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探討攝理教等宗教的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在串流平台上架，脫離攝理教的香港女生Maple親身到韓國出庭指控教主性侵，令「洗腦」一詞再度受大眾熱論，其中一個令人好奇之處，是「洗腦」過程究竟如何運作？科學上對此有答案嗎？這次我們邀請專研醫學史、尤其聚焦精神醫療這個範疇的學者吳易叡來解答，他在大學教授一門名為「心智扭轉面面觀」的課程，當中就有這一節：Can we wash a brain?（我們可以「洗」一個腦嗎？）
CIA的神秘計劃
說到「洗腦實驗」，必會提到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CIA）一項神秘計劃：MKUltra。吳易叡解釋：「CIA並沒有設計實驗，它是在1953年之後大概20年間進行MKUltra這個計劃，想發展一個系統性的思考，（掌握）思想控制的方式，以各種贊助經費分給大學的研究者，有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精神科醫生等，可能有些學者並不知道（其研究涉及這個計劃）。在1950年代初期，最多是對使用藥物去做研究， 如使用LSD這種迷幻劑能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心智狀態，比如讓一群人連續100多天吃高劑量的LSD，很多受試者沒有被告知自己正在進行實驗；直到1970年代中期之後，CIA檔案逐漸公開，大家才開始看到這項計劃存在的線索。」
逼戴頭盔 重複播放說話
結果怎麼樣？MKUltra是否找到控制人心的答案？「最多的結果是這些受試者不管在身體或心理上，都遭受某種程度的傷害。」例如計劃曾在1950年代中期資助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的醫生Edwen Cameron，「他對當時的新機器很有興趣，在跟病人會談當中，發現病人聽到一些錄音會受影響，於是他想辦法讓受試者戴上頭盔，然後在裏面不斷重複播放一些說話，看是不是有辦法用這些聲音改變他們的認知。大部分人後來都睡不着、吃不下飯，甚至出現尿失禁的情况，曾有人出席聽證會指控這項實驗造成的傷害。」
「我必須先講一件事，就是洗腦（brainwashing）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科學，它有科學的成分，應該是說歷史上有一段時間，人們想以科學去解釋這件事情，也就是說，洗腦是一個文化現象。」考究「洗腦」這個詞的歷史，則出自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他寫美國戰俘在北韓的戰俘營如何受到思想控制，並宣稱這個技術來自中國，在1950年前中文就有『洗腦』這兩個字，但詳細是怎麼洗腦的，則沒說清楚。至1950年代精神科醫生Robert Jay Lifton撰寫一本非常詳細的書，訪問了30多個從中國出走的人，不過他不是用『洗腦』一詞，而是說這些人某種程度上成功受思想改造，書中提到一些條件基礎，如環境必須控制好，讓一個人在隔絕的空間或環境裏一段時間；思想改造的內容是黑白分明，沒有所謂灰色地帶等。」
聽到鈴聲流口水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洗腦實驗」，是在響鈴鐺時餵狗，讓狗聽到鈴聲就流口水。「很多人認為直接跟洗腦有關係的科學，大概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發展的」，這個實驗名為Pavlov's dog，由俄羅斯科學家Ivan Pavlov進行，「但他的研究並不是在認知上面作改變，而是神經反射，而認知狀態與神經反射可能是不同層次的，這到現在還是一個謎」。談科學發展的歷史，很多時候並不能「科學歸科學」，必須了解時代、文化背景。「Pavlov的做法被認為是思想控制的一個科學根據，他的理論跟俄國其時發展的物質論證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是相通的，就是說我可以透過改變環境，去改變你的思想。例如相信可以將橘子改變成柚子，透過改變土壤、氣候等，把物質改變，其實是pseudoscience（偽科學），當時斯大林的想法是可透過營養成分改造一個物種，變成俄羅斯民族。Pavlov的學說在斯大林死前受到高度重視。」那時科學家都信這一套嗎？吳易叡苦笑：「不一定，在那個年代，你如果生活在那樣的封閉集權國家，不能不說你相信它，不然就會被要求道歉、自我批評、在法院或國會受到羞辱。」
關於思想控制的科學基礎，「條件反射是一種，另外一個就是潛意識的科學，可以說是science of unconscious或deep psychology。在1950年代後期，美國有一本書叫做The Hidden Persuaders，作者是Vance Packard，他寫人不一定要活在封閉空間、受某種程度的虐待，也有可能讓其心智狀態改變。在消費主義盛行時，廣告就利用心理分析的特性，把這些元素放在廣告手法裏，讓人相信我今天吃這個藥是好的，就會去買這個產品，變成是大眾文化的層次了」。
落藥吐「真言」
