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五一勞動節，法定最低工資總算是上調至時薪40元的水平。勞動節前兩周左右，立法會亦三讀通過修訂職安健條例，提高相關罰則。時薪40元未必是合理的工資，政府在職案條例的修訂上也向資方作了妥協。但起碼在這個沒有勞工遊行的勞動節，香港的打工仔女權益是有點進步的。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有關香港勞工的議題，最引人關注的將會是輸入外勞。這個議題並不新。大眾多數的印象都是：資方積極想引入外勞；工會就反對到底。經歷了這3、4年的政治、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擴大輸入外勞就在輿論上似乎變成了一個勢不可當的風潮。當勞工短缺或者有工無人做的印象如此深入民心，香港有不進一步引入外勞的本錢嗎？
一個行業請不到人，輸入外勞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近來不少工會、勞工界人士都提出過，僱主要請到人，就要加薪和改善待遇。另外，透過釋放勞動力的手段（如大幅增加資助的託管服務），也可以令到更多人投身勞動市場。但加薪或者改善待遇意味着成本上漲，即是令僱主的利潤減少。而釋放勞動力的方法多數離不開要政府增加對民生福利的投入，這也不是資本家常關心的事。
輸入外勞呢？他們議價能力較本地工人低，又可能由於家鄉生活水平較香港低而「願意」忍受更低的工資。對老闆的利潤來說，輸入外勞被認為是有利的政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輯，就是經濟活動多以利潤為依歸。但在公共輿論中，利潤這概念卻鮮有被放在討論中。例如航空界的資方想輸入外勞，其理據會是為了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這種論述策略，使到輸入外勞的建議跟僱主的私利無關，也將其他解決請不到人的手段排除在想像之外。而反對輸入外勞的一方，亦傾向以保障本地勞工飯碗為主要理據，較少將議題連繫到資本逐利的邏輯上。
「危機」意味着改變是必需的，因為如果原有的安排行之有效，危機就不會發生。但應對危機的方法，卻不必然是沒有選擇。而最後哪一個應對危機的方法會跑出、被採納，除了不同階級和利益集團的政治實力外，「我們的認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勞工短缺的危機看來是客觀事實，而官方的失業率在回落之際，「保障本地勞工」的口號就不比開放輸入外勞有說服力。
一種認知的形成甚至其深化，大多不是一朝一夕的結果，而要靠長年累月的經營。例如近年香港特區政府面對財政赤字，其應對方法顯然跟20年前應對公共財政危機的方法有別。20年前，東亞金融危機加上SARS疫症，面對財赤的特區政府扭盡六壬要削減開支。削減綜援等社會福利、全力推行公共服務外判制、減少大學撥款、鼓勵醫管局人員提早退休等都是那幾年的做法。而今天香港面對不少社會問題，都與20年前這些政策有關。這些沉重的教訓不一定都會自然地轉化為意識的轉變。如果沒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質疑這些政策及其效果，我們今天仍然可以活在一個認為超低薪是理所當然/不夠努力、拿綜援的就是懶人的社會。正因為有人顛覆了主流的思考框架，今天資本藉公共財政危機進一步宰割大眾的途徑，是比起20年前少了。
大眾需要異議聲音
近來西方不少國家面對的難題之一是通脹。美國聯儲局因此多次調高利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聯儲局的決定有世界性的影響。而由於港元跟美元掛鈎，香港所受的影響可能比不少其他地區還要大。但近日德國籍的經濟學家Isabella Weber就提出了一個有別於主流的意見。簡化一點來說，Isabella Weber和她的同事Evan Wasner認為，當下美國的通脹，其主因是當疫情令到供應鏈出現樽頸令成本上升時，那些市場佔有率高的企業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甚至是使自己的利潤）更高，就以加價方法應對。要緊記「完美市場」或者「完美競爭」是教科書上的假設。在同一個領域，可以出現的是競爭對手一起加價，那麼大家的市場佔有率和自己的利潤就可以保持。
假如Isabella Weber的分析合理，聯儲局以為靠加息就可以抵抗通脹，根本是下錯藥方。合理的對策是實施暴利稅、防止哄抬物價，甚至是實行價格管制。Isabella Weber大概不可能改變今天各地政府在面對經濟問題時的對策。但如果這種將通脹理解為利潤最大化後果的認知得以普及，下一次面對類似危機時，大家的回應又未必會是令到議價能力最低者受苦甚深的加息。
回到開放輸入外勞的議題上，雖然大勢是資本的訴求將會被滿足，但普羅大眾仍需要異議聲音。因為每一次的介入也是在為未來的進步去做基礎工作，使大眾對「有工無人做」有新的認知，讓本地的打工仔女認識到外勞和我們的共通點。
開放引入外勞，不應該是為了資本的利潤，而應該是為了香港市民的需要，更要兼顧外勞的權益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