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早已忘記了自己何時開始閱讀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又譯馬太．安諾德、亞諾特，1822-1888）的詩文，肯定的是，最先讀到的是他的名詩《多弗海濱》（Dover Beach），這是卞之琳譯本：
今夜海上是風平浪靜，
潮水正滿，月色皎皎
臨照着海峽；——法國海岸上，光明
一現而不見了；英國的懸崖，
閃亮而開闊，挺立在寧謐的海灣裏。
到窗口來吧，夜裏的空氣多好！
只是，從海水同月光所漂白的陸地
兩相銜結的地方，浪花鋪成長長的一排，
聽啊！你聽得見聒耳的咆哮，
是水浪把石子卷回去，回頭
又拋出，拋到高高的岸上來，
來了，停了，然後又來一陣，
徐緩的旋律抖抖擻擻，
帶來了永恆的哀音。
索福克勒斯在很久以前
在愛琴海上聽見它給他的心裏
帶來了人類的悲慘
濁浪滾滾的起伏景象；我們也聽得出
一種思潮活動在這一片聲音裏，
在這裏遙遠的北海邊聽見它起伏。
信仰的海洋
從前也曾經飽滿，把大地環抱，
像一條光亮的腰帶連結成一氣。
可是現在我只聽見
它的憂鬱，冗長，退縮的咆哮，
退進夜風的喧響，
退下世界的浩瀚，荒涼的邊緣
和光光禿禿的沙礫。
啊，愛，讓我們互相
忠實吧！因為世界叫我們分明
看來像擺在眼前的一個夢境，
這麼美，這麼新，這麼個多式多樣，
實際上並沒有光明，愛，幸福，
也沒有穩定、和平、給痛苦的溫慰；
我們在這裏，像在原野上受黑暗包圍，
受鬥爭和逃遁驚擾到沒有一片淨土，
處處是無知的軍隊在夜裏衝突。
從英國多弗海濱，遠望海峽，可以看到法國的海岸，但詩人在視野之外，還有獨特的聽覺，聆聽到永恆的哀音，阿諾德從多弗海濱，想到希臘悲劇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在愛琴海，也聽到永恆的哀音，哀音帶來了人類的悲慘景象。詩人與劇作家總感受到人類的悲劇，悲天憫人。
阿諾德又將多弗海濱視作信仰的海洋，信仰曾令人飽滿，把人維繫，但在現代的19世紀，信仰已退縮了。在如此黑暗的現實景况，詩人重提愛與忠實的夢境，可是，現實還是如衝突的戰場。
阿諾德的評論觀點
阿諾德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詩人和文化評論家，阿諾德的父親托馬斯是拉格比公學校長，阿諾德在牛津大學畢業，曾擔任教育部督學。1857年開始至1867年，他兼任牛津大學詩學教授，這是兼職工作，規定一年三講，阿諾德是第一個用英語而不是拉丁語演講的人，這10年間，阿諾德發表論文，也出版《評論一集》（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1869年出版《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一書，是阿諾德的代表作。
1958年，《安諾德文學評論選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評荷馬史詩的譯本〉、〈論詩〉、〈詩與主題〉、〈評華滋華斯〉4篇評論，此書由殷葆瑹翻譯，關於殷葆瑹的資料甚少，他在抗戰勝利前曾任東北大學外文系主任，譯有Raymond James Sontag的《戰後歐洲外交史》（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殷葆瑹在譯者序中，點出了阿諾德文學評論中的5個主要問題，包括了詩的內容問題、詩的內容與形式關係問題、詩的風格問題、詩的評價問題、詩的翻譯與評價關係問題。
簡言之，在詩的內容問題上，阿諾德尤其強調詩要真實與嚴肅，重視詩的道德和教育意義，阿諾德以詩的內容、主題、行動為主，但也不忽視形式。阿諾德的文學評論，反映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一種詩歌觀念。
1946年，柳無忌《西洋文學的研究》一書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以〈亞諾特論文學與人生〉一文壓軸，柳無忌也提出阿諾德文學評論的重點，他最後說：「總結亞諾特的理論，文學與人生應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作者應抱着真誠的態度，順着時代的精神，作人生的評衡，闡明及傳達最美善的一切，使人類與社會達到理想的進步。」
阿諾德走出了19世紀浪漫主義及唯美主義的限制，他要以文學介入人生、時代、社會，而且對於詩有極高的期許，用阿諾德自己的話，就是〈論詩〉（The Study of Poetry）所說的：「人類逐漸地會發現我們必須求助於詩來為我們解釋生活，安慰我們，支持我們。沒有詩，我們的科學就要顯得不完備；而今天我們大部分當作宗教和哲學來看的東西，也將為詩所代替。」（More and more mankind will discover that we have to turn to poetry to interpret life for us, to console us, to sustain us. Without poetry, our science will appear incomplete; and most of what now passes with us for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will be replaced by poetry.）阿諾德眼中的詩，就是人生的批評（criticism of life），條件包括了詩的真與美（poetic truth and poetic beauty）。生命的批評是詩之用，真與美是詩之法。
