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為了把身分證性別一欄的F改為M，謝浩霖（Henry）2017年走上了司法覆核的路，經歷兩次失敗，最終成功：終審法院2023年2月6日裁定，入境處要求必須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可更改身分證性別的政策違憲，跨性別者勝。這段日子，訪問邀約接踵而至，勝利者的故事總有收視，Henry是知道的，但他還是想說一些對大眾而言不太中聽的話。他認為提出司法覆核不應冒進，「我們現在就像走一條樓梯，起一層，擺好一塊階磚」，若為製造「noise」而動輒入稟，「是砸爛前面鋪好的磚，就會跣腳」。
不夠「Lady」的少年
Henry談由她到他的成長路，熟練也坦然，雖然明顯捱過了種種不容易。10歲，家人已帶他去看醫生，「我小時候就要穿男裝衫，不喜歡著女裝，就算親戚買來也會丟掉，或者拆掉上面的花」，不過醫生都說，這孩子心理沒有問題。中學時，他進了女校，雖然同學都待他很好，他仍活在因為不夠「Lady」被老師捉來訓話的惶恐之中，「籃球隊教練經常跟我們說，要留長頭髮才像女生」。他眼見球技很好的師姐因與鄰校女生拍拖，被踢出隊；短髮學生被當成不良少年，訓導老師警告要「攝高枕頭諗清楚」，一對一地審問家庭背景，想要找到究竟哪裏「出錯」。他今天想起這一切，猶有餘悸地說，「真的是個鬼地方」。在家庭與校園兩個世界都透不過氣，唯獨做運動給他可以呼吸的空間，「我幫學校拿很多獎，也是在逃避，那時候要穿長衫，每天都要練習，就有合理的理由穿體育衫上學。」
中五後，他「頭也不回」去到被稱為英國性小眾之都的Brighton升學，「同學會叫我一齊去Brighton Pride（同志遊行），那不是小眾圍圈的活動，而是大眾同歡的節日；女生在學校拖手都不會有事，讓我很放心，知道在這個環境不會有人傷害我，比較放心慢慢探索自己。」身處之地風氣開放，但他還是要面對無法做自己的不安，「當時外在環境是liberal，裏面卻感到不舒服，穿了束胸之後不肯脫下來，很痛又差點暈，愈來愈不想見人。當要計劃未來時，我看不到自己如何在成人社會生活、看不到自己老了之後想做一個女性、看不到在情人關係中自己是女朋友的身分。」於是他向家庭醫生提出轉介作性別過渡的要求，陸續見精神科、內分泌科、外科等專科醫生，在服用荷爾蒙、施性別重置的上身手術之前，他亦成功申請改變護照性別。
異地做真我 回港又碰壁
「踏出第一步永遠最困難」，幸而他遇上的家庭醫生有處理類似情况的經驗，提出轉介要求後的過程算是順利。記者聽着一連串歷程，總是為「搞懂」他的想法，問有沒有什麼事情令他再也忍受不了，又是哪件事讓他下定決心？Henry幾度猶豫、想了又想，終於答道：「這是一個自然且循序漸進的決定，不只是三分鐘熱度的念頭」。
在英國，他以男性身分生活，回到香港到一間性別友善的國際機構工作，可是走出辦公室，便重又墮進「害怕被捉」的困境中。單是日常去廁所已觸及兩難問題，入男廁呢，就會犯《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任何女性不得進入撥作男性使用的部分」；入女廁呢，又有可能因被人覺得男人入女廁，產生人身安全的憂慮，而犯遊蕩罪；去銀行、找住處、看牙醫……因證件上性別與外表令人混淆，生活處處碰壁。他到入境處申請把身分證上的「女」改為「男」，幾個月後收到拒絕通知，由是展開了司法覆核之路。
露面打官司 讓社會了解「跨男」
這條路很長，官司一直打到終審法院，其實他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心理準備，而且選擇露面及公開姓名，「你係要被看見，人哋先相信原來跨男都係男人，之前很少人見過普通跨男是怎樣的」。他解釋為何入境處要求不合理，形容下身手術之難是「無中生有」，手術複雜且不成熟。「要造人工陰莖，首先香港手術技術是特別差，一年只做一兩個。就算你有錢去泰國做，一般如果要做有相當長度的陰莖，需要做植皮手術，亦要延長尿道，再塞假的睪丸，以及水泵，去模擬勃起的情况。手術不能一次完成，最順利是做三次，還有很多併發問題，常見是漏尿，差一點可能組織壞死，手臂沒了大塊皮也會拿不到重物。我聽過有案例是為改身分證性別做下身手術，痛了一年，在泰國做完手術還得回去做修復手術，屁股凹了，坐下來時完全沒有感覺。」
而入境處要求身分證上女變男要切除子宮、卵巢及建造陰莖，說不上由來已久，是2012年發出的行政指引，Henry亦提及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2016年已促請香港政府「取消關於變性人性別認同法律承認的侮辱性前提條件，例如絕育」；去年人權事務委員會又促請港府「制定快速、透明和便利的程序，從法律上承認跨性別者的性別，並立即終止要求進行醫學上不必要的變性手術的政策」。
跨男故事出書 「我們都是正常人」
