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看罷電影《正義迴廊》，腦海中記得的不只是滿頭大汗的唐文奇吶喊：「屈我啦！屈我啦！我冇問題㗎！」還有陪審員的一句話：「冤獄比放過有罪的人更不公義。」
什麼是正義？這是大哉問，一落實到處境，就更為複雜了。小說作品提供了人物、場景和故事，可以藉此思考道德問題，其中一個值得細味的小說文本，就是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中篇小說《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簡單一句話指出：「《水手比利．巴德》可歸結為描寫正義與法律衝突的故事，但這一總括遠沒有主人公的特點來得重要，他殺了人，卻始終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受到審判並被定罪。」
梅爾維爾以經典力作《白鯨記》（Moby-Dick）名垂於世，他的中篇小說《水手比利．巴德》也是他的重要作品。
梅爾維爾1819年生於紐約，本是望族之後，可是由於家道中落，而且生意失敗的父親辭世，梅爾維爾中斷學業，擔任過公司小職員、教師與農夫，又曾經成為捕鯨船的水手，赴南太平洋捕鯨。1846年起刊登小說作品，一度成為成功作家。1850年，梅爾維爾結識了另一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創作上受到霍桑影響。1851年，梅爾維爾出版《白鯨記》，獻給霍桑，可是小說並不受到歡迎。1866年，梅爾維爾出版詩集，也成為海關稽查員，前後19年。1891年，梅爾維爾在紐約逝世。
梅爾維爾的名聲在上世紀20年代大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卡爾．范多倫（Carl van Doren）是開路先鋒，他的同事雷蒙韋弗（Raymond Weaver）寫了傳記《梅爾維爾：水手與神祕主義者》（Herman Melville, Mariner and Mystic），更是《水手比利．巴德》的整理者。話說，韋弗為了要寫出天下第一部梅爾維爾傳記，1918年，韋弗拜訪了梅爾維爾孫女埃莉諾的家。埃莉諾容許韋弗運用梅爾維爾尚存的所有材料，包括了手稿與書信等等。在這些材料中，韋弗發現了《水手比利．巴德》的遺稿。於是，梅爾維爾遺作《水手比利．巴德》在1924年出版，經過多年研究，直至1962年，希福特與斯爾茨（Harrison Hayford and Merton M. Sealts, Jr.）的編輯版本成為公認的定本。
時代與人物
《水手比利．巴德》是中篇小說，也是討論法律與文學的必用文本。小說的背景是1797年，英國與法國交戰時期，此外英國海軍曾經兩度爆發兵變，情况一度危急，換言之這是混亂年代、非常時期、不安定狀態。
小說中有三個主要人物：水手比利、威爾船長（Edward Fairfax Vere）、糾察長（master-at-arms）克拉賈特（John Claggart）。比利是英俊的水手，本是棄嬰，為人善良，得人喜愛。比利本在商船「人權號」（The Rights of Man）上工作，因英國皇家海軍強行徵召，比利到了炮艦「戰力號」（Bellipotent）上服役，成為一等水兵，擔任前桅樓的右舷瞭望員。第二個人物威爾船長，他屬於貴族階層，也是有修養內涵的愛書之士，威爾為人勇猛，又能冷靜判斷。至於克拉賈特就是書中歹角，他是負責維持船員秩序的糾察長，並不受水兵歡迎，而克拉賈特討厭比利。
梅爾維爾如此刻劃克拉賈特：「因邪惡用心而產生的狂熱本質，並非起源自惡行的積累或受到傷風敗俗的書籍影響，也不是來自放蕩淫靡的墮落生活，而是與生俱來的，是內在所本有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遵照本性的沉淪』。」（本文用廖彥博譯本，另參許志強譯本，許譯對廖譯有一定影響。）克拉賈特本性邪惡，梅爾維爾指借用《聖經．帖撒羅尼迦後書》的話，就是帶有「不法的隱意」（mystery of iniquity）。
