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要不是因為米蘭昆德拉離世，網上出現鋪天蓋地的悼文與生平資料，我才不會意識到這位捷克大文豪與電影原來極有淵源。
他正正是電影學院的畢業生呢。1948年，他快到二十歲，從出生地布爾諾到布拉格讀文學。昆德拉來自藝術世家，父親彈鋼琴，對兒子薰陶甚深。怎料，昆德拉入學後不到兩個學期，就被學校開除了，原因是他一封信件冒犯了共產黨官僚。那年頭是二次大戰後，捷克叫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一。昆德拉本人也一度是共產黨員，不算十分忠誠而已。進進出出幾次，入黨、被廢，然後再加入。
被學校辭退後，昆德拉轉投FAMU就讀。FAMU全名為：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電影電視學院。二戰後成立，時至今日已是電影學院名校。事實上，六十年代的捷克新浪潮運動，正是由FAMU的學生牽頭。昆德拉1948至1953年就讀於該學院，主修「劇作方略」（dramaturgy）。畢業後他留校任教，直至1970年。據說，他的課極受歡迎、旁聽者眾。後來東歐著名的導演如米路士科曼（Miloš Forman）、安妮茜嘉賀蘭（Agnieszka Holland）等，都是他的門生。
捷克新浪潮背後的重要推動力
所以有一說法，昆德拉影響整整一代電影人，是捷克新浪潮背後的重要推動力。難怪，捷克新浪潮獨步於世的跳脫、幽默或揶揄作風，也滿有昆德拉文字的味道。
昆德拉的作品也幾次被改編成電影。最早一齣長片，是1965年的《沒有人會笑》（Nobody Will Laugh）。《沒有人會笑》來自昆德拉六十年代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裏頭同名作品。影片編導Hynek Bočan是他在FAMU的學生，這是Bočan的首齣劇情長片。
《沒有人會笑》面世將近六十年，回看依舊驚艷、比今天大部分戲院的新片都要好看，難以想像它是年輕導演的首作。簡單的處境、瑣碎的事情，看着卻趣味盎然。話說一家大學的藝術史教授，樣子很帥，驟看身光頸靚的，實則生活頗拮据。他與一名年輕女子同居（對白有暗示為他的前學生），住的地方不算寬敞，還得經常要照顧鄰舍、社區那些「殷勤」的耳目。
故事衝突源自一名中年但「後晉」的學者，他苦心經營多年的論文想找教授主角審閱。教授嫌「後晉」學者笨拙、論文平凡，不單沒有自知之明，還死纏爛打。教授軟硬兼施，用盡各種方法打發、迴避他（其中一場躲藏酒吧卡座的錯摸好精彩！）。教授被「後晉」煩透了，逼於無奈編出一個#MeToo式謊話，渴望他知難而退。沒料到雪球反而愈滾愈大，一發不可收拾。
《沒有人會笑》盡管未算是新浪潮運動的名作，從任何角度衡量都毫不失禮。單單是片首已夠玩味，輕快音樂伴隨，某個小社區裏頭的清晨，地上鋪滿雪，街坊、商店東主互叫早晨問好。重複又嘮叨的，冷不防配樂一完，畫面剪入某個室內。電視播着新聞，一對腳竟然吊在客廳半空。天啊，影片甫開始就要交代有人懸樑自盡？非也，原來是大隻佬玩吊環！大隻佬乃教授的鄰居，很快我們知道，他也是教授的債主。大學收入微薄，教授入不敷支，只好向身邊人借貸。
社區的「人情」、「有禮」是雙面刃，順景時候令人感到「人間有情」。當不好事發生時，外人的眾目睽睽、交投接耳足以叫人抓狂。常說「人言可畏」，有時候，社區之間的「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還」並非壞事。
《沒有人會笑》的形式太可觀了，攝影、調度、配樂等，精準流麗之餘，也充滿各種新奇別致的點子，全片堪稱目不暇給。真好奇當年FAMU如何教學的？怎的像Hynek Bočan未及三十歲、拍首齣長片已經如此嫻熟？改編的還要是老師的著作啊！或許，其中一個足以成就的關鍵元素是：這代人見證、有份參與的，是電影創意不斷迸發的六十年代。電影最美好的時代，歐洲新電影運動、作者色彩，在國族之間互為影響、傳承。
昆德拉小說另一齣改編的影片，是更馳名的《玩笑》（The Joke）。原著1967年出版，作者首個長篇作品，電影於1969年出台。編導Jaromil Jireš也是FAMU畢業生，捷克新浪潮的另一猛將。《玩笑》是他的第二齣長片。
