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昨日「全港戲院日」，不論什麼人，只要用上30元，選一套法國電影入場觀看，就可過一天中產生活。這一天，香港電影戲票被搶購一空，然而票價回復後，又如何繼續吸引觀眾？2022年多部港產片票房報捷，當中不乏首次執起導演筒的新人作品，到底這個被稱為「香港電影小陽春」的現象只是巧合，抑或可持續迸發更大的光芒？新導演的首部電影成功了，如何繼續拍下一部？今篇訪問剛獲選新一屆藝發局界別代表成員的馬浚偉，以及執導第一部電影便奪得金像獎新晉導演的何爵天，聽他們講業內困境、大計和展望。
馬浚偉：編導精英培訓新人 實戰中學師
馬浚偉以演員身分為人熟悉，現在多了一個身分——藝發局成員，專職電影藝術界別。2019年他一手一腳執導拍攝電影《生前約死後》，「我自己叫做馬浚偉，在業界都有些知名度，但遇到的困難也不少，更何况是新的導演」？從那次拍電影經驗，他發覺不止培訓導演，製片、監製、編劇、剪接、發行等前後期崗位皆需要新血，當各範疇都有足夠人才，香港電影方可產出更多。「我覺得很多新晉導演就算有成績，第一套之後呢？再沒有其他資源去幫他。」
拍戲不止編導 所有崗位需新血
「很多時談到電影發展，無論藝發局也好，電影發展局也好，大家很容易一想就想起導演。不過想拍成一套電影，怎可能只有導演？」除了原有的電影資助計劃，例如「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和為編劇而設的「劇本孵化計劃」，馬浚偉想到將發展重點放在前期和後期製作的培訓，令更多人入行。
馬浚偉希望找來業界精英協助配對工作崗位，讓新血有實戰經驗，「我覺得藝發局有責任做這件事」。「總不能你剛畢業，就給你做編劇或導演。試試在周邊摸索一下，如果你跟到一個知名、有功力的編劇，跟到一個知名、專業的導演，先跟他做一兩個project，你就明白了。」
他透露早前拜訪不少電影界前輩，如電影工作者總會永遠榮譽會長吳思遠、製片人林小明、導演陳可辛等，「希望他們答應給一些工作機會」，接續亦會聯絡不同電影公司、電視台，甚至他正在工作的香港電台，但計劃細節未能公布，暫時只可透露大方向。今年下半年，藝發局亦陸續公布一系列計劃，至於其前後期人員培訓計劃，目標今年底前推出。
申請資助應簡化
身處藝發局，他也思考申請資助可否更彈性，譬如批核時往往期望申請者有數據支持，但「新朋友哪有這麼多數據支持，最多告訴你概念，想拍什麼、想得到什麼效果」。所以他期望新一屆申請可以幫助更多、範圍更闊的創作者，如簡化申請程序。「做藝術創作的人，誰喜歡填表？報稅已夠煩，還要報這些。我申請你的funding，最慘又不是很多，不是給一千幾百萬，有時申請十萬八萬都要填到好像寫生死狀。」
政治敏感如宗教題材
「要有不踩界觸覺」
新一代電影人也擔心創作自由，電影確實面對審查，甚至有電影不准上映，他覺得身處香港，始終要跟從國家和香港的法治。「法例有講明的時候，我們做藝術創作的，自己也應該有這個觸覺。」所以，他建議創作劇本時不要接觸敏感的界線，「我做創作時不會經常理這件事，因為我有把握寫的東西都跟這些無關」。
他也理解有些人不希望創作時要思考各種包袱，但他打個比喻，政治敏感如同涉及宗教、種族、性取向的題材，都要有不踩界的觸覺。「試試用這些思維去想，我們依然可提出想說的東西，但是沒有觸犯任何政治敏感、政治有危險的位置，或者不正確的位置。」
題材可更闊 免「套套戲一樣」
他甚至覺得創作空間仍然很大。當他看新一代的作品時，覺得題材較窄，例如學生作品多探討自殘、自殺或同性戀，新一代電影人則關注社會弱勢，「但除了這些題材，還有很多題材」。「反映社會沒有問題，但我覺得不止有弱勢的事，社會值得討論或人生故事不止這些層面，生活本來有很多簡單的事情很值得探究。」他期望新一代電影人有更闊的藝術光譜去創作，「當大家一窩蜂都追着某一個範疇，那個範疇會被掏空，它裏面的元素、養分就只有這麼多，大家愈集中火力去寫，就會套套戲都一樣」。
何爵天：仿「鮮浪潮」辦比賽 讓新導演繼續拍
當不少人憂心成功的新導演未必容易拍出第二部時，《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的第二部電影《死屍死時四十四》近日已上映。是獲得幸運女神眷顧？他絕對認同，但「說自己零實力是不老實，都要有少少能力配合運氣」。
他中學就想當導演，後來考入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曾跟隨導演林超賢、翁子光拍攝，亦有紅褲子經驗。浸淫幾年，獲翁子光提拔和投資首部電影《正義迴廊》，之後再獲翁子光、《正義迴廊》男主角楊偉倫等人推薦開拍《死屍死時四十四》，「都算是幸運地遇到他們，才可以連續拍兩部戲」。