梅爾維爾判斷克拉賈特的性格如下：「儘管可以欣然將深處內心的狂暴邪惡隱藏起來，卻無力將其消滅；雖然能夠理解善，卻無力行善；像克拉賈特這樣個性的人，超載了過多的能量，最終的結局幾乎一成不變的如同那蠍子，被自己螫傷，淪為自身罪孽的犧牲品，造物主是這當中唯一的成因，而他終究也只好出演上蒼所派定的那個角色。」這個罪惡的角色當然是出言陷害水手比利。
個人的良知與帝國的良知
克拉賈特指控被強行徵召入伍的比利，暗中進行陰謀活動，意圖暴動譁變，包藏禍心。威爾船長命水手比利當面對質。比利相貌英俊，但緊張時會口吃，無法說話，比利的臉展現出被釘死在十字架的神情，突然間，比利右手出拳打在克拉賈特的前額上面，而且一拳奪命。威爾船長相信這是上帝的判決，他說：「殺人者是上帝的天使！而我們卻必須絞死天使！」（Struck dead by an angel of God! Yet the angel must hang!）
威爾船長召開臨時軍事法庭，而梅爾維爾也點出了小說的重心：「在克拉賈特和巴德這兩個人身上所表現出的無辜和有罪，實際上已經交換了位置。從法律的觀點來說，這場悲劇裏的受害人，很明顯的就是那個想方設法要迫害無辜者的人；而原本無辜的那個人，依照海軍方面的角度，其難以否認的行為則觸犯了最嚴重的軍法。」
到底如何處置既無辜又有罪的水手比利？真正下判決的並非三人組成的臨時軍事法庭，而是威爾船長。威爾船長選擇軍法辦理，他先指出：「我們怎麼能夠在上帝的面前，簡單草率的，將這樣一個我們自己也覺得是天真純潔的同袍、這樣一個上帝的造物，判處以可恥的死刑呢？」言下之意是同情比利，但話題一轉，威爾船長問：「個人的良知應不應該讓位給帝國的良知？」威爾船長依照戰時軍律，為免激發新的變亂和軒然大波，將判決推向絞死刑的路上，宣判後即時執行，不得上訴。終於，比利接受死刑前說了一句：「上帝保佑威爾船長！」
《水手比利．巴德》的最後寫了威爾船長之死，「戰力號」在返回英國途中，遇上法國軍艦「無神論者號」（Atheist），雙方交火，威爾船長命喪於一發冷槍，威爾船長臨終之言是：「比利．巴德，比利．巴德。」
《水手比利．巴德》也展現了歷史的諷刺。在官方審定的周刊中，有水手比利一案的報道，報道將比利描述為一個陰謀活動者，不是英國人，比利與克拉賈特對質，用匕首刺死克拉賈特。克拉賈特被描寫成忠誠供職，具愛國精神，回應了約翰生博士的格言：「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報道得出的結論是，罪犯已被懲處，「戰力號」上一切順當云云。另一方面，水手比利的事迹成為一首民謠，詩句中對比利有深深的同情。
聖經與宗教
《水手比利．巴德》面世以來，就有許多評論，在文集《梅爾維爾《水手比利．巴德》與評論者》（Melville's Billy Budd and the critics）一書，就有不同角度的批評。
早期的評論中，屈臣（E. L. Grant Watson）的〈梅爾維爾「接受之遺言」〉（Melville's Testament of Acceptance）一文，以宗教角度閱讀，視這篇小說如福音故事，比利暗示還沒有意識到一己神性的基督，而威爾船長就好比彼拉多。威西姆（Phil Withim）指出：「屈臣認為梅爾維爾不再是叛逆者了，他已經開始接受邪惡的存在，並且不再因為邪惡的存在而責備上帝。」
只要我們回到小說的文本，確實感到《聖經》故事的影響無處不在，三個主要人物中，克拉賈特毫無疑問是魔鬼撒旦式的奸險之徒。水手比利是代罪羔羊，好像基督，又像墮落的亞當，另外也像被獻祭的以撒。至於威爾船長，他像獻祭的亞伯拉罕，又像屈臣指出的彼拉多，也好像是施以懲罰的天父。換言之，《水手比利．巴德》是對人性罪惡、墮落與救贖的深入思考，梅爾維爾大量運用了《聖經》故事的典故和原型人物，撰寫故事。
法律與文學
