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許鞍華執導的紀錄片《詩》，剛於目前正舉行的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全球首映，選址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全院滿座。除一如既往邀請著名影星、導演、傳媒記者和影評人等，那夜還特別於觀眾席看到許多經年不見的作家前輩，以及為數不少的年輕詩人，想來是個難得一見的盛大場面。並不是第一次有紀錄片拍攝香港詩人，但如此隆重其事，將一部關於詩的紀錄片列為影展開幕電影，卻是第一次。文學與電影從來息息相關，然而，能名副其實使兩個圈子聚首一堂，是許鞍華功勞。
疫情最壞時刻促成此片
許鞍華一生拍過不少文學改編電影，像三度將張愛玲名著搬上銀幕，雖然文學與電影界褒貶不一，但有它的重大意義。前幾年，在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許鞍華坦言隨着年事，即將面對電影生涯的終結。後來她在一些訪問提及，還一直有個很想完成的心願，想拍關於香港詩人的故事。當然，從商業市場考慮，紀錄片加上香港詩人題材，入場觀眾有限，難以回本。倒沒想到天降疫情，無人開戲的最壞時刻，卻成為了許鞍華拍攝此片的良機。
《詩》主要以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幾位香港詩人前輩的短訪，包括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並借用資料影像及照片，追懷已然離逝的西西和也斯。淮遠和飲江等人都各自談到一些寫詩的心得，是接近「見詩不是詩」的境界，看似即興無厘頭的遊戲意象，實則大巧不工，信手拈來皆有神。聽他們閒談詩話，實在妙到毫巔。惟訪問篇幅不多，他們只是這部紀錄片的開場白，《詩》的真正重點落在第二部分：離開報館，已隱居深圳寫詩、譯詩的黃燦然，以及第三部分：曾旅居香港，幾年之前舉家移遷台灣的廖偉棠。
當然，電影並非意在推舉黃、廖兩人是香港詩人的代表，同樣地，香港詩人都不一定要住在香港，但很難令人不這樣去解讀這部電影：兩位已經不在香港生活的詩人，卻成為2023年一部香港詩人紀錄片的主角。這並不是關於哪一位詩人比起另一位更有分量的討論，若牽扯到某某能否代表香港詩人的想法，可能更危險。但為何《詩》留下如此明顯會遭人非議的處理而不填補呢？這問題不像許鞍華片中探問兩位詩人為何今日都不再留下來那麼簡單？以某種弧度繞過的，作為觀眾，只能視為一片欲蓋彌彰的留白。
黃燦然的經濟流亡
黃燦然確實答得簡單，而且坦率、鏗鏘。早年離開香港，是因為窮。從《大公報》辭職之後，便再住不起百物騰貴的香港。再者，除一杯茶餐廳咖啡，他對香港也沒特別留戀，於是自嘲「經濟流亡」到深圳洞背村隱居，接受許鞍華訪問時總是談笑風生，說一般人只會「政治流亡」離開中國，他反而流亡回去度過晚年。他形容，現實的香港跟過去自己所書寫的香港已是兩個模樣，像「隔了一層玻璃去看」，詩人有其遺世獨立，淡看世道變幻的心境。想起飲江片中讀的那首《陰謀不沾染世界》，其樂可想，其苦可想，黃燦然就是那個「可想」。
於紀錄片中，許鞍華跟黃燦然見過幾面，從深圳洞背村到香港親人舊居，黃燦然談到自己早年深受抑鬱困擾，曾有輕生念頭，直到放下工作，豁然開朗才得自由，餘生只想做詩人。但詩人在香港並不是一門職業，幾乎沒人能夠以詩人自居（通常都有教職，或者在傳媒機構工作），深圳是否較寫意自由？只見黃燦然家中擺設清簡，只有書和電腦，日常以翻譯詩作賺取微薄稿酬為生，現實空間沒有變得自由，甚至狹窄，但詩人貴乎心境，黃燦然繼續寫詩，但不在意詩作能否出版。他對許鞍華說得直白，在生時只寫不出版都無妨，詩人死後還是會有機會出版，到時誰也奈你不何。
