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歲的回望 《給十九歲的我》 實是兩代人磨合、理解和共處的記錄

文章日期:2023年02月05日

【明報專訊】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上周正式上畫公映,電影攝製耗時10年,本為記錄英華女校重建,後來變成記錄6位女生從中一到19歲的成長故事,觀眾跟着導演的視角,看2011年到2019年香港的變化,也窺見少女成長路上的跌撞與蛻變。今年少女已23歲,她們又怎麼看他人眼中自己的成長?

■阿佘: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

在預告片中,有個女生晚上回到家自己一個人吃飯,說不喜歡媽媽,又不屑地在導演訪問鏡頭前轉身走人,導演叫她做阿佘。阿佘或許是觀眾看畢電影後印象最深刻、亦最關心的一位女生,至少記者很想知道這個特立獨行的女生近况如何,跟同學和家人關係如何,會否介意電影將其私隱公諸於世。

阿佘現在正修讀香港大學護理系,今年畢業。她在2021年12月電影首度放映、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時,跟觀眾一樣,第一次看這套紀錄片。「其實好震驚,太多回憶recall出來,而且好多拍攝我的鏡頭,都是一些我過去的傷口,所以第一下看的時候,是好震驚和很不開心,因為情緒再次湧現。」

電影中,阿佘可說是大眾眼中的「離經叛道」,對鏡頭說話有些「寸寸貢」,為了不被跟拍所以對收音咪講粗口,放學不是去補習班而是拍拖、食煙。「我自己知道我的行為是離經叛道,但我真的不太care」,阿佘說電影中亦真實呈現了她的模樣,她從小到大都很堅持要做自己。「我會好想嘗試很多事,即使好多人會說『你會撞板呀』、『咁樣會害咗自己呀』,好多這些忠告,但是我想試,我就一定要試。」她倔強,說話直接、有時不留情面,這種性格也令她跟同學關係一直不好。

拍攝至高中時,鏡頭一轉,初中原本意氣風發、精心打扮的阿佘整個人憔悴了,這是她被杯葛得最嚴重、最崩潰的一年。她申請休學,跟所有同學保持距離,學會沉默,「如果以前口沒遮攔的話,那我就要學識完全一粒字都不講,不會因為有情緒牽動,就好想將所有東西講出來」。上學只想讀書和保護自己,比以前低調了,不再硬碰硬,「有些說話其實你可以不講,或者你知道你說了對方都不會明白,不如慳番啖氣啦」。現在她只對明白自己的人,或在重要的事上直白。「好多道理或者世事,我可能細個已經知,但細個說出來就有種不認命的倔強,現在的我都倔強,但會覺得無必要用好多心機,去testify這件事可不可以被改變。」

這是她對待《給十九歲的我》的態度,其實她對電影的內容、安排也有不滿。電影首次放映時,她和其他同學都沒有看過原片,這些年來團隊也沒有告知她電影何時會剪輯、有成品、如何放映。中一開拍時,計劃原本是想記錄校舍變遷、同學在3個校舍的校園生活,「現在無如期搬回校舍,我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而且你覺得這套電影是代表英華,我都沒有想過導演會將很多不好的片段都放出來,所以都沒有想像過,無心理準備」。大銀幕把自己過去有關家庭關係、同學關係的傷口直接呈現在她眼前,她感到難受,也向導演和校方提出過不滿,但當時電影已經通過電檢,她們也曾簽同意書授權導演使用片段,她覺得自己無法阻止電影公映。「不妥協也只是嘥時間,所以妥協之後,處理好自己的心態更加重要、實際。」

不着眼負面影響 角色帶出信息

她自己消化電影會將自己傷口、私隱曝光的不安,「其實我不覺得我過去有什麼做得不對,或者我好後悔想改過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對得住自己就ok,不需要理別人點講」。她嘗試為電影賦予一個意義,不着眼於電影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再出席電影的映後談、誓師大會。「我的角色想表達的信息是,忠於自己,不要擔心其他人點睇你、點批評你,你也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她也想以自己的成長故事提醒大人要尊重年輕人,不要自以為是,「希望做家長或者做長輩的,會聽到小朋友的心聲,聆聽多啲,尊重多啲,先有尊重,才期望有溝通」。

阿佘說同學和老師其實多稱呼她做Britney。

■Madam: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

Madam也不叫Madam,其實同學叫她做Karen。現在也可以稱呼她為Miss Law,因為她畢業後成為中學老師,教授地理和歷史,是升旗隊負責老師。電影正準備首次放映時,她正值大學四年級,剛好準備應徵老師職位,她極擔心電影放映後自己會被罵、會影響自己找工作,因為中學時的她對鏡頭說過自己想當警察。