法理爭拗是枯燥的，所以Henry在漫漫長路上，亦集合過8名香港跨男的故事，製作成書，以吸引公眾關注這個議題。他指指封面上其中一人，說跨男是性小眾之中的小眾，少數族裔又更小眾了，「這位是幾代住在香港的菲律賓裔港人，未婚妻是菲律賓籍，需要伴侶簽證才可成家，他很緊張這次判決，因為對他是燃眉之急。2月6日出判決當天，他在辦公室一直看鐘，又在群組問我出了結果沒有」。另一位是聾人，還有十幾歲的大學生……「我想將多元面貌呈現給大家看，其實我們都是正常人。」
在這個曾經很想擺脫的地方出力，他說：「香港都有很多可愛之處，就像我的同學都是很好的人。之前發生那麼多事，我都沒有怎樣參與過，現在於同志平權這部分可以做少少貢獻。」然而當「終極勝利」贏得掌聲，他卻沒幻想接下來要追求下一步大躍進，反而說以司法覆核推動平權，「這應該是一個很小心的過程」。
覆核前考慮有否負面影響
他現在另一個身分，是修讀人權法的學生。「我讀人權法，不是只着眼香港，也讀了很多外國的東西，學了很多台灣和日本的同志法，和他們亦有交流。有個叫Marriage for All Japan的組織，協調得很好，例如2019年情人節，十幾對同性伴侶在日本各地提起訴訟」，其中有勝有負，如札幌地方法院裁定不承認同性婚姻屬違憲，大阪則裁定合憲。不過Henry指出，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雖然喚起亞洲地區有更大的平權呼聲，「不是說見到台灣很成功，我們就去跟，不是這麼簡單」，例如日本與香港情况有別，「兩地體制已經不一樣，香港的立法會有功能組別，日本則已經歷民主化，假設我們輸了，是沒有立法這條路可以走的，他們卻仍有這條路，這就有很大分別。東京法院宣布禁止同婚是違憲狀態，札幌之前亦贏了，民調也向好，在立法會都有一定的民意代表」。
外地體制有別 不能「見贏即跟」
他認為，需要審慎考慮能否在已有基礎上提出司法覆核。在今次案件中，上訴方大律師彭力克指出，法庭2013年判W跨性別人士婚姻案勝訴，曾在裁決表示性別承認制度應為立法機關職責，但時隔9年仍未見有處理。之前的案件作為先例，這次勝訴又鋪了向上的一級，Henry認為需要這樣一步步前進。「我不是說司法覆核是萬能，它有很多東西都做不到，需時長亦很貴，但當在香港這個立法難過登天的情况下，作為公民社會的人，更加有責任去make sure不會封死這條路。」
他擔心一些案件如未有足夠條件下作司法覆核，「製造了noise但沒有實質成果，或會產生負面影響」，其中一個可能是「成為對家彈藥」。今次答辯人（人事登記處長）亦引述英國一宗敗訴案作為理據，即Christie Elan-Cane申請護照上有第三性別「X」一案中，該案法官認為案件會引發敏感的道德倫理爭議，不過香港終審庭反駁是次案件只是關於更改身分證明文件上，用作核實身分的性別標記，並不影響法律地位，而標記與外表不一致造成的尷尬，就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
Henry期望香港有一個更成熟的公民社會，他知道自己的意見與同運圈中人未必相同，但強調這不是「分化」，而是指出問題，幫助群體朝着平權的共同目標，去討論合適策略。打官司之外，補充知識和與各地交流都很重要，「我之前訪問了加藤丈晴律師，是札幌同婚案的主理律師，亦是Marriage for All Japan的理事，打算以中英雙語寫出訪問，希望幫我們也幫他們，令全世界知道同一時間他們發生什麼事。」他仍在學習如何將悶蛋的技術性討論，製作成大眾易消化的內容，「香港人那麼喜歡日本，何不多關心他們的同志平權運動？」
勝利後的願望
至於取勝之後，身分證難題是否自此解決？沒那麼簡單。入境處雖應按判決移除手術要求，但實際上怎樣才可更改性別，仍屬未知之數。說回頭，當初Henry在英國要更改這項資料，亦不容易，要取得性別確認證明書，「一定要兩個醫生交報告及簽名，其中一個要是政府認可的性別身分專家，還要交很多證明，包括一些私人紀錄，如過去兩年的『真實生活體驗』，證明你正在用男性身分生活，如一些稱呼你為Mr.的信件」。他不同意跟隨這套做法，要跨性別人士揭露私隱去改換性別，「全球有30多個國家的做法是自我聲明，但不是說今天申請，明天就可女轉男、男轉女，通常有一段冷靜期，之後法律上才承認你是另一個性別」。
他寄望香港將來會立「性別承認法」，即一人的性別認同能在法律上得到承認，以及反映在其主要身分證明文件上，平機會亦曾在2018年提交意見書，支持「香港的性別承認制度也不應規定有關人士需進行醫學診斷，以便與國際的發展趨勢一致」。平權路向前步伐也許細碎，但他希望繼續踏實行下去。
這天訪問完結，他苦惱着準備下一個電台訪問的內容，需要選幾首歌訴心聲。他笑言聽的歌都很大路，第一首想起是《葡萄成熟時》，記者想到歌詞說「當初的堅持 現已令你很懷疑 很懷疑」，難道他很懷疑自己？Henry倒清楚答沒有，判決是他最好的32歲生日禮物。回想少年時，「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活到20、30幾歲」，懷疑的只是大家做完「勝利球迷」，還會否留下成為互相支持的伙伴，打過勝仗回到日常，喜歡運動的他願望普通不過：「啊，好想去沙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