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娛樂大亨?初戀精神? 歐德禮與《尚未完場》對我們的意義

文章日期:2023年04月16日

【明報專訊】歐德禮(Harry Odell,1896-1975)是誰?這是徐岱靈和祁凱達導演的紀錄片《尚未完場》的核心問題。歐德禮是個怎樣的人?他對現今的香港還有什麼啟發?

隨着這部紀錄片在剛完結的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首映,相關訪問接踵而來,大家不難找到以下答案:他是璇宮戲院創辦人,在五、六十年代曾邀得美國著名小提琴家艾昔史頓(Isaac Stern)、法國大提琴聖手傅尼葉(Pierre Fournier)等無數大師級樂手和前衛表演者來港表演,可謂當年的文藝拓荒者,即使後來風光不再,仍在七十年代積極轉型,於利舞臺引入歐美流行音樂。香港不少文化人,像音樂歷史學者周光蓁、流行文化學者吳俊雄,又或從潘迪華到黃耀明等不同年代的歌者,都曾受歐德禮帶來的演出啟發,能琅琅說出其影響和貢獻。

「引進」世界頂尖音樂演奏

這些資訊,《尚未完場》都有詳細說明,在此不贅。導演對這位奇人感興趣,是因為數年前開展北角皇都戲院的保育運動,連繫到皇都的前身璇宮戲院的創辦歷史,由點到線,線到面,逐步重繪歐德禮在香港的娛樂版圖和傳奇經歷。這紀錄片可能是繼導演及其團隊成功令皇都戲院在2017年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後,最有意思的文化考掘,其實兩者二而為一,難以分割,是保育運動的極佳範例。

可是看過《尚未完場》,有些問題始終未能解答:假如歐德禮真的如此重要,他為什麼會被人遺忘?我們應如何定位他的貢獻?

《阿飛正傳》獨舞音樂的淵源

為了令今天的觀眾可跟歐德禮拉上聯繫,導演從王家衛《阿飛正傳》(1990)出發,因為張國榮那幕經典的對鏡獨舞演出,背景音樂就是拉丁音樂傳奇庫加(Xavier Cugat)的演奏,而庫加來港獻樂,正是歐德禮穿針引線。潘迪華對當年的盛會深有印象,她的音樂品味,後來就啟發出王家衛的創作。如果沒有歐德禮以其人脈邀約,是否就沒有《阿飛正傳》這一幕?很難說,庫加的音樂也不能說是由歐德禮「引進」,當年的先進之士仍可憑電台和唱片認識,但我們也不能抹殺他為香港帶來現場震撼的功勞,而文化的啟迪,從來都是取徑迂迴,事後才能追認緣份。不過,如果我們要以這方法「確立」歐德禮的貢獻,雖能令現代觀眾有所共鳴,卻也反證他已經離開我們甚遠——何况《阿飛》距歐德禮逝世十五年,現在我們又離《阿飛》逾三十載之遠,而且即使在《阿飛》的時候,歐德禮似乎已變得乏人聞問了,那麼現在我們要如何總結歐德禮的功過呢?

《尚未完場》常以「娛樂大亨」(impresario)形容歐德禮。可是數香港娛樂大亨、影壇鉅子,我們總是先想到邵逸夫、鄒文懷等人,歐德禮無疑走在他們前面,但論成就和規模似乎相差甚遠。歐德禮在香港重光後成立「萬國影業公司」,創建璇宮戲院,但數年後已因財困出售戲院,其後輾轉成立「歐德禮娛樂有限公司」繼續發展,做的一直主要是電影發行,涉足創作不深。倒是歐德禮之子歐德爾(Albert Odell)更值得一提,後者初從事荷李活影片發行,後來促成新加坡國泰機構的陸運濤來港發展電影,成立「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而「電懋」對於香港電影之重要,實在不必多介紹了。陸運濤以企業家、攝影家的身分,身兼國泰機構、永華電影和電懋創辦人的成就,似乎更擔得起「大亨」的名號吧。