這些「洗腦科學」發展都與時代背景有關，「1953年韓戰結束後，冷戰兩個陣營都對洗腦非常有興趣， 他們並不是自己要去發展洗腦的做法，而是認為對方正在做，想知道對方在做什麼，只要當時新的技術發展出來，他們就去猜測會成為洗腦的用具，藥物、放射線、各種機器都有」。他曾採訪一名現已離世的台灣政治犯，「他跟我說，他們會被施打truth drug，讓他們供出同僚之類。在CIA的檔案中，會顯現大家以前對LSD最有興趣，而在台灣用的就不是LSD，是現在已被歸類成毒品的Amytal（台灣俗稱「青發」，巴比妥酸鹽類藥物）。在1950、60年代的時候，犯罪心理學很興盛，當時的科學是想像藥物可以讓人講出真話，如在意識很模糊、半睡半醒之間供出作案的同伙」。就像我們相信「酒後吐真言」，「人的意識有很多層，如佛洛伊德說最底是本我層次，中間是自我，然後上面是超我的道德層次」，用藥是要到達本我的潛意識。「但這也有爭議，他們講出的真話到底是不是真的？也有可能是記憶揑造出來的，在被落藥之後的某種狀態下說跟我一起作案的人有誰，可能只是自己的想像而已。那個年代的精神科醫學還沒有發展得非常完整，當時的科學是『百花齊放』， 很多人幻想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每個人反應不一樣
不過綜觀以上的科學研究，對於人怎樣會被洗腦、控制思想，還是沒有確實的答案。吳易叡指出科學實驗講求條件控制，但「每一個人面對一個條件控制的狀况，反應都不一樣」，這是以實驗了解人類行為的困難之處。「如果今天我做一個LSD的實驗，說這些人吃了過量的LSD一段時間後，心智狀態真的改變，只能說他吃了LSD而改變心智，但不能說是洗腦成功。就如Edwen Cameron讓他的受試者戴頭盔聽重複的說話，我可以說60%的人經過實驗後心智狀態有改變，可能在實驗結束的兩個月內不斷去想這樣的東西，可是不能說它就是洗腦。」他強調：「洗腦本身就不是科學的做法，當中包含很多現象。」準確地說，「洗腦」這個詞先是時代產物，再演變成流行用語。
心智扭轉面面觀
畢業於台灣中山醫學大學的吳易叡，在牛津大學的醫療史研究中心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後擔任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現為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的副教授。他說在「心智扭轉面面觀」這門課程裏，與其說為學生提供一個答案，實際上是提出更多問題，去思考社會環境、政治因素等如何與科學、醫學發展互為影響。「我曾有一篇研究文章是說1950年代時，蔣介石政府想成立一個心理分析中心，然後讓這個中心變成全民心理作戰計劃的一個環節。他發邀請函到台灣的醫院去問有沒有心理分析專家可以幫政府去做， 但收到的回覆是，台灣這些受專業訓練的精神科醫生都不願意參加。」他的研究對象林宗義，26歲就成為台灣大學精神科主任，後來更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部主任，一生的工作都為台灣及國際的精神醫學奠基，其父親林茂生是台灣第一名教育學博士，亦是二二八事件中被處決的受難者，「他（林宗義）某程度上跟政府走得很遠的，不願意幫政府做這樣的事情」。
「癲人」被迫海上漂流
「科學本身有它自己的能動性，也有它的限制，會受到一些政治力的左右。」從科學去看洗腦，似乎並沒有成功例子，「如果成功的話，永遠都是因為它的脅迫，在高壓狀態下暫時在表面上改變，而不是真的造成一個人想法上的改變」。我們都很好奇人為何會因為加入某個宗教，繼而追隨一些外人覺得荒謬的教義，但吳易叡認為參與群體是人的天性，「brainwashing是1950年代出現的名詞，不久之後另外一個名詞出現，變成非常流行，就是groupthink，意思是大家說這些人思想上怎麼被控制，其實是進入一個peer pressure（同儕壓力）的情况……去相信這樣子的邪教組織，其實是一個進入群體跟離開群體的過程」。
想想如何洗到腦，不如從洗腦出發去反思我們身處一個怎樣的社會。吳易叡就透露他正進行關於香港的研究，「我在寫香港的『癲人』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到1960、70年代，他們的處境是什麼。當時為了自由港能正常運作，擁有殘疾及智能不足的『癲人』都被禁上岸」。「精神醫學的專業在19世紀末期就開始了，但香港到1940年代才有真正的精神科醫生。在這之前，『癲人』是很可憐地不斷在海上漂流。」他說香港是個很特殊的地方，「要求一個人在一個社會制度中怎樣發揮功能，如果你沒有辦法發揮功能的話，就不打算讓你住在這裏，而我就去找那個歷史緣由」。這樣想來，如果我們仍信這一套，又算不算被「怎樣才算正常人」的框架洗腦？
格言論證（thought-terminating cliché）
令人不再思考
精神科醫生Robert Jay Lifton在論及思想改造的條件基礎時，「他提及有一種做法是利用終止思考的格言，在思想改造過程當中，這些語言非常多」。吳易叡舉例說：「比如父母會跟你說『我這樣說是為你好』，是不需要論證的，所以你不用再問為什麼；又例如我們會說YOLO，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做，因為you only live once，就不去檢驗這句話有沒有意義，但人是要活在意義的深度裏面，這些格言會讓我們不再思考、不去想解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