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稅務局日前宣布將發出240萬張報稅表，個人報稅表數目連跌3年，共減37萬張。這個數字令人將移民潮與香港經濟的未來聯想在一起，人才流失止不住，會對經濟產生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或許能在綠色和平發表的《明日大嶼對香港的公共財政危機》報告找到些端倪，揭開裏面是展望香港長遠經濟的宏觀分析。不論報稅表大減、填海會否掏空庫房，還有政府向海外港人醫科生招手「搶人才」、議員倡檢討兩蚊乘車優惠……連串新聞背後都與香港盤數息息相關，我們訪問負責報告的關焯照，以及近日撰文談及公共財政的前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二人怎樣為此把脈？
報告：經濟體成熟 增長漸緩
綠色和平委託中大經濟系前副教授、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及其團隊，評估香港經濟及公共財政狀况，發表《明日大嶼對香港的公共財政危機》報告，提及若政府推行項目，「恐5年內耗盡財政儲備，並推算出至2041年債務將逾7萬億元」，發展局反駁這個推論「流於武斷」，亦有經濟學者指不能以短期情况，假設未來10年都欠佳。
報告分析香港整體經濟時提到，「香港這個成熟經濟體，其長遠經濟增長模式與大多數先進經濟體相似。在『人口經濟學』（Population Economics）的文獻上，不少專家均採用『指數趨勢』（Exponential trend）模型來追蹤成熟經濟體的中長遠經濟表現」，報告以此模型估計香港的走勢，「長期經濟增長將慢慢放緩，這情况與其他成熟經濟體系非常相似」。關焯照解釋，「人口經濟學涵蓋範疇很闊，涉及移民、生育等，亦離不開關注人口老化、如何維持人口不會萎縮。指數趨勢模型說的就是，一個國家像一個人，有後生、中年化、老年化，如中國開始起步時經濟增長好勁，當國家由高速增長到成熟，然後逐步減慢，其中最主要令經濟（增長）減慢的原因，是愈來愈少人留在其勞動市場，就如人愈年長便行得愈來愈慢，香港1970、80年代的經濟增長大約9%，去到1990年代開始放緩，是逐步像樓梯級向下」，今年財政預算案預測香港經濟在2023年將「明顯反彈」，2024至2027年間平均每年實質增長3.7%，不過報告以兩個統計方法預測則為2.6至2.9%，並指出政府可能太樂觀，財政司長所說的「追趕式增長」未必會出現。
大型項目多 各有需求
張炳良月初在本報撰文〈香港潛藏的公共財政危機〉，亦指出東大嶼填海、北部都會區、三鐵三路發展加起來，對公共財政造成的壓力「絕對不容低估」，他在今次受訪釐清，自己並非反對這些項目，東大嶼填海與北都發展各有戰略意義，然而他與關焯照都提醒政府要小心睇實荷包。張炳良說：「所謂追趕式，即是說本來香港人及周邊地區應該有這個需求，因為疫情及社交距離限制，本來有的生意做不到，一旦放寬通關，就會有報復式消費，總體來說追趕式的動力一定會存在，不過是否能回到以前的正常狀態，就要睇埋其他嘢。」
他指出，財政預算案預測2023年增長幅度為3.5至5.5%，「但這是跟我們去年的低位比較，新加坡預測增長是0.5到2.5%，看表面數字，我們比新加坡好，因為我們是與去年低點比較，但他們不是，他們去年已增長好多。你可以看例如樓市情况，房地產都反映經濟活動，2022年我們拉勻樓價跌了15%，新加坡升8.4%。」
移民潮加速經濟放緩
關焯照的報告不是指出交椅洲填海計劃會令公共財政由向好轉而走上不歸路，反而認為長期趨勢難以逆轉，除非出現新經濟引擎及補充勞動人口，否則趨勢就是一直放緩。他指出，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女性生育子女平均數）已跌破2.1的自然人口補充率，據立法會秘書處就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所研究資料，香港總和生育率由1981年的1.93下跌至2021年的0.77，政府統計處今年報告更指出香港生育水平低於日本、新加坡、台灣，與韓國相若。政府曾在2020年作出至2069年的人口推算，預測撫養比率會大幅上升，到2069年每5名15至64歲的人要撫養4名長者和小孩。