徐岱靈和祁凱達自也知道,歐德爾在1956年回到新加坡後,曾因財務問題與陸運濤對簿公堂,當時乃邵仁枚主動游說歐德爾控告陸運濤,並為他邀得年輕律師李光耀助拳,未來國家總理竟也牽涉其中,不可謂不傳奇,但紀錄片省略枝節,沒有詳述此點。然而我們可從中知道兩點:一、歐德禮是香港電影界不能忽略的名字,其形象無疑是典型「大亨」模樣(他是俄裔猶太人,交遊廣闊,重視排場,常手持雪茄,語氣陽剛好與人辯),但實際有多「大」,必須仔細論證,不宜粗疏地以「大」誇示;二、歐德禮及其家人都是風雲人物,他代表的「香港故事」涉及跨國猛人,上面隨便舉例,已將香港與荷李活和新加坡連線,非常「國際化」。

這才是歐德禮對香港最重要的意義。所謂impresario,演出搞手也。歐德禮早年從事貿易工作,後來轉戰證券界,妻子(Sophie Weill)則來自珠寶世家,二戰後他毅然從股票經紀轉到他心目中更有意義的電影界,本質上仍是經紀買賣,溝通聯繫、籌募集資、包裝推銷,才是他最強的本領,某程度也可說是香港昔日「買辦文化」性格的顯例。《尚未完場》時常提到歐德禮不惜工本也要辦最好的音樂會,但五十年代的高檔表演舉行不易,因合適場地有限(歐德禮常苦於此,故此他大力呼籲政府興建優質場地,也促成「香港大會堂」的創建)、消費觀眾不足,結果入不敷支,無法長久維持,這固然是事實,不過歐德禮雖未必說得上是億萬富豪,卻也不能說是犧牲一切愚公移山,他的家族和後人依然家底不薄,紀錄片若以傾盡心力掏光荷包的角度塑造其「娛樂大亨」的形象,就未必準確了。

「演唱會之父」 代理形象更深

再說,歐德禮早年主要代理聯美公司(United Artists)與迪士尼的電影,肯定是賺錢的生意,若電影發行的收益無法抵銷音樂上的虧蝕,必須斷臂,除非仔細考究公司方針、財政狀况(他並非全資擁有公司),否則也不能簡單歸納為個人的壯志未酬。中年以後的歐德禮專注當演出搞手,曾為披頭四、The Carpenters來港辦演唱會奔走,都相當成功,似乎他當「代理」的經驗,遠比他「大亨」的形象重要。上星期五《明報》嚴嘉栢曾訪問祁凱達,就提到「其實片中並未包括歐德禮被負面批評的事件」——歐德禮曾被質疑獨吞利潤,濫用公帑,儘管他以豪氣一一反駁,可惜紀錄片未能深入發掘,沒有呈現到這位奇人的不同面相。

事實上,紀錄片的支持團體「活現香港」曾以「演唱會之父」形容歐德禮的貢獻,追認他為張耀榮等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流行音樂表演推動者的先驅,這樣定位就比較合適。這大抵也可解答「為何歐德禮會被遺忘」的部分原因:他的貢獻其實未如想像中輝煌。資深藝評人黎鍵在朱瑞冰編著的《香港音樂發展概論》指出,五十年代的香港除了歐德禮,也有些國際性的音樂經理機構冒起,如1956年「香港音樂協會」成立,就主辦過由大師級的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率領的「維也納愛樂樂團」來港演出,不獨是歐德禮才能做到。此協會的首席贊助人是港督柏立基,顯示其時大型音樂會的主辦多少需有政府高層的參與。歐德禮與政府高層交情不淺,紀錄片也有所述。因此,歐德禮不能說是一支獨秀的領頭羊,若說是獨樹一幟的風雲人物,則是不必置疑,例如他後來在六、七十年代引入蘇聯和中共的表演團體到港演出,以當時的政治氣氛,確是不易之舉。

