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年度藝術盛事Art Basel剛結束，捕捉明星的有、行到「心很累」的有、大飽眼福的也有，聽講場內旺過旺角。記者沒有入場，用一個與博覽會相反的方式感受藝術，跟隨藝術家謝淑婷的腳步，由探進她那快將拆卸、只餘一片荒廢的小學母校，走到工作室看林林總總、細細碎碎的收藏，再一起到訪她融合個人與城市歷史的最新展覽，當一天時間旅人，會發現藝術不難懂，親密而貼身。今天常聽人說害怕城內一切舊日遺留的美好會消失，看着她將落葉與地圖幻化成細薄瓷片，卻是記錄着「消失」本身，捉住了瞬間，便捉住了永恆。
「留存」即將拆卸母校
「葵涌公立學校」，謝淑婷（Sara）與我約在路旁隱閉的入口，樹藤早就爬滿這所2007年已停辦的小學牌匾，很快到了下月，校舍就會進入清拆起公屋的程序。踏上梯級便是長長的山林小徑，兩旁積起厚厚一層落葉，以及鋪滿分岔路口的木棉花，Sara說，她往日常坐在這邊，等待父親來接放學。沿路直進，殘破外牆夾雜塗鴉，校舍頂上「1952／荃灣葵涌學校」兩行字幾不可辨。
她指着每個空房間，這是教員室、這是校長辦公室，「這是我四年級的班房」，上面瓦頂已蕩然無存，都蓋上鐵皮，偶爾有陽光從縫隙直透到地上。這地上，她起出後來才鋪上的膠地板，露出記憶中的地磚，與校友、老師、姊姊幾人把紙蓋在地上，以拓印方式留存它的面貌。U形校舍的盡頭，是一排排捐款籌建學校的善長黑白照，這頭像是士多老闆，看他拍照西裝骨骨，平時是穿白背心短褲，來畢業禮時就變這個模樣；1960年代的碑文刻上「南豐紗廠一仟元」、「九龍塘瓷廠三佰元」，還有「香港獵會」、「中華食品廠」……透露當年的工業種類，也以拓印記下了。
6年前，她把工作室搬到葵涌工廈，距母校不過5分鐘路程。打開工作室的門，像個小型博物館，一眼便能看見那個紅色的幼稚園書包，進到裏面是一輛巨型木頭車放着拓印的作品，一旁櫃子上陳列着一堆舊照，與菲林同等大小的幾張見到細小的「友誼藥房」四字。「這就是我未出世的時候，我們家最初是在吳松街開藥房，經歷過六七暴動，爸媽會為傷者包紮傷口，那時又會有人扔火球，所以之後他們也想搬到靜一點的地方住，就搬往中葵涌邨。」搬屋後父親繼續賣藥，母親就為各種工廠工作過，製衣、黐膠花、包裝杏仁霜、為公仔點眼睛都有。
踏上木棉花路療傷
現時在M+能參觀她的作品《時間旅人》（2014），木製的衣車、搖椅、梳妝台，上面是純白毛線球、通花布、禮帽，眼看質感柔軟而溫暖，實際上是陶瓷，將舊物混合泥漿燒製，物件化成灰，紋理「刻」成瓷，我跟Sara說初遇這組作品，驚訝它是如此直接觸動人心。「當時是想令到媽媽記得開心的事，但現在回看這個裝置，其實是有點憂愁或孤獨的感覺。」爸爸是印尼華僑，媽媽則來自馬來西亞，在各地不少華人響應「建設新中國」的夢想到中國時，媽媽亦到內地升學，誰知因學校有共產黨背景，從此回不了家。到1990年代Sara隨母回鄉，母親是七兄弟姊妹中的孻女，其時父母與兄姊俱已離世，「她（母親）曾說過如果一早知道返唔到去的話，就唔會嚟香港。當她在墓前哭說返到嚟佢哋都走晒，那一下我是很觸動」。母親晚年得了腦退化症，連女兒也認不得，去世後留下的日記亦由這個家中孻女燒成瓷，就放在博物館那梳妝台上。
Sara生於1974年，1997年從中大藝術系畢業，以陶瓷作品為人熟知，然而說起話來沒有世故的語氣，反而非常坦率。在她修讀藝術的年代，陶瓷是傳統器物，總是以端正姿態被觀賞，少有從創作形式上表達概念，她摸索出這種既強調了消逝又把事物長久留存的方法，但這並不止是對舊日美好的依戀。工作室裝着一大瓶陶瓷樹葉，是無數次試驗失敗的結果，正如她談起童年的小故事，記得許多挫敗時刻。「我跟姊姊相差6年，我剛入學時姊姊就畢業了，她從小考第一，老師對她的印象深刻，常叫錯我的名字，又會作比較，所以我也放䠋，因為永遠做不到她那樣」；「我媽媽很想念馬來西亞的生活，會買些山竹回家，我覺得它的殼很有趣，就帶回學校，不過被同學取笑帶了奇怪的東西回來，向老師投訴，我說那是我的水瓶，不過老師當然沒聽，叫我扔掉。」
「所以小學時，我會盡量變成一個隱形的人。」那為何還要回到小學？此生與這個地方說拜拜不就好了？「我純粹是想面對它，面對自己。」當時家中還發生了一些變故，讓家人關係產生變化，每一次踏上那條鋪滿木棉花的路，她說都在療傷。面對還是迴避，可以是一生的功課，不一定隨年歲增長就自然看開，而視一切雲淡風輕。「我想知道我被外界同化的過程，要找回最初的自己。最初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個體，每一個人都有獨特性，我有兩個兒女，他們一出生已經不同。兒子抽血都不出聲，女兒卻會咿嘩鬼叫， 每一個人本身都有其特質，但被外界塑造時會失去什麼？」
