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覺得電影並非用錢去衡量，我自己拍過幾部電影，不多於200萬港元，而我拍得好開心和舒服。我認為電影最重要是passion與vision，如果沒有passion與vision，所有藝術家都做不到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導演杜琪峯近日在柏林影展說了這一番話，背後精神無獨有偶，同屬銀河映像的鄭保瑞當年不計資源，敢於踏出第一步，才有今天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焦點影人——導演鄭保瑞。「我見他們好舊、好舊的戲都搵到，他們也有問我介不介意，我覺得『無乜嘢啊，都ok啊，一次紀錄嚟嘅啫』，開始要被人『算帳』喇，被人看一看。我覺得就算差都好啦，quality都不算好，處理得不好也好，都可以讓現在的新人看一看，我當年都係咁『西』㗎喳。所以無問題，試吓啦，大家拍吓啦。」鄭保瑞侃侃而談，說起自己不太滿意的舊作也從容不迫。香港國際電影節精選上映10部鄭保瑞作品，片單自其首部作品《第一百日》開始。
紅褲仔出身放膽試
踏出導演第一步以前，「那時候我未做過導演，那時候我好想搵機會試吓，因為真的未試過，我在（拍攝）現場做了很久」。鄭保瑞上世紀90年代起在片場打滾多年，「紅褲仔」出身，主要擔任副導演。因緣際會，在片場認識到電影公司中大電影創作室的策劃，他便膽粗粗問到：「你4萬4蚊，45分鐘嘛，你可不可以給我8萬8蚊，我拍90分鐘呢？」此前中大電影創作室只會給導演44,000元，拍攝45分鐘的電影，公司「阿head」楊逸德導演聽到後亦願意一試。1999年，開展中大電影創作室90分鐘電影浪潮，也打開了鄭保瑞的導演大門，時年27歲。
「我就乸住那8萬8蚊，帶着幾個讀過電影創作興趣班的同事，5個人，一架的士就坐晒喇，就拍了5日，我就去試囉。」當時他也沒有理會中大電影創作室在業界的風評，自身更是剛剛學習創作，只覺得有機會就去試。「哪怕我現在都跟新導演說，不要管這家公司怎樣、這個投資人怎樣、身邊的人怎樣，不關事的，你還是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他給你這樣的機會，我哋咪去試囉。」
處男作《第一百日》
「當年我們做電影呢，你就知道真正做電影，嘩，動輒都幾百萬，當年幾百萬好厲害的。當年百幾萬都買到間樓咯。那麼你覺得，都沒可能突然間有個老闆，戇居居給你那麼大筆錢去拍戲囉，而且你自己都未ready啦。」鄭保瑞覺得在中大電影創作室的3部作品稱不上導演，只是習作，也不太滿意質素。「其實《第一百日》當年在一間戲院叫做灣仔戲院（位於灣仔道220號的新京都戲院）裏面做過的，當然沒什麼人看。」他笑說。
2000年，他從一間獨立電影公司取得100萬元拍攝《發光石頭》，預算總算比起中大電影創作室多，但「我只得3、4萬呎菲林，那個budget是不可能足夠拍一部戲」。戲中存在兩個時空——童年時間和現實時間，於是「現實的時間我就拿菲林拍，童年的時間我就全部拿DV拍」。因為要統一格式在戲院上映，但又沒有錢過帶，他便將DV畫面投射到熒光幕上，然後再用菲林拍回，「那就變了全套戲都有菲林喇，雖然texture不同，但當時沒辦法」。最後在專做文藝片的灣仔影藝戲院上映了一個星期，惟票房不佳，繼而落畫。
大頭怪嬰的契機
雖然鄭保瑞不滿意導演生涯頭4部作品，但「我知道自己擅長什麼，其實在過程裏面，可以讓我試到幾部不同類型的戲，你知道自己大概有什麼事比較順手」。而且《發光石頭》也為他在2001年帶來第一部商業片《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的契機。未當導演前，他在片場上曾與導演馬偉豪共事，所以《發光石頭》上映時亦邀請他觀賞，事後他便問鄭保瑞要不要來他的公司拍電影。「那時正值香港電影最痛苦的年代，我估比現在還痛苦，真的沒有戲拍，好多人轉行揸的士，還要是翻版年代，已經是翻版商給你錢拍戲的年代。所以大家都無戲拍㗎，反而去到後面，跟現在一樣囉，開始寧願給新導演多些機會。我就是當年可以這樣有機會拍戲。 」
鄭保瑞從昔日新導演，到今天多了一重身分——不少新導演的監製，譬如近年先後為導演黃慶勳監製電影《麥路人》和《斷網》——當中的成長路絕不能忽略兩位導演：林嶺東和杜琪峯。踏上導演之路前，鄭保瑞在90年代好一段時間擔任副導演，其中包括林嶺東電影《大冒險家》和《目露凶光》，過程中鄭保瑞最大學習便是學懂什麼是導演：「他（林嶺東）要處理整隊crew，要處理身邊所有人，都是在同一個direction裏面去出發，這個才是director。」林嶺東的勤奮也讓他自愧不如，無論編劇寫了幾多稿也好，林嶺東一定要親自寫出最後一稿。「他（林嶺東）經常講『喂你哋快啲嗱』，我話『吓，導演要拍喇吓』，他說『我拍咗㗎喇，我個腦度拍咗㗎喇……其實係你哋慢，其實我拍咗㗎喇，喺個腦度』，即是他要寫的時候（在腦裏）都拍一次。其實他的preparation在香港導演裏面少見，他近似西片的preparation，我好佩服他每一個地方都不放過。」