黃燦然把詩看得甚重，甚至語出驚人，聽來有種詩人的傲慢。但不是自視甚高的那種姿態。對世俗的不屑，都包括了自己。他鄙夷過去常寫報刊散文，都只為了賺錢。而如此寫作，之於自己是降了一級。如果其他人寫到，而且寫得好，他就不願意自貶身分。意思並非單純覺得寫詩比小說、散文高級，而是寫詩有其不可取代的本質，而此本質應該接近於無。所以詩人要懷着一無所有的覺悟，他所說的「努力不賺錢」大概不只是經濟上的不賺錢，因為經濟生活對詩人來說都是次要，最重要是能夠保持不虛榮地寫詩。訪問期間，許鞍華都似是一時間消化不來，黃燦然不但把詩看得重，詩的門檻也高，認為對詩有文學成就與美感的追求，其實都是虛榮。他甚至對當代文學審美觀保持疑問，被人欣賞寫得好，都是一時潮流。待潮流一過，詩的價值就會貶失。所謂好詩，未必經得起時間動搖，不過是一些得到潮流肯定的時麾文字。可能像他那幾條穿了半輩子的牛仔褲，明明是用最便宜最耐穿的方式縫縫補補，但許鞍華又笑說看起來好時髦。
黃燦然對詩的看法，與其人隱居生活相若，迹近一無所有，才能活出詩人的質感，要不追求文學、美學，才是對詩的追求。詩有別於時效性的、賺錢的文字寫作，或許獨立於其無所作為。紀錄片選讀了黃燦然的一首〈在茶餐廳裡〉。
這是個沒有希望的男人，
他下半輩子就這麽定了，
不會碰上另一個女人，
也不會變成另一個男人，
更不會有剩餘的精力
去討好人，或憎惡人。
但是，在履行這個責任時，
他身上隱藏著某種意義，
不是因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為
他斜對面另一個中年男人
在這樣觀察著，思考著，
並悄悄地感動著……
出自黃燦然的《我的靈魂——詩選1994-2005》，偏偏是一首散文體的詩。那斜對面的中年男人，如今看來，也就是詩人往後的模樣。
不過，電影為了將詩句描述的段落以影像交代，便真的在一間深圳的茶餐廳取景，以及拍攝了鄰座的男人。撇除時空未必正確，這種淺白的還原其實亦削減了詩的意象。電影與詩兩個媒介自有鴻溝，前者應該有它不可蒙太奇、不需要具體的部分。如果要一邊讀詩一邊輔以影像，我情願是舊式KTV那些跟歌詞無關連的罐頭風景片。
緊接黃燦然的部分，是許鞍華到台灣（需要防疫隔離兩周）拜訪遷居數載的廖偉棠。黃、廖兩人形成了強烈對比，體現了詩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態。前者出塵孤高，後者卻積極入世，於紀錄片裏見他公務繁忙，於喘不過氣來的疫情期間，仍然忙於奔走大學講課，兼任文學獎評審會議，照顧家中孩子，當然還有接受許鞍華訪問的行程，要偷得半日閒也不容易。感覺上許鞍華對黃燦然是仰慕，但其實，廖偉棠跟許鞍華較為接近，都同樣懷着文藝工作者的抱負，想以詩推動一些具體的意義。
廖偉棠的詩人勞動生活
詩人並不是職業，港台兩地亦然，但廖偉棠則身兼多職，擁有多面身分，既涉足音樂、攝影、電影與文學，同時關心政治，投入社運。而他認為，多元身分是一種優勢，能夠以不同距離、不同身位介入文學、社會運動，也相信是他的詩人處世之道。從最理想的情况來看，這些面向的參與都會成為一些創作養分，事實上，廖偉棠密密筆耕，著作甚多，近年出版過幾本詩集、攝影集，也如紀錄片所說，連講課內容都有整理出版，於華文作家實屬多產。黃燦然覺得不出版都無所謂，廖偉棠反而有其執著，居大不易，知難而行。片中許鞍華探訪了廖偉棠的兩位香港朋友小高和查理，他們提到廖偉棠在中年過後生活模式有了明顯轉變，從流離浪蕩的文藝青年走到擁有小康家庭的另一階段，繼而告別曾在北京和香港的文青歲月，帶着孩子遷居台灣。與「流亡」深圳，接近一無所有地潛心寫詩的黃燦然不同，廖偉棠有車、有家室，所以亦有生活包袱——他形容是中年過後才體驗到「正常人」的生活。因此，在詩人（還有攝影師、大學教師）這些身分以外，他還是一個稱職父親，需要額外「努力賺錢」供養生活。