Madam其實小六的時候已經立志做警察,因為想幫人。回想為什麼年紀小小就有如此宏大理想,她說可能是屋企影響。有次她跟同學鬧翻,那個同學遇上麻煩,她沒有幫忙,回家還幸災樂禍地跟家人分享,「我屋企人第一句是『你唔好咁樣啦,幫得就幫吖嘛』,『你理得佢好定壞,幫得就幫』」。她覺得,社會上好像什麼都關警察事,報失、捉賊、車禍、殺人放火也是警察處理,「我覺得很適合我去做,因為我都好想令個世界變好啲」。「你諗吓你返工已經返得好辛苦,臨收工嗰吓仲要畀人偷銀包,嗰個幸福感就會跌。」

她形容自己目標清晰,是會向着標竿直跑的人,電影拍攝了中學的她為了上大學、考督察,初中開始不用家人督促就會自己讀書。電影沒有拍攝她考進中文大學後的生活,但她依然沒有閒下來。大學生通常都把上課時間表編排到一兩天內把課全上完,其他日子就去玩、做兼職,她就排成周一至五都上天地堂,中間的空餘時間去健身室或運動場做運動,因為考警察要考體能。中大一年級要上體育課,通常學生都搶着報羽毛球、瑜伽等休閒體育項目,對要跑圈、做引體上升的體能鍛煉科避之則吉,她就專挑夏天上體能鍛煉,「因為我估計,未來無論是警察入班還是真的工作,你不可挑天氣,淋住雨、暴曬都要去」。她還報名做中大情緒紓緩和預防自殺熱線義工,一方面是想幫人,另外想訓練自己面對高壓環境,「因為有時突然一個電話埋嚟就跟你說他要自殺,然後你就會好慌張,我覺得這同時都是一個訓練」。大學實習她申請到警察公共關係科實習,協助辦少年警訊訓練營。

但2019年後,她放棄了這個志願,因為怕自己若真的堅持做警察,會連累家人。她也對警察這個理想感到迷惘,「這個職業有好人也有壞人,每個職業都是」。她未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警察,「有時也會想,唔通我未來就是做那班做得不好的人做的事?」老師是她的第二選擇,但她發現做老師不如當年實習般快樂。

電影快要放映時,她擔心得把自己社交媒體上,有關是英華、中大畢業的個人資訊全刪掉,怕被人網絡搜尋到自己,故意不看任何有關電影的評論。不過電影首次放映後,大多數評論都是正面,加上導演和校方的開導,她漸漸不介意電影對外放映。反正都播了第一場,評論也不全是負面,「那不如直接出街啦,唔爭在」。

電影也逼她直視自己對做不做警察的迷惘,告訴自己要有心理準備,一定會因為自己講過想做警察而被罵、聽到難聽的說話,學會不再在意別人的意見。「我無理由聽晒佢講,別人說不可以做這件事,但問題是,人生是我的。」她以前很想做到面面俱圓,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跟同學意見不合是自己問題,「但根本不能經常都符合晒全世界的期望」。

她性格直接,所以跟head prefect不和直說,導演問她如何看阿佘被杯葛時,她直說不同意杯葛阿佘的同學,2014年雨傘運動時也直說自己持反對立場。第一次看電影時她介意過這些片段,但最後也接受電影中過去的自己,「我覺得這是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就算導演刪剪了,這件事也已經發生了,人們常說錯話後收回自己的言論,我成日都覺得不會收得番,你講咗就係講咗」。她決定考警察,想做一個幫得就幫、對事不對人,不會帶有色眼鏡去看人的警察。

■香港小姐:看到愛哭的自己 今日識得愛自己

當年想做香港小姐的Katie現在身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在Ernst & Young做會計師。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我細個都唔知點解會說上選港姐,如果我現在看以前的自己,我不覺得當年的自己有幾靚,還講得出我要選港姐,現在我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現在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香港小姐也是6名女生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個,父母離異,中二時媽媽一人到美國發展,只能把她暫託給親戚照顧,在最敏感的青春期,雙親都不在身旁。鏡頭拍着香港小姐的時候,好像大多數時間她都在哭。「我覺得以前的自己,脾氣比較差,諗嘢好鍾意諗歪一邊,好鍾意鑽牛角尖」,尤其在家庭關係上鑽牛角尖,「例如我去朋友家,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在身邊,你肯定會比較,小時候會覺得點解別人有但你無,還要兩個都無。」她曾跟鏡頭哭說暫住姨丈家的委屈,現在回看,香港小姐說其實是自己小時候誤解了,「有時如果發生一些事,我就覺得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最慘,或者覺得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而不會看到全面。」

中三暑假後,香港小姐飛到美國跟媽媽團聚,在電影後半段甚少出現。觀眾或以為香港小姐自此就找回家庭溫暖、幸福快樂,但不然。「去了美國之後,我媽媽跟另外一個Uncle一起,Uncle有自己的小朋友,媽咪跟他又生了一個。」