文化與失序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政治與社會批評》（有韓敏中及姜葳兩個中譯本）是阿諾德的傳世之作，他順理成章地從文學批評，走到更廣闊的社會批評。書中指出：「文化就是或應該是對完美的探究和追尋，而美與智，或曰美好與光明，就是文化所追尋的完美之主要品格。」這是《文化與無政府狀態》闡明的文化定義。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第一章「美好與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又譯甘美與光明）中，阿諾德指出文化的信仰、道德、社會、慈善的品格：「文化之信仰，是讓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阿諾德在當時提出的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內在狀况，抗衡機械和物質的機器文明，還有外部文明。
阿諾德將文化的討論引伸到詩，這是尤其重要的一段：「文化以美好與光明為完美之品格，在這一點上，文化與詩歌氣質相同，遵守同一律令。我們之中希望通過自由、人口和工業化得到拯救的人並不多，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救贖還是要依靠宗教組織。宗教與詩歌相比，我以為宗教所體現的人性更為重要，因為它所要達到的完美更為寬泛，受宗教影響的人數也更多。詩歌主張美、主張人性在一切方面均應臻至完善，這是詩歌的主旨，宗教的主旨是克服人身上種種顯而易見的動物性的缺陷，使人性達到道德的完善。儘管詩歌的主張尚不如宗教那麼有成效，但它乃是真切而寶貴的思想，詩歌的主張若與宗教觀念中有虔敬之心的幹勁活力結合，就注定會改造並統制（transform and govern）宗教的主張。」
在阿諾德的時代，宗教還有一定影響力，現代文明也一直發展，但阿諾德的人文傾向，令他相信詩歌與文學，可以倒過來影響宗教。
《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第二章「隨心所欲，各行其是」（Doing as One likes）刻劃了動盪失序的社會狀態，以及文化守護秩序的使命。第三章「野蠻人、非利士人和群氓」（Barbarians, Philistines, Populace）分別剖析英國社會的三大階級：貴族、中產、勞工。
第四章「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Hebraism and Hellenism），比較這兩大精神傳統，希臘精神重知，希伯來精神重行，希臘精神着重如實看清事物之本相（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希伯來精神着重行為和服從（conduct and obedience）；「希臘精神的主導思想是意識的自發，希伯來精神的主導則是嚴正的良知。」（The governing idea of Hellenism is 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 that of Hebraism, strictness of conscience.）。基督教改造並且更新了希伯來精神，也佔主導地位。第五章「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帶出片面着重希伯來精神的問題，所以提出培育崇尚希臘精神。第六章「自由黨的實幹家」（Our Liberal Practitioners）切實討論知與行，也提出需要希臘的探究真正的善的精神。
總體而言，阿諾德結合了文化、政治與社會批評，當中提出了文化的意義和使命。如今看來，阿諾德的觀點既保守又創新，保守在於他的道德信念，而創新在於改造宗教的文學想像。而阿諾德對於希伯來精神和希臘精神的分析，也實在銳利而有用。
艾略特論阿諾德
1888年，阿諾德去世，同一年，艾略特（T. S. Eliot）出生。
艾略特是20世紀有影響力的詩人和評論家，由於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問世適逢百年，艾略特在近期再度成為囑目的名字。
艾略特不止一次評說阿諾德，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篇是〈阿諾德和佩特〉（Arnold and Pater，收於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Volume 4: English Lion, 1930-1933）。艾略特指出阿諾德的美學和宗教觀點，都有文學元素和教義元素，然後就對阿諾德作出不少負面的評價：詞語中包含的實際內容少，思想已不再受人重視等等。但艾略特也有讚許之言：「歸根結柢，阿諾德最擅長於諷刺，擅長於為文學辯護，擅長於守護和闡明人們所需要的看法。」（Arnold is in the end, I believe, at his best in satire and in apologetics for literature, in his defence and enunciation of a needed attitude.）
