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限聚令」竟活不到新一年，於2022年12月29日壽終正寢，享年兩歲九個月。它值得一個風光大葬，一個詳細的新聞特輯闡述它劃時代的意義，單是它靈活地限聚二人、四人、八人、十二人或五十人便值得深入的政策討論和科學研究，配以港鐵巴士商場人迫人肩並肩腳挨腳的視覺衝擊，再加餐廳一枱四人但限聚二人的腦筋急轉彎，還有月薪四千幾元的外傭罰款五千元的人情故事，輔以六四集會七一遊行在回歸後首次被禁的歷史角度，實在值得足一小時的airtime。無奈，「限聚令」就這樣悄然逝去，沒太多報道。我於是翻查近期的限聚令官司，訪問一位用六位數字來挑戰限聚令的男人，回顧一下。
2020年底一個下午，時任屯門區議員甄霈霖收到警察公共關係科的電話：「『甄議員，我有個甲類調查搵你。』咩嚟㗎？我擺低電話唔夠三秒，門口就有兩個便衣入嚟。嘩，仆街啦，唔知咩事。我叫助理拍片，佢都淆底驚唔知做咩。」警員遞上限聚令二千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指他在五個月前違反了四人限聚令。甄霈霖望一望告票見犯案地點是「電梯大堂」，立即說：「阿Sir，電梯大堂是私人地方喎。」警員叫他自己同法官講，然後離開。
私人屋苑電梯大堂的限聚令案
根據案情，2020年7月20日，疫情的第三波，當時屯門兆麟苑出現首宗確診個案，時任區議員兼兆麟苑居民甄霈霖在屋苑做直播，他被控在1936時至1941時，這五分鐘於「瑞麟閣地下電梯大堂」，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甄霈霖認為自己是履行區議員職責，監察屋苑防疫情况，沒想到事後收到告票：「我想自辯，好無稽的案件。當時《蘋果》未執，《立場》未執，心諗係咪成件事可以上到《蘋果》頭版？」他說因為私人屋苑電梯大堂根本不是限聚令規管的公眾地方，而且法例列明「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的職能」以及「為傳揚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的群組聚集可獲豁免。
甄霈霖認為自己無得輸，但弔詭的是，不交罰款的人便要承受比罰款更大的代價。一封律師信動輒幾千元，一堂堂費動輒幾萬元，還有一經法庭定罪可判處最高二萬五千元罰款及監禁六個月。如果是你，你會怎樣選擇？留意那是2020年的你，2020年的香港。
他選擇了上法庭，排期至2021年10月於屯門法院審訊。時隔已差不多一年，香港已翻了幾番，限聚令罰款升至五千元，甄霈霖已辭去區議員一職，《蘋果日報》亦已停刊。根據案情，甄尾隨一些街坊進入瑞麟閣地下電梯大堂，他們不斷質問物管職員有沒有通報確診個案及如何處理，職員說已發出通告及須上樓消毒，請甄離開大堂。後來大堂開始混亂，其他住戶進出，有保安員和甄等人爭執，最後由其他保安員分開，全程約五分鐘。
一名物管職員在庭上作供稱，案發時感到害怕，因為遭受多人包圍，並不斷被七嘴八舌地質問。而甄霈霖選擇不作供，代表律師列舉多宗案例，提出「電梯大堂」不屬公眾地方的定義，又解釋區議員的職責需了解屋苑情况，而甄霈霖當晚做直播和攝錄以傳揚疫情資訊，均屬法例豁免的群組聚集。
因限聚令半隻腳「檻」入監獄
不過暫委裁判官馮念偉不同意，他認為電梯大堂批准外賣員及郵差出入，屬「公眾地方」，被告亦非履行區議員工作而是造成擾攘，認為當時疫情嚴重，被告連番質問保安的行為自私、不負責任，除一定程度上延遲消毒程序外，亦製造不必要的事端和恐慌，最終裁定限聚令罪成，判處8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法官話案情嚴重，唔適合罰款，用呢個社會服務令的時數來代替監禁，即係半隻腳檻入監獄。同埋我呢個眼鏡，當時我都淆底，特登去配一副全膠的眼鏡……我同屋企人關係麻麻地，但要阿媽細佬去聽審，都見佢哋眼濕濕。」他心裏不好受，還有幾個社運前輩罵他：「二千蚊畀咗咪算囉，搞咩Q嘢？搞到咁樣。」
他不服氣：「呈堂有張相，閘口寫私人地方，閒人免進，咁都得？如果呢單成為案例，咁五個人去問保安點解爆水管，咁又違反限聚令？」但不服氣可以怎樣？甄霈霖掙扎良久是否上訴，最後靠律師團隊的堅持和幫忙，又有一些朋友出錢幫補，他決定打上去：「到現在使律師費六位數字，詳細唔講，但對我呢啲窮L來講唔少錢。總之法律面前，窮人XX。」
沒有希望 但又不想放棄
上訴排期至2022年5月高院審訊，到12月16日頒布書面裁決。世界又再翻了幾番，內地已放寬疫情措施，限聚令命不久矣，甄霈霖亦已完成80小時社會服務令。他說對結果已非常淡然：「（裁決）前一日打機打到兩三點，第二朝十一二點先起身，望下WhatsApp見好多人恭喜我喎，是那旦，哈。」
高院法官邱智立的判辭指出，原審裁判官的分析「頗令人摸不着頭腦」，認為沒任何理據將電梯大堂詮釋為公眾地方。案發的電梯大堂須用密碼開閘，訪客要獲住戶邀請及登記等，即使郵差入大廈派件，仍須得到保安許可，並非以公眾人士身分進入，而是獲准許的特定人士。法官認為若單單因外賣員及郵差可進入便令大堂變成公眾地方，會產生「非常危險的後果」，舉例搬屋工人要搬運家俬，難道升降機大堂、大廈走廊及私人單位都會變成公眾地方？這明顯並非立法原意。判辭又引述，律政司試圖以事發約半小時，電梯大堂沒關上大門，容許自由出入，作為一般公眾人士可進入大廈的證據，法官認為這非公平的論據，因當時情况混亂，管理人員正忙於應付，所以裁定甄霈霖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刑罰。
這一切值得嗎？
甄霈霖花了兩年，花了六位數字打上高院，終於打甩二千元的限聚令告票，也終於釐清什麼是「公眾地方」，一條看似常識的問題。這一切值得嗎？還未計那副令人「淆」底的全膠眼鏡，還未計家人庭上那幾滴眼淚，一切值得嗎？他說：「出面嘅人係覺得，你咁黐線嘅？其實我係用番兩年前的標準決定要上訴。如果畀我今日揀，我係會縮嘅。」換了是你，又會怎選擇？過去的你、現在的你又有沒有分別？
警方總共發出過33,535張限聚令告票，789宗檢控，收過1638宗要求撤回告票的申請，共撤回655張。每一張告票都可能有一個不同的故事，可惜這時代的紀錄太少。甄霈霖上訴得直，正向法庭申請訟費，希望減輕損失，但8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已無法彌補。不過，聽他說如何掃樹葉、髹油、搬磚、洗碗，怎樣認識了幫印度建屋的義工，怎樣看盡人生百態，有人爭吵對罵，有人遲到淚灑當場，感覺日子也不算太白過。
他說自己的日子時好時壞，也會計劃未來，希望和一班街坊監察法團，搞搞社區藝術活動。近來開心的事，是在街上碰見多年不見的舊朋友，意外帶來工作機會：「個天，你做好嘢，都會畀條路你行吓。」
後記：我又來到這裏，原來死纏爛打可恥但有用，不是molamola。願我們也能盡所有的力，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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