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台灣工作了大半年，感覺到社會與政治也十分平靜，台海緊張局勢也掀不起多少波濤，現在更是緩和。奇怪的是，每天多得驚人的政論節目，好像只是一堆名嘴在演肥皂劇，與大眾無關。香港在國安法這支定海神針之下，當然沒有遊行示威集會，但有充分公民自由的台灣，竟然也極少街頭抗議。我不敢說自己了解台灣，但我也感受到台灣年輕人的小確幸，當中卻帶點茫然與沉鬱，沒有什麼大事讓他們着緊、痛苦或興奮，有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師甚至形容為「意義的喪失」，我有點同感，但也不敢亂下結論，台灣社會真的無可詬病了嗎？沒有什麼要值得爭取了嗎？
就在我疑惑之時，台灣網絡在#MeToo之中動起來。每隔幾天便要爆出一兩個性騷擾故事，朋友說，可能起碼要燒至明年1月的立委及總統大選結束為止。當然，不應把#MeToo運動簡單視為政黨選舉政治的工具，其基礎及動力來自各界別職場的性別不平等、男性主導文化及女性自強；但是，它剛開始時，爆發點的確跟選舉有關，很有台灣特色。
上月底，民進黨徵召涉及以親密影片威脅女性的李正皓，結果遭黨內近800名黨員連署反對，再加上稍早前Netflix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的相近情節，即時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出不同界別女性舉報，指控名人或有權勢的男性性騷擾以至性侵；同時，火頭燒至台灣以外的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包括王丹、貝嶺、滕彪等。
#MeToo被譽為近年最受矚目及具影響力的全球女性主義運動，自2017年因為揭發荷李活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多宗的性侵案後，蔓延至世界各地，我比較熟悉的東亞以至華人社會便曾燒過一陣子，可是，我從來沒有細想它作為「運動」的意義，直至有幾位我認識的台灣及大陸男性友人也遭指控時，我才近距離感受到這個運動的微觀邏輯。
#MeToo故事首先是摧毁了許多名人的「人設」，而且，我跟一般人一樣，通常是直覺地傾向相信受害人故事的；接着，你也會有一種奇怪的「期待」或「預期」：會否再有人「爆料」？會否再有人舉報？會否再有更多的細節？有故事的人當然蠢蠢欲動，如果聽過某個傳了很久的性騷擾故事，你也會期待更多細節，當事人站出來，甚至會主動找受害人，鼓勵她#MeToo。
這可以說是近20年文化理論最流行談的「情動」（affect），指的是一種不足以言傳的情感連結，一種不是經過深思熟慮但又能互相感染的動力，一方面追着男性加害者，另一方面期待更多人爆料。因此，首創MeToo一詞的黑人女性主義者Tarana Burke對2017年後興起的#MeToo主題標籤式運動也感到有點驚訝，因為，她在2006年提出MeToo運動，是希望能團結受害者，令彼此能互相支援，治療創傷，重點不是揭發，簡言之，加害者並不是運動的主角，受害者才是。我不知Burke是否介意#MeToo在2017年後的走向，但它激發的情動的確大大超出了原創者最初的構想。
台灣#MeToo新走向：自爆爭取原諒
這新一輪的台灣#MeToo，更激發出一種新走向，除了有人被揭發後公開辯解或道歉，還有加害者在還沒有被揭發下，便率先自我揭發，通常是為爭取公眾原諒，包括上兩星期在網上還很熱的文化人張鐵志，以及上星期被爆出來的滕彪（他身在美國，受害人在台灣）。以張鐵志為例，他提及的性騷擾個案其實並不太嚴重，按受害者的說法，張多年前早已道歉，她也原諒並放下了。倒是張鐵志在#MeToo風潮中忍不住自爆，有人笑稱是「Me Too」二字的逆向詮釋與運用。原因有點複雜，但簡言之，也是一種期待或預期終會爆出來，倒不如自己先爆。
從社會學上去看，#MeToo不太是集體行動（action），而更像是集體行為（behavior）。我在1990年代讀社會學，那時候老師讓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的誤解），把社會運動看成理性、組織化、重策略戰術、因應政治機會而行，甚至是政治秩序的動態部分，才是正確的；相反，把社會運動看成情緒激化，個人原子狀態下的心理反應、宏觀秩序崩潰的結果等，是二戰至冷戰時期保守社會學家對群眾政治的偏見。可是，我現在愈來愈覺得，如今能稱得上社會運動的，往往更像集體行為。其實，集體行為的框架並不排除組織，只是組織往往滯後，或要依賴集體情緒帶動。
#MeToo針對的家庭、職場、教育場所等的權力關係，包括階級與性別，深嵌在人際、隱蔽的角落，壓迫與義憤藏在女性最私密的情感關係之中，本來就是難以由社運團體或慣常的示威遊行去扣連，形成公眾訴求；它位於極端個人私隱的領域，但又是實實在在的人際與社會關係，這正是女性主義者常說的「個人即政治」。因此，那些被統稱為「性暴力」的受害者作為集體，無從組織，但社交媒體卻有可能提供機會，誘導人們自揭受害痛苦經驗，甚至連加害者也有故事要說，從而產生連結與團結。
無大台 運動去向、涉及範圍難料
但是，這種運動由於沒有大台組織掌控，所以它往往去向難以預料。事情不止於承認與原諒，甚至有執法部門介入，也未必會公義得以伸張作結。例如，張鐵志被非議，主要不是多年前的行為，而是他的辯解，他說自己因為此事所帶來的謠言與誇大，造成十多年來的困擾，以致博士念不下去。固然有同情者，但更多網民不買帳，認為他過去十多年來得到政商界人物的支持，擔任要職（香港人較熟悉的是他曾當過《號外》總編輯），掌握許多資源，沒有半點失意。更有人翻出他搞台灣的「報導者」、青鳥書店的種種做事作風，以至文化界與政商的關係，這可能才是重點。至於藝人黄子佼被爆後自爆之餘，扯出其他藝人醜聞，又直播與自殘，更讓人覺得是連番操作，轉移視線，被認為是要塑造自己成受害者，甚至是淡化#MeToo裏的性別政治議題。而在執筆時還在發酵的滕彪個案，還有待觀察，但恐怕水更深，涉及範圍更廣。
在芸芸#MeToo個案中，少數像Harvey Weinstein的案子，算是還受害人一點公道；但更多的是變成了一種摘取名人光環的取消文化行動，受害者取得公眾同情得到一點治癒之外，能否在體制上改變，令有權勢者不能把女性或弱勢者身體視為戰利品，恐怕還是不能確定。同時，更大爭議的是，不少案子是沒有共識，只能視乎你站在哪一邊；選擇相信被指控的加害者的，質疑受害者證辭，會被批評為「二次傷害」或「尋求完美受害人」；選擇相信受害者的，會被懷疑是中了有心人的圈套或陰謀。這是難免的，因為，#MeToo的起源本來就是人們不相信現行制度能為弱勢者做到公正裁決。
台灣也許不是太靜，而是靜靜地滑向一個新時代。#MeToo當然有着無大台運動的美學，也是新形式的群眾政治，但錢幣的另一面是體制無能，秩序崩潰，以至改革體制的無力。如果你對新時代無限憧憬，這不啻是一種美麗，但你若站在舊時代的廢墟去看，這也是一種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