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借用某官員的說法，文章見報之日，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們常說，圍繞着這個日子，有一場記憶與遺忘之爭。一般的理解是，在中國大陸，中央政府不希望民眾記得八九天安門民運，於是盡力抹去所有關於事件的痕迹，關乎六四的敘述在公共空間消失，結果形成了一個失憶的社會。在香港，2020年後，維園燭光晚會不復存在、支聯會解散、其領導人被控告、關於六四的書籍在公共圖書館被下架、中學校園大概不再有關於六四的課堂討論或活動、關於六四的舞台劇沒有再公映。直到近日，一張在香港電台內部張貼了30年的「表揚信」也被除掉。如果有一天香港再沒有人公開地提六四，那表面上，似乎又成為一個審查導致遺忘的案例。
讀者在閱讀上面的開場白後，可能直覺地會問：那麼香港真的會忘記六四嗎？不過，這篇文章倒不是要討論這個問題，筆者想退後一步去問，圍繞着紀念六四的問題的權力操作，能否完全用「記憶與遺忘之爭」去理解？在記憶與遺忘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的社會狀態？
淺談公共秘密文化
學者Margaret Hillenbrand在2020年出版的Negative Exposures一書（Duke University Press），就提出了跟「審查導致遺忘論」稍為不一樣的說法。她認為，在當代中國，很多近代史上的「敏感事件」都沒有真的被遺忘，因為很多經歷過事件的人仍然健在，大家對過去都有非常深刻的記憶，對那些年發生過什麼事都心知肚明。現實是，「敏感事件」變成了公開的秘密，當關於事件的討論和敘述在公共空間消失時，顯示的不是遺忘，而是一種公共秘密的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
Negative Exposures一書的分析重點是攝影在公共秘密文化中起的作用，在此不贅。筆者只是想淺談一下所謂公共秘密文化。
我們是沒有辦法刻意忘記一件事情的，因為刻意地去做的話，首先的效果就是會繼續記住那件事情。所以，當政府有關部門於特定日子前有某些動作的時候，其實首先的效果就是提醒大家，那特定日子又要來了。而就算真的有人「遺忘」了，事件又總會弔詭地重回人們的視野，最佳例子，就是去年大陸網紅李佳琦於六四前夕出示坦克車蛋糕而「被消失」了3個多月。一般的理解是，當審查「太成功」的時候，年輕的一代對八九民運一無所知，反而會出現這種誤闖禁區的事情，而一旦這種事情出現，不少年輕人又會因而得知本來被審查的事情，所以，審查到了盡頭是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的，去年，內地網民將這狀况稱為李佳琦悖論。
不過，若果我們跟從公共秘密的邏輯去理解，當一個政權要把一件敏感事件化為公共秘密時，它向經歷過事件的人所發出的「指令」，其實並非「你不能記得那件事」，而是「你不能公開展示你記得那件事」。政治權力的體現不在於它能夠使人們完全不知道過去。政治權力的體現在於就算人們知道，也要裝作不知道。在一個公共秘密文化中生存，人們不是要無知，而是要知道不應該知道什麼（knowing what not to know）。
從這個角度看，李佳琦悖論這種現象並不會對權力帶來多少威脅，因為李佳琦也好，藉事件而知道了八九六四的年輕人也好，很快也會參與到公共秘密的文化中。甚至可以說，當一個人真的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而已，當一個人知道而裝作不知，他才是在服膺權力。
官員說「很特別的日子」
當然，在六四問題上，香港仍然未進入公共秘密文化的狀態。至少記者向官員發問時，仍然是直接地提「六四」的，官方的論述，重點仍然在於行動上不能違法。但文章開首提到的，有官員不提「六四」二字而只說「很特別的日子」，就可圈可點了。無論官員是有意或無意，要將一件事情變成公共秘密，第一步，很可能就是不直呼事情的名字，而用上一個模糊的代名詞，像大陸過去常用的「春夏之交」一樣。
不過，Hillenbrand強調，公共秘密文化不是單方面由國家強加給社會的，它也是民間自我審查的結果。例如記憶的代際傳承，本來就不一定靠公共論述，在很多社會裏，家庭內部的溝通和對話是集體記憶代代相傳的重要渠道。當中國大陸新一代對六四真的一無所知時，其實也代表大陸人民在私領域也不會向下一代談及六四。
在香港，民間在政治議題和理念上的自我審查，在過去兩三年是嚴重的。也許，規避風險是「人之常情」，但自我審查也可以有程度之分，在討論敏感議題時稍為「修飾」一下字眼是一回事，在根本無關的情况下避諱「六四」是另一回事，後者很容易助長公共秘密文化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