地陷入經濟衰退，都無阻港人移民決定，惜未有清晰統計，「但是否主流呢？又不是，不然全都走光了。反而比重增加了，但我們沒數據看增加了多少」。上述報告中，青年現階段選擇移民主因包括：一、本港產業狹窄，需往外尋找或發展適合他們的事業；二、本港居住環境每况愈下，冀藉此改善生活質素；三、社會缺乏具希望的前景，對個人留港發展和生活感到灰心、無望；四、《港區國安法》的施行加速了部分選擇離開者的決定。
2. 行業生態轉變
最明顯的變動因素雖是疫情和移民，趙永佳說不能就此理解，因部分教師就算不離港，都已投身別的行業。全港本有約3000名通識教師，公社科課時削減一半，有教師轉投NGO、出版或商界。「更多人主動轉工、移民，因為某種價值或政治理念。本來做政府的，要他宣誓已經不肯，有對工作的取態的轉變。」2021／22年度共有3734公務員辭職，較前一年度增一倍，辭職率達2.1％。公務員團體稱主因包括公務員薪酬待遇不及私營市場、工作壓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等。另外，有部分區議員因政治形勢辭職，有人轉行經營雜貨店、補習社和婚紗店等。
3. 疫情打擊 無奈轉行
航空公司裁員、餐廳倒閉、旅行社結業，市道一片愁雲。服務業、飲食業、旅遊業尤受疫情打擊，員工「被動轉行」的例子數見不鮮。部分人因政府補貼就業職位而上了抗疫前線，如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兼職的導遊，（見本報2022年3月6日「未來城市」【抗疫援手篇】）。但經濟復蘇遲緩，那些被辭退了的廚師、空服員、舞台製作人員，多已經轉行，再有空缺都未必回到老本行。趙永佳提醒，討論勞工流動性時，要思考社會階級分歧，藍領階層轉工未必等同轉換職涯，「更多人會找類似的工作，本來做企堂，之後去做清潔，算不算轉變方向？」
■遠因
1. 工作不再是唯一
佛系、躺平、小日子、小確幸，這些非因疫情才出現的趨勢，如何解釋？趙永佳說這涉及由物質主義過渡至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改變，「愈後物質就愈容易走去玩塔羅、教瑜伽。（即）錢唔係大晒，最緊要生命有意義」。他說物質主義等於「天天向上」，而後物質主義常隨社會富足而出現，「如果你信這個理論，香港經濟開始走下坡的話，後物質主義就沒那麼明顯。」無論古語說的「衣食足而知榮辱」，或是西方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都是同一道理。「所以在香港黃金期，人們的後物質想法更明顯。」2010年代興起的斜槓族算是衍生品，疫情或成導火線，令他們將嗜好、外快或副業變成全職。「後物質都是比較中產的價值觀與行為，基層又有得幾後物質呢？根本沒這個選擇，跟個人富裕程度有關。」後物質主義與環境互為因果，鄧鍵一談到，近年多了人沉迷算命、紫微斗數，因人們覺得當下難以預料、處於轉變，「大氣候個個都轉工，不如自己試下。」
2. 無疆界職涯
趙永佳以個人職涯為例，說明勞動市場結構乃至「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轉變，「以往我們的生命歷程好穩定，30年前我年輕時，讀書畢業工作結婚，一路慢慢升職，然後退休」。他常跟別人憶述自己年輕時到中大社會學系入職的情景，身穿整套西裝，在巴士站等到流汗浹背，「當刻真的很絕望，因為想到下半世都在此度過。那時一份學術工真的可以做一輩子，你看金耀基、李沛良」。
社會學有內部人力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一說，即企業及政府機構透過內部甄選及晉升填補大部分的工作空缺。終身職涯可在同一組織內獲得妥善安排，能提升員工士氣。「已可估計在銀行做10年可以升到哪裏、政府階梯是怎樣。或者待在同一組織不停轉，像大學教員以前會在學系任職，之後教書，再轉去書院做行政。」至20世紀末到21世紀，生命歷程不再穩定，因資本主義、合約制、私有化等影響勞動市場結構，打工仔不能再跟組織「談戀愛」，「很多人被迫需要思考人生，（教席）每兩三年就有續約關口」。以前大學有終身教授制度（tenure），現在有短至一年、一個學期甚至一科的合約，故香港高等教育界出現「流浪講師」。「這個是全球性的，所以另一講法叫無疆界職涯（borderless career），現在做的跟你接下來的工作，可能完全不同。」鄧鍵一提到公立大學的助理教授常有「6年條款」，要有足夠研究成果才能留下，也聽說過一些沒續約的同行離開了學術圈。
3. 追求普世價值
趙永佳見到的另一點，是新世代重視普世價值，有讀環球商業學的投身社企；工程或商界人士轉投慈善工作，「青年一代，對社會的歸屬感很強，很想回饋社會。一方面有人參加社運，有的人沒那麼激進，但覺得做義工都不夠，就會成立慈善機構，如做教育、扶貧」。不僅年輕人，也有投資銀行高層到中年賺滿幾桶金後，從事基層學校教育工作。鄧鍵一提及要考慮個人心境轉變，如覺得工作難有突破而「靜極思動」，或是中年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