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上周正式上畫公映，電影攝製耗時10年，本為記錄英華女校重建，後來變成記錄6位女生從中一到19歲的成長故事，觀眾跟着導演的視角，看2011年到2019年香港的變化，也窺見少女成長路上的跌撞與蛻變。今年少女已23歲，她們又怎麼看他人眼中自己的成長？
■阿佘：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
在預告片中，有個女生晚上回到家自己一個人吃飯，說不喜歡媽媽，又不屑地在導演訪問鏡頭前轉身走人，導演叫她做阿佘。阿佘或許是觀眾看畢電影後印象最深刻、亦最關心的一位女生，至少記者很想知道這個特立獨行的女生近况如何，跟同學和家人關係如何，會否介意電影將其私隱公諸於世。
阿佘現在正修讀香港大學護理系，今年畢業。她在2021年12月電影首度放映、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校內籌款時，跟觀眾一樣，第一次看這套紀錄片。「其實好震驚，太多回憶recall出來，而且好多拍攝我的鏡頭，都是一些我過去的傷口，所以第一下看的時候，是好震驚和很不開心，因為情緒再次湧現。」
電影中，阿佘可說是大眾眼中的「離經叛道」，對鏡頭說話有些「寸寸貢」，為了不被跟拍所以對收音咪講粗口，放學不是去補習班而是拍拖、食煙。「我自己知道我的行為是離經叛道，但我真的不太care」，阿佘說電影中亦真實呈現了她的模樣，她從小到大都很堅持要做自己。「我會好想嘗試很多事，即使好多人會說『你會撞板呀』、『咁樣會害咗自己呀』，好多這些忠告，但是我想試，我就一定要試。」她倔強，說話直接、有時不留情面，這種性格也令她跟同學關係一直不好。
拍攝至高中時，鏡頭一轉，初中原本意氣風發、精心打扮的阿佘整個人憔悴了，這是她被杯葛得最嚴重、最崩潰的一年。她申請休學，跟所有同學保持距離，學會沉默，「如果以前口沒遮攔的話，那我就要學識完全一粒字都不講，不會因為有情緒牽動，就好想將所有東西講出來」。上學只想讀書和保護自己，比以前低調了，不再硬碰硬，「有些說話其實你可以不講，或者你知道你說了對方都不會明白，不如慳番啖氣啦」。現在她只對明白自己的人，或在重要的事上直白。「好多道理或者世事，我可能細個已經知，但細個說出來就有種不認命的倔強，現在的我都倔強，但會覺得無必要用好多心機，去testify這件事可不可以被改變。」
這是她對待《給十九歲的我》的態度，其實她對電影的內容、安排也有不滿。電影首次放映時，她和其他同學都沒有看過原片，這些年來團隊也沒有告知她電影何時會剪輯、有成品、如何放映。中一開拍時，計劃原本是想記錄校舍變遷、同學在3個校舍的校園生活，「現在無如期搬回校舍，我不知道原來電影的重點是我們，而且你覺得這套電影是代表英華，我都沒有想過導演會將很多不好的片段都放出來，所以都沒有想像過，無心理準備」。大銀幕把自己過去有關家庭關係、同學關係的傷口直接呈現在她眼前，她感到難受，也向導演和校方提出過不滿，但當時電影已經通過電檢，她們也曾簽同意書授權導演使用片段，她覺得自己無法阻止電影公映。「不妥協也只是嘥時間，所以妥協之後，處理好自己的心態更加重要、實際。」
不着眼負面影響 角色帶出信息
她自己消化電影會將自己傷口、私隱曝光的不安，「其實我不覺得我過去有什麼做得不對，或者我好後悔想改過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對得住自己就ok，不需要理別人點講」。她嘗試為電影賦予一個意義，不着眼於電影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再出席電影的映後談、誓師大會。「我的角色想表達的信息是，忠於自己，不要擔心其他人點睇你、點批評你，你也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她也想以自己的成長故事提醒大人要尊重年輕人，不要自以為是，「希望做家長或者做長輩的，會聽到小朋友的心聲，聆聽多啲，尊重多啲，先有尊重，才期望有溝通」。
阿佘說同學和老師其實多稱呼她做Britney。
■Madam：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
Madam也不叫Madam，其實同學叫她做Karen。現在也可以稱呼她為Miss Law，因為她畢業後成為中學老師，教授地理和歷史，是升旗隊負責老師。電影正準備首次放映時，她正值大學四年級，剛好準備應徵老師職位，她極擔心電影放映後自己會被罵、會影響自己找工作，因為中學時的她對鏡頭說過自己想當警察。
