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周一深水埗發生的倫常命案，再次引起社會關注少數族裔家庭的困境。碰巧最近社會上亦接連發生照顧者的倫常慘劇、甚至有精神病患紀錄者向商場內人士施襲事件，一時亦引起公眾質疑少數族裔在面對情緒及精神健康問題及所獲的支援。筆者一向研究香港少數族裔處境及其應對能力，希望藉此文章分享研究心得之餘，並幫助建立對少數族裔族群更全面的認識並討論。
歸納連日報道，深水埗命案發生當天，大小傳媒都圖文並茂緊貼報道案發現場所見所聞，有媒體更焦點攝錄及披露疑兇、其丈夫及親友的面容，現場雖為公眾地方，攝錄及發布某人肖像法律上並不構成「私隱侵犯」，但這種煽情式報道手法，不會幫助讀者/ 觀眾更理解事件，反而引起公眾獵奇式的興趣，對當事人造成不必要滋擾，蒙受雙重傷害……問題是，在牽涉少數族裔的倫常事件中，我們應如何理解？
誠然，媒體亦有提出更值得公眾關注的方面，例如為何個案經已有社署人員跟進，仍未能及早覺察「端倪」，避免慘劇上演？事件怎樣再次反映少數族裔所面對的問題？
不少媒體都將涉案母親平日「甚少與鄰舍溝通」，歸因其語言障礙及文化差異而往往較少求助。更有指出少數族裔是「隱藏」一群，通常「危機意識較低」，以解釋有關當局為何沒有意識到這婦女需要協助。筆者並非否定涉事人的責任，但此語有將問題歸咎對方，亦把主動求助的責任推給少數族裔群體，正是「融入」（assimilationist）的邏輯。其他媒體則用另一角度剖析，指稱目前「政府與民間」對少數族裔家庭支援不足，雖已成立少數族裔外展隊多年，但當中沒有提供足夠的精神健康服務，單是探訪並不足夠。報道亦引述受訪機構指出語言及文化「障礙」始終是令少數族裔不能或不會主動求助的潛在原因，暗示學院培訓及社署聘用方面，應促成更多少數族裔當社工，以減低這些障礙（港台，2023-06-06 HKT 11:07）。換一換話語，就改變了主體、責任一方誰屬。報道「大象」的哪一面，存在一種選擇。
被忽略的文化語言障礙
當然，「跳探戈要兩個人才成」，要解決問題，「雙方」都要多踏出一步。但這想法也建基於「所有元素皆等同」（all things being equal）的條件上。在「少數族裔」的課題上，「少數」這邏輯令少數族裔更被「弱勢化」。的確，香港屬少數族裔類別人口只佔全港總人口4%（連同外傭佔約9%），更重要是「少數族裔」這量性詞彙，背後所含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意涵，使其在公眾論述中成為一種負面標籤及符號。「少數族裔」在香港一般指南亞及東南亞裔背景居民，不包括歐美、日韓台等東亞/東北亞及其他族裔人士。而這名詞二千年代初首見於媒體，當時一些社福機構（例如楊震社會服務處）及倡議組織（包括以王惠芬女士創立的融樂會）於研究及向立法會提交的立場書中，揭示少數族裔中以南亞裔為主的基層所面對的一籃子包括教育、就業等「結構性」問題，造成這些社群的「結構性」貧窮（例如跨代貧窮）。有關用心是試圖「糾正」少數族裔於政府的宏觀政策制定，及社會資源分配，甚至研究及認織上被「隱蔽」的「偏頗」情况。他們的努力直接促成2008年平機會訂立（反對）「種族歧視條例」（Racial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據王惠芬於《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書中描述，以「少數族裔」統稱不同東南亞/南亞族裔人口是一種策略，希望爭取媒體注視、社會關注、及政府增加這方面的資源調撥。政府也在歧視條例推行後，在2010年代加强少數族裔工作，在民政事務局中設立「種族關係部門」，加強與不同少數族裔組織聯絡，並增加撥款支持相關服務及研究，通過平機會提高有關種族平等意識的公眾教育等。
南亞裔在港歷史貢獻遭隱沒
隨着「少數族裔」一詞在公眾論述及認知愈漸平常化，它亦通常與「南亞裔」一詞並排出現，漸亦培育與這些詞扣連的經濟政治社會階級的負面刻板印象，而經過主流傳媒不斷重複這些形象/定型，加上一些新聞及商業電影以煽情誇張手法渲染，深化及鞏固社會對南亞裔族群的負面標籤。社會上似乎也存在迷思，認為反正這些族群人數不多，又不諳中文，都不相大雅。當大眾消費這些刻板定型同時，也間接令這些少數族裔的標籤不斷曝光並得以延續。對好些生活經驗中從不認識南亞裔人士的主流公眾，主流媒體就容易成為他們對族群「真象」的詮釋。
除數字政治令少數族裔「被隱藏」外，「南亞裔」這群體亦蒙受「歷史隱蔽」以至不公。小學教育及課本中都提及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族裔從英殖早期已遷徙香港，從事經商、專業或協助殖民政府的公務員，亦有不少是英政府招募來港參與軍隊、警隊、懲教及其他紀律性等被視為技術性工作。其實，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不少印度及巴基斯坦裔人士來港找工作，並在當時蓬勃發展的工業及貿易行業中打工。他們的歷史、參與及貢獻的記載不勝枚舉（除了有關富裕的印度商家及資助興建大型社會建設的慈善家以外），但有關「南亞裔」基層勞工，甚至在不同紀律部隊的努力及貢獻，就被隱蔽，箇中當然有引伸到階級問題，而這「去歷史化」亦變相為當局找來方便門，把幾代居港的南亞裔社群看成「移民」（migrants），而不需要多花資源援助，造成「歷史不公」。