艾略特視阿諾德為人文主義（humanism）的一位先驅，但人文主義下開了佩特更加疏遠宗教的人生觀。阿諾德的人文主義是藝術論和宗教論的和諧結合，但阿諾德筆下的文學及文化，其實對於宗教的地位是威脅。阿諾德對基督教的態度是二分的：基督教的感情可以而且必須保留，基督教的信仰則不需要了。於是，兩種人有兩種結論：一、宗教就是道德（Religion is Morals），二、宗教就是藝術（Religion is Art），效果就是宗教與思想分途。
艾略特說：「阿諾德哲學的總體效果，就是將文化抬到宗教的位置，讓宗教被感情的無政府狀態所摧毀。而文化是一個術語，每個人不僅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而且的確必須盡量地解釋。」（The total effect of Arnold's philosophy is to set up Culture in the place of Religion, and to leave Religion to be laid waste by the anarchy of feeling. And Culture is a term which each man not only may interpret as he pleases, but must indeed interpret as he can.）結果，阿諾德的觀點令宗教與哲學下降了。艾略特是聖公會信徒，對阿諾德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及遠離宗教的效果，自然不以為然。
確實，阿諾德的信仰是個疑問，艾略特在另一篇演說辭〈阿諾德〉（Matthew Arnold，收於《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以及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Volume 4）中，更說到阿諾德內心的不確定性，缺乏信心和信念：「保守主義源於缺乏信仰，而改革熱情源於不喜歡變革。或許，向內看，發現自己沒有多少支持，向外看社會的狀况和趨勢，他有些不安。他沒有真正的平靜，只有無可挑剔的風度。」（the conservatism which springs from lack of faith, and the zeal for reform which springs from dislike of change. Perhaps, looking inward and finding how little he had to support him, looking outward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and its tendencies, he was somewhat disturbed. He had no real serenity, only an impeccable demeanour.）
小結
放下艾略特對阿諾德的批評，阿諾德的文學理念，帶有介入人生與社會的精神，詹姆斯萊伊（James Ley）的The Critic in the Modern World: Public Criticism from Samuel Johnson to James Wood一書指出阿諾德的地位：「如今，他屬於思想家的精英類別，他們的作品傳播如此廣泛，被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幾乎沒有人願意再去閱讀他們的作品了。」
阿諾德的宗教著作有《聖保羅與新教》（St. Paul and Protestantism）、《文學與教義》（Literature and Dogma）、《上帝與聖經》（God and the Bible）、《教會與宗教餘論》（Last Essays on Church and Religion）4部，在此無法展開討論了，在英文世界裏，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Matthew Arnold一書已有專章討論阿諾德的宗教思想，利文斯頓（James C. Livingston）的Matthew Arnold and Christianity: His Religious Prose Writings更加詳說專論，而在華文世界裏，北京大學英語系的劉鋒教授，有專著《《聖經》的文學性詮釋與希伯來精神的探求：馬修．阿諾德宗教思想研究》一書。
最後我想到李奭學教授2003年發表的訪談稿〈楊牧六問〉，李奭學的第六問是：「想請教您心目中理想的學者是誰，或者說誰對您的影響最大？」楊牧答道：「以英語世界來講，19世紀我想我會說阿諾德，20世紀的話，那就是艾略特了。」阿諾德和艾略特的觀點不同，但在楊牧眼中他們都是理想的學者，他們都不是躲在書齋的學者，而是面向社會與文化的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