個人認為，廖偉棠最接近「正常人」的地方，是他的勞動式詩人生活（或是詩人式勞動？）。創作，以及關於創作的周邊工作，皆是勞動，所以，他一再強調要有合理的、養得起自己的經濟回報。應該沒有文字工作者會反對吧，但是並非人人像他這樣不怕文字人講錢感覺太市儈。於紀錄片裏，好友就隔空揶揄廖偉棠近年喜歡網上筆戰，全場頓時傳來笑聲。誠然，他去年就因為稿費過低的現象於社交平台引起連場口誅筆伐。多年來，他力勸專欄作者要恪守稿酬不足不寫、無酬免談的原則。以我個人經驗，作為一本藝文雜誌的編輯，也為不少實體書刊及網媒撰稿（包括目前正在寫的這篇文章），廖偉棠的稿酬要求從不過分，只是回到1990年代水平。但事與願違，今日稿酬遠低於此。不是像他這樣一個詩人作家被剝削，而是整個傳媒環境的天花板都在下跌。是的，時代進步到5G年代，但普遍作者賺到的稿費則比起1990年代打了五折——否則黃燦然都不需要晚年「經濟流亡」。廖偉棠身體力行，如今仍疲於奔命地實踐一種詩人式的勞動生活，雖是截然不同的理解，但跟黃燦然同樣選擇了崎嶇難行的路。
不過，詩人之難，從來不只經濟活動，還有政治環境上的艱險。意外的是，廖偉棠於幾段訪問裏多說旅遊見聞、家庭與工作生活、如何開網課教詩，評審文學獎參賽作品等，一直都圍繞詩，但幾乎沒有披露自己對詩的看法。是因為詩以外的內容更豐富精彩？為了增強與專注於詩的黃燦然的某些對比？特別是廖偉棠於香港期間，參與過幾場大型社運，過去幾年亦寫過不少政治詩，以創作表態發聲，但這一方面片中鮮有提及。倒不曉得是詩人本身避談，還是基於許多原因所以這些部分沒放進電影？距離今日最接近的畫面，已是他打開MacBook細數保衛天星碼頭的舊年往事。電影展示了詩人不甘被推到邊緣的許多面向，但唯獨有一些面向沒有着墨，無論任何原因，對電影和詩人來說，都有一些遺憾。
給一座城市的輓歌
說不察覺都是騙你的，電影沒有拍出來，或者沒有放進片裏的訪問片段明顯是有不少。廖偉棠的部分，其實還有兩段插曲，一是許、廖順道拜訪移台生活的陳慧（但沒有下文），以及相約正在台灣讀書的年輕詩人黃潤宇喝咖啡。黃潤宇只提到與詩有關的一件小事，就是她仍會抄詩寄給「裏面的朋友」，以詩作為陪伴，讓詩產生另一種意義。整部電影，最能夠表達詩與當下這個城市關係的一段對話，便落在一位年紀、詩齡都最小的詩人身上。而幾乎同一時間，許鞍華借廖偉棠於台灣教書提到保羅．策蘭（Paul Celan）曾寫詩回應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致後代〉。
當
一次關於樹的談話也幾乎是一種犯罪
因為它暗示對許多恐怖保持沉默？
然後，一個時代過去了，策蘭於數十年後以〈一片葉子〉回應布萊希特。
當一次談話
幾乎就是犯罪
因為它包含
如此多說過的？
紀錄片裏，廖偉棠形容，並不是詩人已無話可說，而是說出來的話都成了空氣，但寫詩何用？意義何在？以為詩可以推動什麼，而當發現這件事情仍然年年月月被討論着，詩其實真有推動過什麼嗎？或許，這是每一位下一代年輕詩人都會產生的疑問。而幾十年後，當廖偉棠把布萊希特和策蘭的詩再解說一遍——許鞍華甚至把廖偉棠的講課內容放進紀錄片裏，有意無意作為某種呼應，如此多說過的，又是否推動了什麼？
布萊希特和策蘭的這兩首詩，不但是整部電影的總結，也暗中連接了廖偉棠和黃燦然的詩人之路。因為中譯本《致後代：布萊希特詩選》和《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就是黃燦然近年的翻譯成果。徒勞無功之中，意義可能會在某種弧度下出現。
但你們，當人終於可以
幫助人的時代來臨，
請帶著寬容
想起我們。
——〈致後代〉
紀錄片最後，還有第四部分。許鞍華以自己反被訪問的一段對話作結，導演自己走入銀幕，提到《詩》背後的一些創作動機。詩是她的守護符，曾經在人生的低潮，當想起熟悉的詩句便會得到心靈撫慰，從文字裏得到共鳴。許鞍華熱愛文學，但沒寫什麼給香港的情書。因為《詩》的英文片名是Elegies（輓歌）。我想，就是以兩個已經離開這座城市的詩人，悼別一個他們曾經停留過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