Madam其實小六的時候已經立志做警察，因為想幫人。回想為什麼年紀小小就有如此宏大理想，她說可能是屋企影響。有次她跟同學鬧翻，那個同學遇上麻煩，她沒有幫忙，回家還幸災樂禍地跟家人分享，「我屋企人第一句是『你唔好咁樣啦，幫得就幫吖嘛』，『你理得佢好定壞，幫得就幫』」。她覺得，社會上好像什麼都關警察事，報失、捉賊、車禍、殺人放火也是警察處理，「我覺得很適合我去做，因為我都好想令個世界變好啲」。「你諗吓你返工已經返得好辛苦，臨收工嗰吓仲要畀人偷銀包，嗰個幸福感就會跌。」
她形容自己目標清晰，是會向着標竿直跑的人，電影拍攝了中學的她為了上大學、考督察，初中開始不用家人督促就會自己讀書。電影沒有拍攝她考進中文大學後的生活，但她依然沒有閒下來。大學生通常都把上課時間表編排到一兩天內把課全上完，其他日子就去玩、做兼職，她就排成周一至五都上天地堂，中間的空餘時間去健身室或運動場做運動，因為考警察要考體能。中大一年級要上體育課，通常學生都搶着報羽毛球、瑜伽等休閒體育項目，對要跑圈、做引體上升的體能鍛煉科避之則吉，她就專挑夏天上體能鍛煉，「因為我估計，未來無論是警察入班還是真的工作，你不可挑天氣，淋住雨、暴曬都要去」。她還報名做中大情緒紓緩和預防自殺熱線義工，一方面是想幫人，另外想訓練自己面對高壓環境，「因為有時突然一個電話埋嚟就跟你說他要自殺，然後你就會好慌張，我覺得這同時都是一個訓練」。大學實習她申請到警察公共關係科實習，協助辦少年警訊訓練營。
但2019年後，她放棄了這個志願，因為怕自己若真的堅持做警察，會連累家人。她也對警察這個理想感到迷惘，「這個職業有好人也有壞人，每個職業都是」。她未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做警察，「有時也會想，唔通我未來就是做那班做得不好的人做的事？」老師是她的第二選擇，但她發現做老師不如當年實習般快樂。
電影快要放映時，她擔心得把自己社交媒體上，有關是英華、中大畢業的個人資訊全刪掉，怕被人網絡搜尋到自己，故意不看任何有關電影的評論。不過電影首次放映後，大多數評論都是正面，加上導演和校方的開導，她漸漸不介意電影對外放映。反正都播了第一場，評論也不全是負面，「那不如直接出街啦，唔爭在」。
電影也逼她直視自己對做不做警察的迷惘，告訴自己要有心理準備，一定會因為自己講過想做警察而被罵、聽到難聽的說話，學會不再在意別人的意見。「我無理由聽晒佢講，別人說不可以做這件事，但問題是，人生是我的。」她以前很想做到面面俱圓，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跟同學意見不合是自己問題，「但根本不能經常都符合晒全世界的期望」。
她性格直接，所以跟head prefect不和直說，導演問她如何看阿佘被杯葛時，她直說不同意杯葛阿佘的同學，2014年雨傘運動時也直說自己持反對立場。第一次看電影時她介意過這些片段，但最後也接受電影中過去的自己，「我覺得這是一個屬於我的個人歷史，就算導演刪剪了，這件事也已經發生了，人們常說錯話後收回自己的言論，我成日都覺得不會收得番，你講咗就係講咗」。她決定考警察，想做一個幫得就幫、對事不對人，不會帶有色眼鏡去看人的警察。
■香港小姐：看到愛哭的自己 今日識得愛自己
當年想做香港小姐的Katie現在身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在Ernst & Young做會計師。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我細個都唔知點解會說上選港姐，如果我現在看以前的自己，我不覺得當年的自己有幾靚，還講得出我要選港姐，現在我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現在肯定不會面皮這麼厚」
香港小姐也是6名女生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個，父母離異，中二時媽媽一人到美國發展，只能把她暫託給親戚照顧，在最敏感的青春期，雙親都不在身旁。鏡頭拍着香港小姐的時候，好像大多數時間她都在哭。「我覺得以前的自己，脾氣比較差，諗嘢好鍾意諗歪一邊，好鍾意鑽牛角尖」，尤其在家庭關係上鑽牛角尖，「例如我去朋友家，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在身邊，你肯定會比較，小時候會覺得點解別人有但你無，還要兩個都無。」她曾跟鏡頭哭說暫住姨丈家的委屈，現在回看，香港小姐說其實是自己小時候誤解了，「有時如果發生一些事，我就覺得全世界只有我自己最慘，或者覺得自己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而不會看到全面。」
