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法國的建制體系中，存在着一個具有超然地位的機關，它的名字叫憲法委員會（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法國第五共和於1958年成立時，憲法委員會隨之誕生，以維護共和憲法為目標；委員會由9位資深法學家組成，經總統和上下議院委任，地位上凌駕所有政府和立法機關，監察政府運作會否破壞共和民主及三權分立。委員會最初較為象徵式地存在，至1970年代起，它的監察愈趨實權化，經常在立法過程的最後關頭把關，否決了不少違反憲法、損害公民社會或侵害人權的法案。對媒體而言，委員會猶如法案審議的終極法庭，所以委員會又被稱「憲法庭」，而與會的9人常被稱作「九大智者」（Les Sages），縱使不時遇到總統出言威嚇，他們亦會無動於中；因此，每當社會陷入巨大政治危機，人們焦點便會放在這9位智者身上，希望他們能在最後關頭扳倒具爭議性的法案。
時至3月，巴黎因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退保法案被弄致垃圾堆積如山，直至3月29日起，街道才慢慢得到解放，這正正因為憲法庭刊憲審理退保法案，以及左翼聯盟（NUPES）所提出的公投議案，憲法庭將於4月14日公布結果。在那之前，四大工會呼籲清潔工友復工，讓社會有喘息空間，以應對未來的持久抗爭。
憲法庭判決的三大可能性
上回〈中篇〉解釋到，由於馬克龍將憲法第47.1條打包進法案，並以第49.3條強行通過立法，加上國會討論時間不足，憲法庭有可能以此駁回法案，要求國會重新討論法案。此外，法案中的「高齡入職設訂」（index senior）亦有可能違反第47.1條就「財案」性質的規定，導致法案被否決（詳參〈中篇〉解說）。對公眾而言，無論憲法庭以上述任何一個理由，或同時以此兩大理由來扳倒法案，皆為最理想狀態；政府屆時要不撤回法案，要不暫緩法案，修改再重交國會審議，而後者做法將令社會陷入長期抗爭狀態。最後一個可能性就是憲法庭判決法案本身沒有違憲，但礙於法案引來公眾超過七成的反對聲音，批准左翼聯盟於國會執行公投議案。公投議案（Le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artagée）簡稱RIP，須先於國會中取得至少兩成議員和議，並在未來9個月的公眾諮詢期中再取得至少一成合資格選民的支持，才能交回國會通過並舉行公投。然而，RIP並非理想的解決方案，原因有三：一、為期9個月的諮詢期，反對陣營須動員大量資源來宣傳議案，又要發起不同的示威和罷工，可謂損敵一千前，已自損八百；二、所謂的一成公眾支持具頗高門檻，支持者須向相關部門遞交身分證明文件，驗明正身後再作登記，由於程序繁複且非正式的公共投票程序，這遠遠加大了反對陣營募集支持票的難度；三、縱使以上兩點皆能達成，國會還是有權否決公投議案；因此，RIP才常常被社運人士嘲諷為「假公投」，亦因此引伸出當年「黃背心」提出的RIC（Le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提倡一切由民間主導，並取消國會最終審理權，才能達至真正公投。
史無前例的工會聯合行動
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於1980年代上場後，左翼勢力的聲音得以進入建制，自此四大工會在社會運動中聯合行動的次數可謂少之又少，主因源自最大規模工會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FDT）常走中間派立場，主張「又傾又砌」策略，不時因其秘書長或代表參與和談而導致工會間行動上的決裂。與香港前職工盟性質相近，CFDT建會時有基督教背景，後來雖然逐漸世俗化，但立場難以像法國總工會（CGT）或「工人力量」（FO）般傾左，加上其會員不少於大型私企工作，工會代表便更難對僱主或政府採取絕對對立立場。然而，馬克龍自上任起，銳意消滅公民社會中「中間機構」（les corps intermédiaires）的影響力（如工會、環保團體、一些倡議型非牟利組織），多次在法案審議過程中拒見「中間機構」代表，藉此企圖邊緣化一切干預立法的「中間人」勢力。「黃背心運動」時，CFDT秘書長洛朗伯傑（Laurent Berger）多次「進諫」要求馬克龍與「黃背心」對話，卻不斷吃閉門羹；到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後，馬克龍還是拒絕接見「中間機構」，直到2019年初，馬克龍繞過所有「中間機構」在不同社區大搞「對話show」，本身已積弱的四大工會便進入完全被建制邊緣化的狀態，也影響着近幾年工業行動的參與度和影響力。
自退保法案進入國會審議起，馬克龍一直拒見四大工會代表，當中尤其以CFDT吃閉門羹的狀况最為慘烈；洛朗伯傑因此堅決放棄會談，與其他工會聯手，誓要重振工運威勢。近日，洛朗伯傑獲得不少公眾支持，被視為能角逐下屆總統選舉的理想人選之一，若他當真參選，必然重提「中間機構」的重要性，並威脅着馬克龍的執政聯盟「復興黨」（Renaissance）；因此，憲法庭刊憲後，總理博爾內首次邀請洛朗伯傑會面，但他並無背棄工會聯盟，堅守談判底線，最終和談陷入僵局。