重見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她

她找回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於她一個,「以前媽媽會將100%的愛給我,但她已經結了婚,有自己的小朋友,可能到你手的愛只剩下25%,心入面的得失會好重。」再加上要重新適應美國的校園生活,她入讀的高中一個亞洲人也沒有,同學全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她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完全沒有傾訴對象。「天天都是pizza或者hamburger,完全食唔慣,我可能會帶家裏的飯去飯堂食,同學看到就會覺得你食緊好奇怪的物體,用好異樣的眼光望你。所以那段時間我自己拿着飯盒,偷偷去一個完全沒有人的地方食我的lunch,一整年的lunch都在那個地方度過。」她住的地方娛樂不多,高中生活就是每天放學後在家裏開的店打工。

沒有當年的事,不會有今日的我

於是她學會將生活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不再計較媽媽給予她幾多愛,不再因為家庭自怨自艾,而是將時間、心思專注在學業。「我當時就好清楚明白自己想去大城市發展,所以盡最大的努力,考去好的學校,再找一份喜歡的工作,盡最大努力去脫離令自己不開心的東西。」後來她考入University of Minnesota商科,以GPA 3.8的成績畢業。她說以前想做香港小姐的那個女生,跟現在的她很不一樣,無論是樣子、性格、興趣也截然不同,「我覺得人十幾年肯定會變,你以前可能說過一些說話,都不是經過你的大腦,或者現在重看自己說的東西,可能也不理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是最慘,但最重要是向前望,清楚自己的目標,「外界看可能覺得我的故事真的比較慘,但如果沒有當年發生的事情,我都不會有今日的我,而今日的我會識得點樣去愛自己,和好好愛真的愛我的人。」

文˙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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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雀:看到爸爸疼惜 憶起去世同學

在英華女學校門口,一眼就認出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六位主角之一的阿雀(倫凱頤)。二十三歲的阿雀,確實與鏡頭下圓滾滾的形象不同,瘦了,拔高了,淺啡長髮垂捲,但隱形眼鏡下那雙大大精靈眼睛,還是一樣。

問忽然變成半個公眾人物的她,沒有壓力嗎?她說,自己外表變化很大,沒人認得就無所謂啦,而且她留意到,很多觀眾像線上養多了個女兒一樣,很擔心這六個女仔後續如何,「所以,接受媒體訪問,想釋除大家的疑慮,也讓大家追看的戲有個結局」。片內金句「hea是一種生活態度」被人津津回味,她用力強調:「好多人問阿雀現在是否在返一份好hea的工,我可以好肯定地說,不是!」

拍攝之初

由校友張婉婷執導,《給十九歲的我》以六個中一女學生的生命故事,密密串連起學校由2011年半山羅便臣道的舊校舍,遷至2012年深水埗青山道的臨時校舍,再在2019年搬回原址新校舍的整修歷程。這不是張婉婷第一次與母校合作:2005年為蕭覺真校長製作紀念DVD,2010年又攝下校園大翻修前的《英華兒女的故事》,2011年開拍第三部曲《給十九歲的我》似乎順理成章——受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加上校方出資,就答應了。

轉到學生視點,當年十來歲的她們又是如何理解「拍紀錄片」這回事?如片名所言,阿雀回憶,最開初同級五十多人被要求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後來即獲挑選,見導演面試:「答了很多問題。隔了段日子,學校發來一張通告,說你將會參與拍攝。」通告的簽名人理應是家長,但阿雀多年來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簽:「我媽說,她知道我何時去運動會、補課沒有意義,上學的人是我,要記住這些事的人是我,因此,只要我簽完告知她一聲可以了。」願意上鏡的原因,很單純:「通告通常有選擇的,而那時我和父母都想着一定要同意——讀書又不叻,被退學就麻煩了,學校叫到拍就拍啦。」

倫理爭議

那個簽名,或使阿雀比其他人多了份自覺責任,但對一個小女生而言,貼身拍攝仍是件麻煩事。記錄與被記錄的張力,在「學生日」第一次正式拍攝跑樓梯畫面時已充分呈現:「對學校和攝製隊來說,那天不用上課,是空了出來的回校假日。可是對中一學生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日子,無端端被佔用全日來拍攝,已很生氣,還要我不知為何被推到最前方——肥人做運動好辛苦,不用提跑上樓梯。我有個好朋友在最底層,說每次喊完cut,其實都沒怎樣動過,只有我在上面跑到死!導演說『笑吓啦』,我當下真的沒好氣,『跑得咁辛苦,你想我點笑?』」