相較不少新導演從「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開展第一部電影，何爵天第一部已是商業投資，「始終拍一部戲最核心、最難的問題是資金」。所以，他估計從「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出身的導演劇本相較個人，第二部戲就要面對商業計算，題材未必獲投資者垂青。若要鼓勵新導演拍第二部電影，他建議像「鮮浪潮」設立比賽，讓得獎者獲得拍電影的本金，「他給三成 ，（新導演）已經有根基開一套新戲」。而獲獎亦可吸引投資者注意，就算「不是老闆喜歡的戲，都值得鼓勵」。
「地鐵是日常生活」反而難取景
人才以外，政府政策行前一小步，就是電影業一大步。「（舉例）地鐵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現在的電影除了偷拍，沒有哪套戲拍到。」除非如《寒戰II》花費巨額自行搭景，或者像《幻愛》鍥而不捨偷拍輕鐵鏡頭，否則日常生活中的地鐵，反而在香港電影抹去。若要復興香港電影，其實政府物業是否也可外借拍攝？《正義迴廊》的法庭戲只可選擇在粉嶺裁判法院拍攝，現時則多了北九龍裁判法院，「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訴求，因為是執法機構，但我覺得拿一些（法院）出來拍攝都可以，但最後好像都用舊建築去做」。「如果可以拿一些政府物業出來，已經節省很多錢。搭景都很貴，便宜的都要30萬、50萬，搭少點景已節省很多。」
有次他在釜山發現，當地政府資助整棟影視大廈，香港政府也可為電影業創造空間，照辦煮碗建造影視大廈，讓不同公司進駐，已經幫助不少，因為「我們連開會籌備、傾劇本都沒有空間」。論到拍攝場地，他笑言來來去去都是前亞視片廠、保德街和羅便臣道的單位場景，「基本上一眼就知，喔！那層樓我都拍過」。
保德街和羅便臣道的單位，由電影人自發租出相連單位，打通不同單位做拍攝場景和化妝間，方便不少劇組。譬如《正義迴廊》取用保德街唐樓單位，《死屍死時四十四》取用羅便臣道相較中產的單位，雖然租單位不算貴，但只要鄰居投訴，之後就無法拍攝，「業主功德無量，雖然他都有錢賺」。「如果有更多樓放出來拍攝就好，例如廢棄的樓，不用經常拍那幾個景。」
「謝票」文化助網絡宣傳
近年電影業為了自救，行前了不少，如近年為推廣而興起的謝票文化。何爵天最初參與，是「做𡃁時」跟隨翁子光謝票，「我跟過一兩次，幫手影相」。他留意到去年香港電影的謝票風氣頗為「瘋狂」，「連古天樂都是每星期有空就為《明日戰記》謝票」。他覺得謝票文化興起主因是港人喜歡見到明星，以前電影業市道好，沒有謝票這回事。何爵天說這半年謝票的時間足以拍到一部戲，但現在他也習慣和樂在其中，並留空晚上時間，「現在還有一種不謝票就不安樂的感覺」。若他看到晚上有場次幾近滿座，就會自發聯絡發行商和戲院，詢問能否謝票，並聯絡附近居住的演員一同突擊謝票。
由於《正義迴廊》的三級片限制，較少大型廣告，一早決定打網絡戰。謝票是「希望觀眾和我們拍完照，張相就放上網出個story。如果有100個觀衆，每人再有50個朋友看到，就可傳開去」。 另外，網上影評或繪畫電影內容或演員都有助電影在網絡宣傳，當時網上亦有不少《正義迴廊》的meme圖，尤其演員麥沛東「屈我啦、屈我啦，我無問題㗎」的場景在網絡上風行，幫助電影宣傳不少。
直至《窄路微塵》上映，當時導演林森不在香港，《過時．過節》導演曾慶宏發起6個新導演到《窄路微塵》場次謝票，「加上林森，我們7個人就開始熟絡，《流水落花》又有人叫我們去謝票」，更掀起跨電影謝票的浪潮，傳聞中的「四字導演小組」也證實存在。
自發包場貼海報 「大家都想電影業好」
他發現上一輩電影人也開始接受謝票文化，《正義迴廊》的周文健和《死屍死時四十四》的劉江初接觸謝票也覺新奇，甚至著名編劇游乃海也為《命案》謝票。不過也有評論認為謝票一舉多餘，何爵天卻覺得「世界已經很不同了，現在是網絡世代，不能再用上一代的想法去想電影的宣傳、發行，以為有郭富城、梁朝偉、劉德華就有效」。
除了謝票文化，更有包場文化，不少書店、商家、KOL、粉絲會自發包場，只要欣賞那部電影，就用荷包撐電影。另外亦有餐廳主動張貼電影海報，或用餐廳電視機改播電影宣傳片，「這種互相合作的精神很開心，我覺得這不是錢，而是大家付出的時間和心力。老套一點說，是愛。不是說我很喜歡這導演就幫忙，是希望電影業大家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