移民潮出現，關焯照認為是為原本的經濟放緩趨勢提供加速因素。張炳良則提出「一般而言，移民潮若多涉中層專業技能及高端人才，會影響生產力及經濟發展，從而波及公共財政，當然也得看移入人口的結構及其他情况」，「人才除了貢獻稅收，貢獻經濟也重要，當然香港是開放城市，有出有入，每天都有新人來到香港，但我們要問，為何對香港經濟有貢獻的人要離開？坊間過去有種說法，因為香港住得唔好，這是很片面的觀察。過去就算我們住得細或國際學校不夠，仍有很多外來的高階管理層，為何現在（走的人）好似特別多了？又或本地人才為何走？有些人為子女教育，有些說感覺到社會有變化，好多因素，政府就要找出原因」。
他還提及要考慮一個影響，「Bill Gates說過吸引人才主要是兩個因素，一是物以類聚，人以人聚；二是這個地方有沒有創新的文化」，如果本地人才流失，也會影響外來人才會否選擇在此地發展。
擴闊稅基「未必好時機」
稅單大減的新聞與人才流失有關以外，其實也宛如一個「今時唔同往日」的徵兆。張炳良在他的文章反思過往的「港式資本主義神話」，他受訪時說「我就想提出的是，過去那種傳統智慧，今日往後可能愈來愈多變數，未必一定簡單返回以前，因為國際經濟愈來愈不穩定，國際地緣政治亦有變化，所以香港的視野亦要改變」。「我們以前有某種神話，即是小政府，低稅都有咁多錢使，在經濟好景、高速發展的年代，就忽略了稅基狹窄」，他指出從金融風暴復蘇後，香港失去改革決心，錯失引入商品及服務稅（GST）的契機，「通常擴闊稅基是在經濟好的時候做，但經濟好時又好多人會說不用擴闊稅基」。那今天是否應該推行？「現在這個時間點，我主觀認為不容易做，全世界的不同國家引進GST都好艱難，澳洲試過有在野政黨在競選時提出GST，就輸了選舉；新加坡的制度下要引進亦引發社會上很多意見。所以我現在驚香港經濟那麼不穩定，又經過幾年疫情、政治動亂，人的心情……未必是一個好時機。稅基狹窄是現實，因此公共財政紀律更加要守得好。」
派錢產生合理期望「咪亂用」
填海爭議、報稅表減少、二元乘車優惠檢討等社會議題，背後都有一重抹不去的憂慮，當香港社會、經濟環境變化，政府盤數還能否計得掂。張炳良形容香港此前出現「派發式民粹主義」，政府以派錢爭取民心，今後「錢須用在刀口上」。問及他言下之意是否贊成要調整二元長者乘車優惠，他說：「我認為好艱難，政治上好艱難，民情上都艱難，我們知道拎咗出嚟就收唔番，所以唔好隨便拎出嚟，當然我不應該針對這個計劃，而是說每一次派錢，電費津貼什麼都好，都會產生合理期望。」而他期望政府可以自己把好關，「改了選舉制度之後，甚或以前，從議員角度會希望你（以）開支（應對民眾要求），因為議員不會想着有一天會做政府，不同於有政黨輪替的體制，反對黨會驚有一日我真係咁幸運贏咗選舉，要食番晒這些要出的錢，好大包袱，所以會有種節制。而我們過去長期在回歸後的議會，無論建制派、反對派，他們的確唔係政府嘛，亦會期望政府應該把好政府關」。議員是否無責任？「我都期望議會都要做番把關工作。」
再做一次長遠財政報告
估得長遠究竟準不準？張炳良在文章提及，曾俊華當財爺的年代曾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及在2014年3月發表報告，當時有個結論，如果開支增長持續高過經濟增長及收入增長，恐將出現結構性財赤。而關焯照受綠色和平委託所作的報告，正正有基於這份報告去評估，即使已計人工島賣地收入有7500億並在2033年入帳，仍會出現「結構性財赤漩渦」，最遲2035至2036年就耗盡財政儲備。對於研究有什麼限制，關焯照說團隊沒政府掌握的更詳盡數據，「政府內部可以有確切的經濟增長預測，現在它根本不敢講中長期經濟增長是多少，突然間跳升，令我感覺『係咪咁真實呀』，但我做出來的數字方向沒有問題，如果有政府內部逐項數字擺喺枱面，可以更加精準」。他指出政府若不同意，也可自行做一個公開報告，「你做得2014年，咪做2024年囉」。
對於庫房會否被掏空，張炳良認為：「我們要估計將來的income flow（收入流）是怎樣，一定是有的，因為香港不會所有東西突然蒸發晒，我不相信這種悲情，要實事求是去計，如果計過是划算的（項目），咁咪做囉。」政府應否延續2014年的長遠財政報告再做一次，讓決策者及市民更了解當前情况？「政府當然可以選擇再做一次，對香港公共財政的持續性作評估，我也不反對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