刻板印象影響 跨代貧窮嚴重
這種把少數族裔進一步異鄉化（foreignization / alienation）亦伸延至其他場域上。以勞工為例，不少南亞裔基層因都多從事低技術勞工 （從2021年人口普查數字顯示，撇除外籍家庭傭工人口，巴基斯坦、尼泊爾、及印尼男性「非技術工人」人口，在族群勞動總人口所佔比例較華裔的高一倍。（註：不同少數族裔，以至南亞裔人口的勞工參與，以至職業及職位分佈都有差異，詳情請參考2021年人口普查主題報告：少數族裔）。這個指標所引伸的就是少數族裔社群的向上流動性，在之前提及的結構性成因影響下，亦造成少數族裔間的跨代貧窮情况。素有社會學分析都指，少數族裔（移民）在不同經濟中都是「隱蔽的勞動」，通常都排擠於向上流動性強的職業以外，只集中在少主流社會人士參與的「剩餘」（surplus）工種。經濟問題外，少數族裔勞工亦面對求職、工作間、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及歧視性行為。這種混合現象，正好就在外賣平台送遞行業中展現。去年有工會、大學、連同社福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巴基斯坦裔佔行內少數族裔員工大多數，高峰期更佔整體送遞員的六至七成，皆因新冠疫情導致各業裁員，而對外賣平台送遞需求大增而大量吸納少數族裔社群入行，亦因他們較華裔員工的流動性低，而當疫情紓緩，行業重開，外賣需求下跌，但少數族裔因較難轉行，要捱平台公司苛刻常變的計分評核制度。在這以上，少數族裔「車手/步兵」工種需要經常接觸餐飲職員、顧客，及一般途人，使其或面對承受無理/惡意對待。
主流傳媒渲染 負面標籤難除
例子足見於2021年初，正值疫情高峰，恰巧在油麻地/佐敦區爆發疫情，而該區正是不少尼泊爾、巴基斯坦及印度人（及華人）聚居的地方，有主流媒體焦點及圖文並茂的披露該區衛生情况差，同時「南亞裔」居民「沒有戴口罩，在公眾地方聚集、吸煙」等行為。其後有顧客在落單應用程式上發表「請不要用南亞車手給我送餐」字句，觸發社交媒體上網民的謾罵，言詞被指具種族歧視成分。以往被隱蔽及忽視的勞動人口，在疫情肆虐期間被大量吸納於渴求人手的外賣送遞平台行業，但諷刺的是，工作亦令這社群受到過度曝光（hyper-visibilization），首先是限聚令下他們需穿梭於馬路、公共及私人屋苑/空間；其次如上述例子般，受主流新聞（甚至社交）媒體不必要的渲染，致強化社會上對「南亞裔」的負面標籤。
說回這次倫常慘劇的啟示。其實有愈來愈多的組織，包括醫護行者、小彬紀念基金會，都推行針對少數族裔精神及身體健康服務。後者更於今年三月發表調查報告，指出近年接收到的求助個案上升，而巴基斯坦裔為所有少數族裔個案中最多（小彬紀念基金會，<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精神健康>報告，2023年3月）。若據統一的情緒自評量表（DASS）估量，個案大部分（8成）都屬「嚴重」或「非常嚴重」程度。這些數字，跟2021年政府衛生局向立法會公布的數字，都有對照作用。而整體社會上，於疫情間有二至三成受訪者受到中等至嚴重程度的情緒問題。到醫管局轄下精神科診所求診人數，2021年較2018年上升6%（時任衛生局局長陳肇始2021年4月28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書面回覆）。
應了解少數族裔多元性
誠然，政府、社福機構及民間組織歷年已為少數族裔提供多元的服務。但所有數據都顯示政府急需提升相關支援服務之餘，社會又如何更正視少數族裔的需要？筆者並沒有這些前線機構的經驗、知織及資源，但希望在此提出一些點子：一）消除一些因根深柢固的標籤所造成的「盲點」，確切了解不同少數族裔的多元性：社會上歷來都對「南亞裔」視為單一族群，但印、巴、尼在歷史、宗教及文化，種姓、階級，以至性別地位及分工都有微妙差異，例如涉案母親為印度裔，嫁予巴基斯坦丈夫，是否如一般定型想像般，認為她會享有親友及族群內成員網絡的支持？二）少數族裔多年承受不同方面「被隱蔽」或「被邊緣化」，培育成「自我小眾化」的心態，不敢或不願主動與主流族群接觸。但少數族裔群體也因此煉成「抗逆力」，能在主流社會上生存，立足、甚至爭取應有的權利。儘管政府刊登的重要資訊都以不同語言發布，仍然存在資訊流不到社群人士手上。要打破這隔閡，提升族裔間的信任還是主流社會的責任，去接觸更隱蔽的少數族裔人士，讓他們更能獲得應有的適切的服務。
從媒體報道中，喜見深水涉區居民，在案發現場留下鮮花及慰問卡。有街坊在接受訪問中都反映對受害兒童的關切之情，足見鄰里間跨種族的同理心的可能。期望民間能以外展方式將這份跨種族同理心，在不同社區拓展及深耕下去。
文˙梁旭明
編輯•黃佳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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