杜琪峯成就他人
「我現在做監製的態度其實幾源於杜生（杜琪峯）的。其實在杜生監製的戲來說，都不要說賺錢，他一定是沒有人工收的。我好feel到他好想成就這部電影之餘，還成就到你。他不是要你出名、要你成功，不是的，而是希望你找到你電影的一條路，或者你對於電影的睇法，他想成就到這一件事。」因此，當鄭保瑞擔任新一代導演的電影監製時，最主要實踐兩個價值——首先他的加入令至電影可以開工；其次就是讓觀衆從作品當中看到導演，體現到導演的價值。
《白日青春》攞獎更開心
他為劉浩良監製其導演生涯第一部電影——2015年《衝鋒車》時，劉浩良在剪接時亦有迷失，甚至被人批評電影好怪、好離譜，「但是在我角度，這個所謂離譜，這個所謂棱角，不就是劉浩良囉」。「我們未必在觀衆心裏面留下印象，但是至少在圈內或者投資者身上，我知道這個導演存在，他才會找你拍第二部戲。這個我覺得，至少for career來說，才可以走下去。」鄭保瑞認為第一部戲應該要讓行內人從作品認識導演，從中看到其風格或者有何可能，「因為一些可能性可能是你自己看不到，可能那些老闆看到他有機會可以拍到另外一些東西」。
橫掃今屆金馬多個大獎的《白日青春》其中一名監製也是鄭保瑞，雖他不諱言當時忙於拍攝《九龍城寨》，並沒幫忙太多。跟《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的淵源來自導演會大師班，鄭保瑞正是其導師。無獨有偶，劉國瑞同樣是準備充足的導演，甚至在勘景時就清楚畫好怎樣擺機位，但鄭保瑞反倒提醒他「現場是一個充滿magic的地方，有時magic出現了，你要讓它出現才可以。否則你框在shooting board，有時你會覺得那些magic阻你，你就不會讓它發生」。《白日青春》終於在金馬獎與鄭保瑞電影《智齒》對碰，「就算金馬，我自己攞4個獎，他攞3個獎，我看他攞獎還比自己高興。因為每一個都是大獎來的，他攞3個都不是細獎來的，我都是攞技術獎之嘛。」他由衷笑了起來。
知名於拍攝類型片，鄭保瑞亦見新一代導演也許擔心不懂拍，或者覺得不夠資源拍攝類型片而卻步。但他覺得如果想拍類型片的話，不應受資源局限，反而想辦法處理。「他們應該找到自己的方法去做、去處理。因為好多時他們會覺得『咁少錢，點拍啊？』少錢有少錢咁拍嘛。當年（1987年）《龍虎風雲》都是好低budget的戲，不是大budget的戲，要諗方法囉。」譬如拍攝武打畫面時，現在也可以找來武指前輩幫忙，「不過你自己都要識judge」。
《明日戰記》條路要繼續行
近來香港電影票房連番告捷，《毒舌大狀》甚至突破1億票房，鄭保瑞認為「儲到的是觀衆看戲的情緒」。「其實早幾年，大家行過戲院，你就走開了，你不會看有什麼戲。可能今天大家會留意，打開Movie 6看看有什麼戲，有新戲你都會想去看。其實早三五七年，大家都不想看，都是看Marvel，現在開始慢慢儲回氛圍。」而且整體觀衆開始對香港電影多了討論，「這個才是最值錢的」。惟他強調《飯戲攻心》、《毒舌大狀》的票房成績並非絕對，並不能預期每一部港產片都能大收，然而他漸漸看到港產片有什麼可能。
「我經常說《明日戰記》是一個類型的突破，它做了一件很艱難的事，也不算是做得很好。但是它開了一種可能性，它令到香港觀眾開始覺得科幻在香港是成立的。」題材多元除了鞏固香港本土市場，更重要是重新打開外埠的機會。他笑言去過那麼多次外國影展，那幾年的外國投資者對香港電影都興趣不大，但他認為只是暫時未有一部他們感興趣的電影。
《命案》係勵志片？
「其實我們以前的戲，我們所說票房是第一轉回報，它不是電影的生死。它是long-term 10年賺錢，你的票房是不停在賣。」因為外埠關係，香港電影可以賣給不同地方的電視台，甚至賣到飛機上供乘客觀賞。若要香港電影健康發展，他認為必須考慮外埠市場。「《明日戰記》是否應該繼續做下去？我覺得是應該繼續做下去，是應該令我們類型的光譜再闊一點，大家想到不同的題材都可以繼續做下去。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氛圍之下，外埠對於港產片繼續有興趣。」
「監製不是我的職業，我的職業是一個導演。」鄭保瑞說。近年雖為不少新一代導演監製電影，今年亦不忘推出新作《命案》，甫於柏林影展首映。拍攝前正值疫情，杜琪峯問他想不想拍攝構思已久的《命案》，眼見那一年沒有戲開拍，便選擇開拍。《命案》預算不高，但邀請到男團MIRROR隊長Lokman演出，惟鄭保瑞稱他並非考慮其人氣，因為選角時MIRROR並未橫掃叱吒樂壇頒獎禮，純粹覺得Lokman的外形很適合角色，而且他能夠理解角色。「他的樣子是很強的，這個人（Lokman）外形其實是岩巉，我覺得又怪，所以才選了Lokman。」他又說《命案》是一部很奇怪的戲，未能夠正常歸類，「（編劇）游乃海最後跟我說『其實……《命案》係一部勵志片』，問你死未」？
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日期：3月30日至4月10日
（場地提供：The Mira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