中三暑假後，香港小姐飛到美國跟媽媽團聚，在電影後半段甚少出現。觀眾或以為香港小姐自此就找回家庭溫暖、幸福快樂，但不然。「去了美國之後，我媽媽跟另外一個Uncle一起，Uncle有自己的小朋友，媽咪跟他又生了一個。」
重見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她
她找回媽媽，但媽媽不再只屬於她一個，「以前媽媽會將100%的愛給我，但她已經結了婚，有自己的小朋友，可能到你手的愛只剩下25%，心入面的得失會好重。」再加上要重新適應美國的校園生活，她入讀的高中一個亞洲人也沒有，同學全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她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完全沒有傾訴對象。「天天都是pizza或者hamburger，完全食唔慣，我可能會帶家裏的飯去飯堂食，同學看到就會覺得你食緊好奇怪的物體，用好異樣的眼光望你。所以那段時間我自己拿着飯盒，偷偷去一個完全沒有人的地方食我的lunch，一整年的lunch都在那個地方度過。」她住的地方娛樂不多，高中生活就是每天放學後在家裏開的店打工。
沒有當年的事，不會有今日的我
於是她學會將生活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不再計較媽媽給予她幾多愛，不再因為家庭自怨自艾，而是將時間、心思專注在學業。「我當時就好清楚明白自己想去大城市發展，所以盡最大的努力，考去好的學校，再找一份喜歡的工作，盡最大努力去脫離令自己不開心的東西。」後來她考入University of Minnesota商科，以GPA 3.8的成績畢業。她說以前想做香港小姐的那個女生，跟現在的她很不一樣，無論是樣子、性格、興趣也截然不同，「我覺得人十幾年肯定會變，你以前可能說過一些說話，都不是經過你的大腦，或者現在重看自己說的東西，可能也不理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是最慘，但最重要是向前望，清楚自己的目標，「外界看可能覺得我的故事真的比較慘，但如果沒有當年發生的事情，我都不會有今日的我，而今日的我會識得點樣去愛自己，和好好愛真的愛我的人。」
文˙朱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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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雀：看到爸爸疼惜 憶起去世同學
在英華女學校門口，一眼就認出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六位主角之一的阿雀（倫凱頤）。二十三歲的阿雀，確實與鏡頭下圓滾滾的形象不同，瘦了，拔高了，淺啡長髮垂捲，但隱形眼鏡下那雙大大精靈眼睛，還是一樣。
問忽然變成半個公眾人物的她，沒有壓力嗎？她說，自己外表變化很大，沒人認得就無所謂啦，而且她留意到，很多觀眾像線上養多了個女兒一樣，很擔心這六個女仔後續如何，「所以，接受媒體訪問，想釋除大家的疑慮，也讓大家追看的戲有個結局」。片內金句「hea是一種生活態度」被人津津回味，她用力強調：「好多人問阿雀現在是否在返一份好hea的工，我可以好肯定地說，不是！」
拍攝之初
由校友張婉婷執導，《給十九歲的我》以六個中一女學生的生命故事，密密串連起學校由2011年半山羅便臣道的舊校舍，遷至2012年深水埗青山道的臨時校舍，再在2019年搬回原址新校舍的整修歷程。這不是張婉婷第一次與母校合作：2005年為蕭覺真校長製作紀念DVD，2010年又攝下校園大翻修前的《英華兒女的故事》，2011年開拍第三部曲《給十九歲的我》似乎順理成章——受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加上校方出資，就答應了。
轉到學生視點，當年十來歲的她們又是如何理解「拍紀錄片」這回事？如片名所言，阿雀回憶，最開初同級五十多人被要求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後來即獲挑選，見導演面試：「答了很多問題。隔了段日子，學校發來一張通告，說你將會參與拍攝。」通告的簽名人理應是家長，但阿雀多年來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簽：「我媽說，她知道我何時去運動會、補課沒有意義，上學的人是我，要記住這些事的人是我，因此，只要我簽完告知她一聲可以了。」願意上鏡的原因，很單純：「通告通常有選擇的，而那時我和父母都想着一定要同意——讀書又不叻，被退學就麻煩了，學校叫到拍就拍啦。」