1961年出版的《梅爾維爾《水手比利．巴德》與評論者》，將批評文章分為幾類，在屈臣之後，評論者分別視《水手比利．巴德》為精神自傳、社會批評、神話和藝術。社會批評方面，格里克（Wendell Glick）的〈《比利．巴德》的眼前利益和絕對道德〉（Expediency and Absolute Morality in Billy Budd）一文，指出：「在整部小說中，比利對於絕對正義和權利的崇高奉獻，使他成為道德法則的化身。因此，他的死對梅爾維爾來說一定意味着，比利效忠的行為標準雖然是高尚的，但應用於複雜的社會關係時，根本行不通。」
這就來到功利和絕對道德的矛盾之中。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代表作《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一書，探討了《伊利亞特》、《哈姆雷特》、《卡拉馬佐夫兄弟》、《審判》等名著與文學的關係，這本書興起了「法律與文學運動」，影響力大，而《水手比利．巴德》也是重點討論的文本。
波斯納從威爾船長的話，指出：「他讓讀者想到功利主義最讓人擔憂的一點——至少在原則上，功利主義允許在群眾利益前提下，刻意犧牲一個無辜的人。功利主義把整個社會視作一個單一的有機體，必須追求其最大福祉，既然社會等同於一個有機體，為了社會更大的利益殺死一個人，就和割除患有癌症的器官一樣自然。」
這就是《水手比利．巴德》呈現出的矛盾，採用功利主義還是絕對道德的原則呢？正如波斯納所言，國族主義、達爾文主義、功利主義的共同點，「是認為集體（國家、種族、社會）優於個人」，威爾船長依照功利主義原則，當然是犧牲比利的個人生命，以謀求「戰力號」的運作安定，行穩致遠。
歷史與政治
1999年，佩特爾（Cyrus Patell）為華盛頓廣場出版社的《水手比利．巴德》撰寫導言，文中提到理解小說的不同框架，其中包括了歷史的框架，從中可以找到小說的政治意味。
尤其明顯的是，比利從「人權號」被強行徵召到「戰力號」，佩特爾指出「人權號」之名來自美國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的同名小冊子《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這本小冊子傾向人的自然權利，與伯克（Edmund Burke）《法國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保守主義觀點，針鋒相對。當比利來到「戰力號」，「比利進入了軍法的專制壓迫的世界，自然權利在那裏是受到嚴厲剝奪並且要服從於軍紀」。
《水手比利．巴德》中提到英國皇家海軍名將納爾遜（Horatio Nelson，旺角奶路臣街就是紀念他），並非空穴來風，1805年，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擊敗法國及西班牙的聯合艦隊，但納爾遜在戰事中陣亡。
佩特爾認為小說提及納爾遜是意有所指，是要借納爾遜來評判威爾船長：威爾船長「缺乏納爾遜的遠見卓識和精神上的寬宏大量。梅爾維爾用了納爾遜作為歷史的參照框架，是要向我們表明威爾的目光短淺」。納爾遜「的方法並不是『依靠恐嚇讓船員變得卑下臣服，而是去贏得他們，通過他僅僅在場的那種力量和非凡個性，讓他們恢復效忠，就算不是像他自己那樣滿懷熱誠，卻也是同樣的忠實』。總之，梅爾維爾所召喚的那個歷史場景，使得威爾的行為可以解釋清楚，但卻無法獲得尊敬」。似乎，在目光短淺的功利主義思維之上，有才能之士可以有方法贏得人心，而不是犧牲無辜的人。
同樣是1999年，迦拿（Stanton Garner）發表了〈拿坡里和戰力號：梅爾維爾論警察國家〉（Naples and HMS Bellipotent: Melville on the Police State）一文，提出了另一個歷史框架和政治角度，迦拿指1857年2月，梅爾維爾到了拿坡里，目睹了當地的暴政，包括龐大的軍隊、大量監禁市民等等，拿坡里之旅深深地影響了他，猶如一場頓悟。《水手比利．巴德》的「戰力號」就是拿坡里的縮影，也是一個警察國家。我覺得迦拿的角度未必能與小說緊扣，但可聊備一格，引發關乎正義與法律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