至於CGT近年多次與示威者和「黃背心」割席，工會遊行行禮如儀之餘，其糾察更多次於行動現場中被記者拍攝到毆打前線（frontliners），直接削弱工會威信。此外，CGT在近數十年間愈趨官僚化，與新世代社運人士主張的「去中心化民主」相左，加上近日其領導層之一的阿瑪（Benjamin Amar）被指控涉及多宗「#MeToo」，工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問題再次白熱化地進入社運圈討論。因此，自退保工運起，CGT內部選出蘇菲比內（Sophie Binet）為新一任秘書長，取締一眾男性代表來為聯合行動牽頭，承諾堅守「不割席」原則，希望以此挽回工會聲譽。
與警暴交織的跨世代連結
近數十年的法國社運中，各大城市的城郊區域（les banlieues）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於城郊一般為低收入階層社區，每次遇到削減社會保障的改革時，這群人皆首當其衝；社區中的童黨和年輕人常聯合進行勇武行動以訴不滿，如2005年的城郊暴動，最終皆默默地遭到大力鎮壓而被消音。久而久之，當中的年輕人變得政治冷感，更有不少人因膚色問題，害怕被污名化或被警方針對而退出前線抗爭。近年，城郊警暴問題愈來愈受關注，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有人因警暴而去世的「阿當瑪案」（Affaire Adama Traoré）、「黃背心」時期中學生被警察強迫面壁下跪……這種種壓迫亦受到電影人的青睞而拍攝成作品，當中以2019年的《孤城淚》（Les misérables）較為香港人熟悉。如今，退保法案再次整體性危及城郊社區生計，不少年老一輩和昔日的「城郊黃背心」也決定響應四大工會的聯合行動而走上街頭，城郊的新世代亦逐漸關注政治議題，再次跑到城市參與前線行動。
自2月起，新世代的環保人士和大學生紛紛加入運動現場，至3月16日博爾內動用第49.3條，不少新世代勇武派決定放下與工會（尤其CGT）的恩仇，重投前線；自此，首都便陷入日間為工會戰場，夜間則由前線接力，於各大街頭進行如水般的游擊戰；而愈趨嚴重的警暴便挑起更強的連結式反抗（la résistance solidaire），令不少黑群（black bloc）和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es）重投前線抗爭中。簡而言之，第49.3條加上警暴，締造了一場跨世代的抗爭，而當中的警暴問題又不得不追溯回〈上篇〉所提到由前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所推動的退保改革。
維持社會秩序與警暴之間的角力
據歷史學家米郁（Vincent Milliot）指出，法國警方在六八學運時期有着相對良好的口碑，或者應該說，法國在出現學運的西方國家中，乃處理抗爭現場最為成熟的國家之一，亦即在維持社會秩序情况下，武力使用顯得相當克制和專業，這一切全歸功於武警（gendarmerie）和防暴部隊（CRS）的編制和訓練。然而，薩爾科齊為了處理因改革而生的街頭運動，逆轉了這個平衡，米郁認為警暴問題的惡化全因薩爾科齊於2008年引入了屬反黑組的便衣防暴（BAC）以及後來馬克龍引入類似香港被喻為「速龍」的Brav-M。這兩個單位並非嚴格編制，或應說是從國民警察部隊中湊集成軍，對大型維穩沒有專業訓練之餘，BAC更不常佩戴委任證或編號，令示威者和記者投訴難以得直。此外，最惹人詬病的是，這兩個單位均配備輕盈卻極具威力的LBD發射器，而LBD因容易在近距離中造成致命性攻擊，歐盟中除法國外已沒有任何維持社會秩序的執法部隊使用這武器。此兩個單位組織鬆散、紀律欠奉，由其LBD發射所引發的傷亡可說不計其數，劣迹斑斑，長期引來多個人權組織譴責，而在「黃背心運動」和今次的退保運動中，法國警暴乃歐盟榜首，已被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人權聯盟（FIDH）、人權聯盟（LDH）等多個國際知名人權組織聲討和問責。
然而，法國政府仍愛理不理，4月5日的國會聽證中，內政部長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仍強調警方處理得宜，更歸咎社會亂局源於一股他稱為「究極左翼」（ultra-left）的力量而引起。他續指這股勢力還釀成於聖索利娜（Sainte-Soline）的亂象；此言論一出，即引起坊間嘩然，因為在聖索利娜那被稱為「土撥鼠運動」的環保抗爭根本與退保扯不上任何關係。同日，筆者見到清潔工在街上回收垃圾時，街坊們均為之打氣，坊間似乎並未因生活受阻而指摘運動；翌日，四大工會再次發起聯合行動，警暴再次成為焦點；筆者在上星期五的社運交流中，問及抗爭者有關改革時，大家紛紛表示馬克龍不再是法國人民的總統；諷刺地，此時此刻，馬克龍正受着廣州年輕人的擁戴，難怪法國人都說：「法國烽火燎原，他卻遁到中國去，不如到那裏當國家主席吧！」
文˙楊健偉（巴黎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研究生，主攻德法政治理論以及研究直接民主與民粹現象）、PHAM Quang（法國記者，主攻法國和亞洲政治社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