奇人獨樹一幟 卻非唯一

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尚未完場》的論述,反之,影片最動人之處,是看導演(在片中現身的主要是祁凱達)如何以民間研究者的身分和心態,一頭鑽進未知歷史的大海,撈針、穿線、組織動員,出入香港,傾數年之力,就是為了填補知識的空白。歐德禮的親屬和後人早已離開香港,他們也不太了解先人的種種成就,正是祁凱達艱辛尋人,才有影片最有趣一刻:歐德禮外父(Albert Weill)與外母(Rosie Weill)在薄扶林建有大宅玫瑰村(Old Alberose),歐德禮也曾居住於此,今屬於香港大學的二級歷史建築,輾轉由歌手張敬軒租住,祁凱達邀得歐德禮親屬越洋回到大宅,並與張敬軒會面,各述在大宅居住的往事,有歡笑,有感觸——橫跨百年的香港歷史,竟在此處連繫接上,所謂的東西文化交匯、上流社會與流行音樂的交流、歷史研究的情感價值,全都可在這一幕體現。

《尚未完場》在此岔出奇妙一筆,談到日本侵略香港期間,歐德禮參軍受傷被俘,關進深水涉戰俘營(著名的白德博士也在其中,不知他倆是否認識?),雖避過屠殺命運,但因傷重缺藥幾乎要截肢,妻子奔波勞碌,冒險以Alberose為秘密會面基地,協助當時香港戰前醫務總監司徒永覺醫生與後來有「日本舒特拉」之稱的牧師渡邊潔,偷運藥物至戰俘營及拘留營,成功保護丈夫之餘,也救逾二百名傷病者。這段歷史之戲劇性,不遜於任何史詩長劇,歐德禮是否因為這段經歷,後來決定棄證券界而「回歸」表演事業(少年時他曾到長崎當踢躂舞者)?他在戰俘營認識到的戰友,會否成為他後來發展跨國經理的人脈資源?想起最近翁子光《風再起時》將呂樂、藍剛的故事溯源想像到淪陷經歷,被批評為過於浪漫且未必有根據,其實像歐德禮這樣的奇人,一生的事業起落和個人際遇,既戲劇性又國際化,有藝術大師有總督元首,有槍林彈雨也有水銀燈光,若拍成電影,只怕比《風再起時》更風雲變幻吧。在當日首映場的答問環節,音樂人聶安達(Anders Nelsson)曾有發問,影星邵仲衡也有撐場,一直業餘研究皇都戲院歷史的音樂界友人朱振威不禁笑說:這不是《大時代》丁孝蟹與《世紀之戰》賽斯的交會嗎?歐德禮與其家族上下三代人於上世紀的大時代,真正的功績,就是串連起在文化和政治上比自身更重要的人。

在「大時代」串連香港與世界

時代不同了,若問歐德禮對現在的香港有何意義,不如問《尚未完場》對我們的意義何在——像歐德禮那一輩的演出搞手角色,未必說得上是「大亨」,卻是重要「聞人」(昔日報章對他的形容),縱使官方不會立傳,學術界也未必有濃厚興趣,但經他串聯起的人物和歷史,反映了香港曾經的活潑、混雜和變遷,而其文化影響、故地遺產、後人去向,則是香港人找尋新方向的路線圖。香港今後能否繼續擔當這樣駁通世界的網絡角色?祁凱達身體力行的研究和串連,是這世代項目搞手的佳例,既有娛樂之功,也具文化意義。馬傑偉和曾仲堅在《影視香港: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分析過香港幾波懷舊潮,九十年代的一波「骨子裏仍是中環價值」,千禧年後的一波「對城市空間較為敏感,觸及香港深層的城市價值,並與一連串有關保育、記憶、城市發展的社會議題扣連在一起」,《尚未完場》可算是這一波的延伸。正如徐岱靈和祁凱達在首映當日勉勵觀眾「自己嘅歷史自己寫」,不單是消費懷舊,而是重構價值了。吳俊雄在紀錄片中形容歐德禮等五十年代冒起的香港奇人抱持的是「初戀精神」,既然百廢待興,也無成規,有志之士將一切都看成是「第一次」,大膽試行,才成就了香港的百花齊放。今天歷盡千帆的香港人未必再有第一次的感覺,但若將每一次都視為「最後一次」,不表白就會溜走的心態,則也許能繼承這種「初戀精神」?

文˙陳廣隆

編輯•利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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