細數動植物
「生命是很短很短的，直至碰很多釘、遇到很多事之後，才會懂得更多。我最初做陶瓷的時候，只是做給自己看，趁現在掌握到一些東西，就想告訴其他人。」完結了上半場的行程，我們動身往中環去看她在雲咸街Wyndham Social的展覽「生，存，在」。走進展場，忽爾有墮入奇幻地域的錯覺，玻璃外牆的外面原是熱鬧街景，此際內部貼上半透明的植物景觀，一幅白牆上是Sara的手寫字，「雲咸街近山的斜坡，曾是Green Bank（私人花園）的位置」，她研究資料得知，在1840年代，即香港開埠初期，這裏曾是一個洋行商人的私人花園，「不過到1860年代初已經拆掉，即存在了不夠廿年」。現在看去就像今昔交疊，植物照片是在山頂拍的，「以前的植物學家建議香港政府種植不同種類的植物，他們就由半山開始試，試到去山頂，所以在那邊，你會發現各種植物」。她輾轉取得一本書The Flora of Green Bank Hong Kong的版權，展出書內記錄的花卉，「這些植物大部分來自富商Thomas Beale在澳門的『百鳥巢』花園」，裏面有成千上百種植物及雀鳥，植物在Beale死後由香港這個花園接收。展覽還有香港動物的畫像，其中有「百鳥巢」曾飼養的極樂鳥，「因從新畿內亞運到歐洲的標本沒有易腐爛的腳，就被作成無腳的雀仔，一生在空中飛，死了才落地」，但當時「百鳥巢」就曾養了活生生的極樂鳥。她一一介紹着畫像上其他香港動物，翠鳥、四聲杜鵑、野豬……
那片從葵涌公立學校撿拾的落葉，飄落到中環這個展覽另一邊的牆上。原來她說香港的故事、雲咸街的故事，亦把2009年至今的創作歷程編織進去，她在2019年曾舉辦展覽「落葉如歌」，這些由落葉轉化的輕薄瓷片背後，亦有一段她發現的小學校歌流徙歷史。「我覺得好奇怪，歌詞提到『巍峨黌宇』，但跟我所見的景色完全不同，原來那是移植了廣州培英學校的校歌。」搜尋下去，葵涌公立學校創辦人之一、昆才學校司理傅世仕曾為該校校長，日軍侵華時該校遷往香港設分校，至港島淪陷，其時為主任的傅世仕帶師生到各地避難，最後廣州培英中學復課，傅就為校長。「文獻甚至記載他『使培英弦歌不輟』，我看到就像觸了電，將枯葉浸在陶瓷然後再燒，就好似他將校歌延續下去那樣。」
向螞蟻好好學習
她對消逝像是特別敏感，總說沒有什麼能保證不會消失，問到何時開始對世界有這樣的感知，她說是11歲搬離中葵涌邨時，「我成日覺得嗰個就係我屋企，點解要走呀，好似隨住搬屋，很多事就會永遠流失，攞唔番咁樣」。那是個被綠樹環繞的地方，「幼稚園時只有我一個在家，家人全部都要上學上班，我把頭從鐵窗鑽出去，就會看到樹」。每個人的歷史如斯微細，卻緊扣宏大的時代軌迹，「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一分子，我覺得我們與Thomas Beale都不是很大分別，他有錢，但最後所有東西都帶不走」。她在書上撒了一小堆沙，把細小人偶放在上面，去說Beale後來失蹤在沙灘上尋回屍體的事迹。「全部人都是過客」，這幾年再訪學校，她發現坑渠長出松樹、小食部外的大樹上又築了蟻巢。「像螞蟻一樣，把一隻帶走，後面的蟻會改變路線。」這天她帶展覽的導賞團，觀眾對歷史聽得入迷，還留下問她種種細節。她說以往的藝術訓練，「是不應該說那麼多，由作品去說話，但現在這麼多混合媒體，可能真的需要說多一點。我不是純粹把文獻擺出來，而是想說這些文獻和我所呈現的世界有什麼關係」。她把自己看得如蟻微細，但非毫無意義的存在，「我現在做的，可能都是想改變路線，在洪流之中，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社群去到一個好一點的世界？或許大家都敏感一點、然後又改變一下路線，就會營造出更加好的世界」。
後來，她回顧自己在學校總是顯得格格不入的童年，與當時一個玩伴重遇，「我唯一一個很友好的同學，會與我一起改陳百強的歌詞，長大後進了音樂系，就像是三歲定八十」。她的撞板，換個角度看，也是因為個性中有那麼一點倔強，堅持着想要做自己。藝術在Sara而言不高深，是由始至終率直面對自我與世界的方式，其創作讓人共鳴的，是「存在」如此實在但脆弱，又因脆弱而實在。「我不會講很深的哲學，也講不了，但是我喜歡用故事去講我自己明白和熟悉的東西。」她想想說：「我的作品都是一種溫度，或者一個擁抱吧。」
「生，存，在」展覽
日期：即日至3月27日11am至9pm
地點：中環雲咸街33號Wyndham So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