倫理爭議
那個簽名，或使阿雀比其他人多了份自覺責任，但對一個小女生而言，貼身拍攝仍是件麻煩事。記錄與被記錄的張力，在「學生日」第一次正式拍攝跑樓梯畫面時已充分呈現：「對學校和攝製隊來說，那天不用上課，是空了出來的回校假日。可是對中一學生來說，是難能可貴的日子，無端端被佔用全日來拍攝，已很生氣，還要我不知為何被推到最前方——肥人做運動好辛苦，不用提跑上樓梯。我有個好朋友在最底層，說每次喊完cut，其實都沒怎樣動過，只有我在上面跑到死！導演說『笑吓啦』，我當下真的沒好氣，『跑得咁辛苦，你想我點笑？』」
全級去迪士尼卻一直被跟拍而「玩得不夠盡興」、其他人為避鏡頭不走近她身邊、同學向她抱怨早上不能在被攝的課室「光明正大交流功課」……在最想融入群體的年紀被迫當個不平凡的校園明星，這種嫌麻煩甚至生氣的時刻在阿雀回憶的中學時光裏無數無數。和片中其他主角一樣，她最抗拒拍攝的日子在中二、中三，印象最深刻是被誤會「偷走」：「那天拍攝延遲，校內又不准用手提電話，於是走去門口，打算用一元打電話，向在地鐵站等自己的阿媽交代。怎料攝製隊看到我拿背囊就嚷，『你點可以偷走？咁樣唔啱、唔得㗎』，然後我遲到，又被阿媽炮轟罵我……要走一早走了啦，好委屈。」
然而，不是外界所想那麼被動、無力，這群女生運轉的小小世界自有一套應對大人的方法。譬如，攝製隊千叮萬囑，別關上戴夾在衣衫的錄音咪，但她們左摸右摸，自動學懂「熄咪」：「去廁所的聲音沒理由被別人聽到吧，好奇怪。或者有時朋友之間想說悄悄話，不想被人聽到，都會關咪。」而她們不滿的聲音亦有人聆聽。阿雀記得一開始有位較專業的跟拍者，理所當然地假設學生乖乖配合，態度也比較兇惡；當她們向導演集體投訴後，隔天那人真的不見了，訪問團隊亦換上現在所見的一班業餘英華師姊「師奶兵團」。
橫越數十年的老少輩，說溝通沒有代溝、雙方沒有斷線崩潰的時刻，必然是假的。然而，兩者之間的誠摯信任，透過時間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由三十幾人汰選至後期的十幾人，多年來，被拍攝群中不乏退出的學生。阿雀為什麼願意留下來？她回想，中四時參演音樂劇Nightingale飾「肥雀」一角，是信任開始建立的轉捩點：「那時付出了很多心血去背台詞、登台練習，拍攝隊也一直隨我踩台、on show，慢慢覺得被關注不是那麼壞的事，至少，最後不論成果如何，都有條底片替我記下這份珍貴經驗。」她不忙調侃：「有時她們的問題都幾搞笑。例如，導演問我在音樂劇扮『阿雀』辛不辛苦——大佬，衫又重，妝又厚，台詞那麼長，根本明知故問。」經常各說各話卻又相互信任的微妙互動，構成這跨代關係的基石。正如「阿雀」其實是導演親暱喚她的花名，同齡朋友一般不會這樣稱呼她。《給十九歲的我》與其說是少女成長史，或者更是兩代人磨合、理解、共處的紀錄。
「總之佢哋問咩，我咪答咩囉。」阿雀如此笑笑總結。面對坊間不少論者質疑紀錄片的倫理道德，她說，自己沒權利改變任何人對這部戲的詮釋和解讀，「但老實講，如果彼此間沒有信任，整條片不可能出到街。」
珍貴片段
《給十九歲的我》在街外人眼裏，不過是一次觀影經驗，但在不同首映、公映場合一看再看，尷尬散去後的阿雀每次重看紀錄片，都會發現一些新意義。當中，與父親的相處片段尤為重要：「我與阿爸的年齡差是爺孫的程度。從紀錄片中一些好細節的位置，會見到他其實好疼錫我，只是用較粗漢的方式表達。以前覺得他駕電單車送出送入好惹人注目，不太情願，現在知道是一種照顧；又如深水埗的下雨天，阿爸突然一把抓起我，當下嫌他手濕黏黏、大叫鬆手，看到第三次，才發現原來前方有個水漥。」
相比隨時間模糊變改的記憶，影像是此曾在的實證。捕捉父母子女間的細微之愛以外，《給十九歲的我》亦無意間牽扯至人生人死的存在足印。阿雀憶及一位去年離世的同班同學，那人沒參與拍攝，只因為學號排在她前方，不經意被一同框進鏡頭。「她不和我特別親近，但派考試卷、派文憑試成績單、畢業禮等場合，都站在我旁邊。很記得片內某幕考試，她疾筆書寫，我在玩手指，那時還不用戴口罩，她的樣子清清楚楚在眼前——當刻衝擊好大，沒想過會在班相外重遇一個活生生的她。忽然就勾起腦內一些記憶碎片：我對她炫耀自己考通識全級第一好叻，話不多的她輕輕回我的傻話，『係啊係啊，好叻啊你』；放榜日我好緊張地告訴她，『死啦，好緊張好驚』……是極其珍貴的回憶。」
以為十年時間總會徹底改變一個人，但某些性格、特質的原點扎在體內，似乎會一直依沿發展。回望過去，二十三歲的阿雀覺得內在變化不大，「我還是那個『阿雀』」。訪問後，我看着她，跟在攝影師背後擺着手一跳一跳，像隻雀仔，不禁覺得確是這樣。
文˙吳騫桐
圖•曾憲宗、受訪者提供、片段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