全級去迪士尼卻一直被跟拍而「玩得不夠盡興」、其他人為避鏡頭不走近她身邊、同學向她抱怨早上不能在被攝的課室「光明正大交流功課」……在最想融入群體的年紀被迫當個不平凡的校園明星,這種嫌麻煩甚至生氣的時刻在阿雀回憶的中學時光裏無數無數。和片中其他主角一樣,她最抗拒拍攝的日子在中二、中三,印象最深刻是被誤會「偷走」:「那天拍攝延遲,校內又不准用手提電話,於是走去門口,打算用一元打電話,向在地鐵站等自己的阿媽交代。怎料攝製隊看到我拿背囊就嚷,『你點可以偷走?咁樣唔啱、唔得㗎』,然後我遲到,又被阿媽炮轟罵我……要走一早走了啦,好委屈。」

然而,不是外界所想那麼被動、無力,這群女生運轉的小小世界自有一套應對大人的方法。譬如,攝製隊千叮萬囑,別關上戴夾在衣衫的錄音咪,但她們左摸右摸,自動學懂「熄咪」:「去廁所的聲音沒理由被別人聽到吧,好奇怪。或者有時朋友之間想說悄悄話,不想被人聽到,都會關咪。」而她們不滿的聲音亦有人聆聽。阿雀記得一開始有位較專業的跟拍者,理所當然地假設學生乖乖配合,態度也比較兇惡;當她們向導演集體投訴後,隔天那人真的不見了,訪問團隊亦換上現在所見的一班業餘英華師姊「師奶兵團」。

橫越數十年的老少輩,說溝通沒有代溝、雙方沒有斷線崩潰的時刻,必然是假的。然而,兩者之間的誠摯信任,透過時間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由三十幾人汰選至後期的十幾人,多年來,被拍攝群中不乏退出的學生。阿雀為什麼願意留下來?她回想,中四時參演音樂劇Nightingale飾「肥雀」一角,是信任開始建立的轉捩點:「那時付出了很多心血去背台詞、登台練習,拍攝隊也一直隨我踩台、on show,慢慢覺得被關注不是那麼壞的事,至少,最後不論成果如何,都有條底片替我記下這份珍貴經驗。」她不忙調侃:「有時她們的問題都幾搞笑。例如,導演問我在音樂劇扮『阿雀』辛不辛苦——大佬,衫又重,妝又厚,台詞那麼長,根本明知故問。」經常各說各話卻又相互信任的微妙互動,構成這跨代關係的基石。正如「阿雀」其實是導演親暱喚她的花名,同齡朋友一般不會這樣稱呼她。《給十九歲的我》與其說是少女成長史,或者更是兩代人磨合、理解、共處的紀錄。

「總之佢哋問咩,我咪答咩囉。」阿雀如此笑笑總結。面對坊間不少論者質疑紀錄片的倫理道德,她說,自己沒權利改變任何人對這部戲的詮釋和解讀,「但老實講,如果彼此間沒有信任,整條片不可能出到街。」

珍貴片段

《給十九歲的我》在街外人眼裏,不過是一次觀影經驗,但在不同首映、公映場合一看再看,尷尬散去後的阿雀每次重看紀錄片,都會發現一些新意義。當中,與父親的相處片段尤為重要:「我與阿爸的年齡差是爺孫的程度。從紀錄片中一些好細節的位置,會見到他其實好疼錫我,只是用較粗漢的方式表達。以前覺得他駕電單車送出送入好惹人注目,不太情願,現在知道是一種照顧;又如深水埗的下雨天,阿爸突然一把抓起我,當下嫌他手濕黏黏、大叫鬆手,看到第三次,才發現原來前方有個水漥。」

相比隨時間模糊變改的記憶,影像是此曾在的實證。捕捉父母子女間的細微之愛以外,《給十九歲的我》亦無意間牽扯至人生人死的存在足印。阿雀憶及一位去年離世的同班同學,那人沒參與拍攝,只因為學號排在她前方,不經意被一同框進鏡頭。「她不和我特別親近,但派考試卷、派文憑試成績單、畢業禮等場合,都站在我旁邊。很記得片內某幕考試,她疾筆書寫,我在玩手指,那時還不用戴口罩,她的樣子清清楚楚在眼前——當刻衝擊好大,沒想過會在班相外重遇一個活生生的她。忽然就勾起腦內一些記憶碎片:我對她炫耀自己考通識全級第一好叻,話不多的她輕輕回我的傻話,『係啊係啊,好叻啊你』;放榜日我好緊張地告訴她,『死啦,好緊張好驚』……是極其珍貴的回憶。」

以為十年時間總會徹底改變一個人,但某些性格、特質的原點扎在體內,似乎會一直依沿發展。回望過去,二十三歲的阿雀覺得內在變化不大,「我還是那個『阿雀』」。訪問後,我看着她,跟在攝影師背後擺着手一跳一跳,像隻雀仔,不禁覺得確是這樣。

文˙吳騫桐

圖•曾憲宗、受訪者提供、片段撮圖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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