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5月香港大會堂被列入法定古蹟，掀起一股現代主義建築的熱潮。退潮以後，大會堂繼續默默耕耘服務市民。從前望着皇后碼頭海一片，到今天看着中環地盤一段段，霎眼間一個甲子，西九文化區建成，東九文化區亦即將揭幕，大會堂不再是昔日唯一的文化中心。但60年來積累下來的親切感，叫人只感到情懷未變。趁着甲子，社會學學者呂大樂試析大會堂獨有的親切氛圍，且法定古蹟並非終點，思索大會堂該怎麼走下去。
「今年確實是大會堂60周年，好像原來都沒有計劃出書，後來有什麼緣故令中華（書局）有興趣，我就不知道。」大會堂60周年出書計劃在今年暑假才動工，時間匆匆，訪問期間已經付梓。「雖然有點急，但都有興趣，始終我自己對大會堂都有些感情。」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道。他的辦公室除了書以外，最多就是一些電影精品擺設，不難想像是什麼聯繫着他和大會堂。
《市民的大會堂：延亮六十年微光》訪問數名藝文界前輩——陳達文、張秉權、盧景文、羅卡、鄭學仁和王無邪，從不同領域追溯香港大會堂的文化貢獻。主編呂大樂更與建築師馮永基和城市規劃師凌嘉勤對談，思索香港大會堂的未來走向。
「明顯感覺不是寫一本官方刊物，所以我自由一點，我可以嘗試捕捉市民（對大會堂）的感覺是什麼。」呂大樂說。已故樂評人周凡夫撰寫的《現代香港的起跑點——大會堂五十年的故事》由香港大會堂官方出版，「很現實地說，周凡夫先生50周年那本其實寫得好詳盡」。呂大樂的案頭剛好放着一本，記者未曾翻閱，但單看厚度也看得出十分詳盡。呂大樂續補充：「其實他（周凡夫）在各方面都寫得很多，周凡夫先生最擅長當然是音樂那方面，所以他在那方面又寫到好細緻。但對讀者來說，要接觸大會堂未必去到那麼深入，所以我們想嘗試用另一些方法去呈現大會堂的某種面貌。我們通過訪問，覺得大會堂的特點真的是市民的會堂。」
呂大樂發現對上世紀70、80年代成長的人來說，大會堂是重要的文化場地，因為他們接觸文化時某程度上都會接觸到大會堂，大會堂慢慢形成一種容易親近的感覺。就呂大樂個人而言，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才比較多接觸香港大會堂，首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在1977年揭幕，大會堂也是其中一個播映場地，「那個年代還要填表申請買飛，所以會吸引很多人去申請」。可是大會堂的親切感並非與生俱來，更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
混合式功能 漸漸成「市民的大會堂」
現時所見的現代主義建築是第二代大會堂，第一代大會堂則呈歐陸建築風格，1869年建成，1947年已完全拆卸。第一代大會堂是否瀰漫着同樣親切的感覺？抑或只是當時洋人的文化俱樂部？呂大樂表示不得而知，因為沒有太多深入的材料去了解第一代大會堂的狀况。反而去到第二代大會堂在1962年的開幕典禮，時任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的演辭卻露出了一些端倪：「他自己在字裏行間好像說漏了嘴，說這個會堂不是只給交了稅的人來。這個當然有趣，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呢？香港收個人薪俸稅是很遲的事，都是戰後的事，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起碼他自己口裏所說的，這應該是可以比較普及的（文化）場地。換言之，以前那些應該沒有那麼普及啦。」
香港大會堂因為現代主義建築風格而容易令人親近嗎？呂大樂說：「我們細路仔的時候行過（大會堂）高座那些樓梯，會覺得得意、舒服，但不會覺得這就是現代主義，所以要怎樣那樣，那時真的不曉得。」因為香港大會堂混合式的建築功能，以及管理人員致力推廣文化活動，才漸漸成為「市民的大會堂」。
大會堂的英文名「City Hall」，也隱約透露混合了英國「Town Hall」的一些特色。但尷尬是大會堂的地位又不同於英國地方市政府，「所以成為市民接觸文化和所謂市民接觸政府服務的一個地方」。香港大會堂除了演出、演奏場地，也有藝術展覽場地，更擁有圖書館、婚姻登記處和二戰紀念花園。呂大樂認為這些服務恰恰令市民慢慢熟悉大會堂這個地方：「如果揀了在那裏註冊結婚的人，自然可以去那裏，你去的時候又會帶其他人一同進去，所以它（大會堂）慢慢令人覺得可以好隨意進出，我覺得也是幾大的成就。為什麼現在年紀大些的人會覺得大會堂有一種親近的感覺呢？因為好多人細個都去過，不是參加文化活動的去過，參加文化活動的又去過。」
即使二戰紀念花園聽起來莊嚴肅穆，但對當時的人而言，或許就只是一個遊玩的花園。「我相信後來的人才留意到這是什麼東西。我們細個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只是知道應該跟戰爭有些關係、有些紀念，但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呂大樂續補充，大部分香港人參與戰爭的方式其實是走難，未必投入太多感情到二戰紀念龕。
1970s香港文化搖籃
呂大樂翻查歷史材料和歷史背景，「好清楚地感覺到當時港英政府的做法就是將管理權交予當年的市政局」。上世紀60年代末，大會堂管理人員亦不負所託，做了不少文化普及的工作。隨着1973年市政局改組，市政局行政、財政自主，對香港大會堂而言，「背後有幾充足的資源去幫它建立自己位置和經營文化的方法」。上世紀70年代，大會堂就是當時香港的文化搖籃、唯一的文化中心，用了頗多資源推動香港整個文化業。但呂大樂亦笑言，換個角度來看，就是反映了上世紀60、70年代欠缺文化設施，所以無論借書、看電影、看戲劇、聽音樂會都要去大會堂。隨着1980年荃灣大會堂、1987年沙田大會堂和屯門大會堂、1989年尖沙嘴文化中心等文化設施相繼落成，慢慢由香港大會堂一個文化中心，去中心化到各地社區。
「香港大會堂好似開始冷清了一點，但是我覺得只是暫時的狀態，不一定永遠是這樣。問題是將來是怎樣呢？這又帶出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大會堂，我們自己想它是怎樣呢？如果大家的視野永遠跟以前去比較的話，你一比較呢，一定會覺得『哎呀，大會堂好多事物都沒有了』。好似剛剛說的，只因為以前太少。所以它什麼都是一個中心。後來它一定經歷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呂大樂還認為大會堂既然以法定古蹟的身分保留下去，更應該按其個性在香港整體文化發展中發揮效用。
「法定古蹟不是建築終點」
所以他特別找來城市規劃師凌嘉勤對談，原來凌嘉勤年輕時玩話劇，如果從其專業來看，大會堂會不會有新角色？果不其然，凌嘉勤提出「維港文化圈」的想法，呂大樂解釋其構思：「你在維港海岸邊大概畫1、2公里，框個圈的話，其實香港有好多文化設施都在這裏，這個紐帶不用集中在一個地方。你可以既有西九，亦都可以有尖沙嘴，又可以有灣仔，你都可以有大會堂……香港這個地方不需要用集中一點或兩點的方式去做（文化）。」就算不是「維港文化圈」，文化設施推陳出新，香港大會堂與不少文化設施的功能重複，香港發展文化時又如何善用大會堂親切的特色，延亮60年後那點微光呢？可能是培訓藝文新進的表演場地，或者成為香港社會歷史材料專用的圖書館，無論如何，成為法定古蹟不是建築的終點，真正保育在於延續建築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