《玩笑》算「忠於原著」吧？讀過小說的，對故事不會陌生。昆德拉根據自己被告狀的事件改編而成，本片他與導演Jireš共同編寫劇本。故事主線圍繞中年漢Ludvik，他衣錦榮歸，回到闊別20年的家鄉小鎮。表面上重遊故地、探訪鄉里，內裡卻埋藏着一個十多年的復仇計劃。跟《沒有人會笑》不同，《玩笑》全片讓觀眾代入主角的內心世界。全片盡是他的旁白，當下的影像、回憶以至想像的片段，經常交剪在一起，實驗味道更強。
《玩笑》
「表裏不一」新時代生存之道
《玩笑》的敘事進程，對社會主義及人性的偽善極盡挖苦之能事。比如，Ludvik為何含恨在心？他年輕時跟隨國家的左傾步伐，是個深信共產主義的真心膠。一次半開玩笑的寫下片言隻語「樂觀主義乃人民的鴉片」，萬萬沒想到會被心上人篤灰。去到聲討大會時，心上人與朋友都選擇站到他的對面，令他被逐出學校及開除共產黨黨籍。
他嘗過六年極苦的「再教育營」礦場勞改，營裏見過另一名真心膠。勞改犯被懲罰泥地賽跑，全部人筋疲力竭。長官問，「你們累不累？」一個人舉手：「我不累，因為我是共產黨員。」一眾勞改犯聽罷，登時竊竊私笑。那個真心的共產黨員，在營內被孤立、排擠，下場非常悲慘。Ludvik學乖了，知道「表裏不一」乃新時代的生存之道。十多年後，他揚名立萬，回鄉找當年背叛他的人算帳。諷刺地，昆特拉並非大仲馬，主角的復仇計劃，全盤沒有按他的想像發生。《玩笑》去到最後一刻，仍舊荒誕乏力。
昆德拉早年小說改編的兩部戲《沒有人會笑》及《玩笑》，回看不知怎的，不期然想起中國第五代導演初出道的一些影片。看《玩笑》想起了陳凱歌的《大閱兵》（1986），兩者意識流剪法有點相似；看《沒有人會笑》則聯想起黃建新的《黑炮事件》（1985），本來一件雞毛蒜皮小事，慢慢竟演變成大風波。可能只是我多心，第五代1978年入讀北京電影學院；學院因文革停辦十年了。重新開放，連老師都自愧不懂教書，於是着學生去看電影自學。第五代莘莘學子，當年曾在學院觀摩的，或有捷克新浪潮的片子？
第五代與捷克新浪潮的共通，同樣在國家脫離極左路線後，於相對自由開放的時勢下，電影人有機會摒棄教條推陳出新，透過電影針砭複雜的體制或人性。可惜那只是曇花一現，而歷史像不斷重複的巨輪。今天的大陸電影，再拍不出像《大閱兵》或《黑炮事件》。六十年代的捷克新浪潮呢？何時戛然而止？不就是眾所周知，1968年「布格拉之春」以後吧。
昆德拉身為意見領袖，當然無法倖免。1970年，他在FAMU的教席被取締。七十年代，他流亡法國，寫出《笑忘書》（1979）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1984）等名著。後者更是燴炙人口，它被改編成昆德拉另一齣長片：1988年的美國片《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憂牽連家眷 門生不敢執導
坦白說以戲論戲，《布拉格之戀》較通俗，不及六十年代捷克的黑白片驚艷。昆德拉本人初段有參與《布拉格》劇本編寫的，但對電影成品卻不以為然。並且，《布拉格》後，他斷然回絕任何作品影視改編的邀請。《布拉格》由美國導演Philip Kaufman掌舵，最初一度屬意找昆德拉的學生米路士科曼的。科曼雖已流亡海外，最後還是婉拒了，理由是他的家眷仍在捷克，怕影片出來他們受牽連。若科曼能順利執導，全片風味不同，不知昆德拉仍會不會與影片劃清界線？
作為明星擔崗的大製作，《布拉格之戀》也有其中看之處。Daniel Day-Lewis的演出沒話可說了，全片下來，他演的醫生Tomas角色，變化最大，片首與尾判若兩人。布拉格之春發生前，他本來是對政治毫無興趣的花花公子。「把你的衣服脫掉」這句情挑台詞，他在全片三個時段，對不同女人講過好幾次。現在我們清楚不過了，自詡「政治冷感」，不表示政治不會找到你頭上。另外，片中青春嬌嫩的Julette Binoche演Tereza也極好。
《布拉格之戀》當年於碧麗宮上映。那個富麗堂皇的戲院，中產觀眾一邊吃着爆谷，一邊旁觀他人的苦難。若今天再看，相信更多觀眾有切身感受：戲裏，那場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兒女私情不如意、蘇聯大軍壓境，十分戲劇化；另方面，是由原著到電影都詰問得更深入的——活在大時代，生命「輕」與「重」的兩難。極權國度可怕，留守國土，活着太沉重。然而選擇流亡苟安麼？曾經滄海，當事情變得不着邊際，那份「輕於鴻毛」，同樣叫人混身不自在。
套句潮語，世人該慶幸米蘭昆德拉是「沒有被電影耽誤的作家」。創作的優次、兩個媒介的可能與限制，他掌控周到；沒有被名利場、荷李活的利潤冲昏了頭腦。《布拉格》一片令他舉世知名，有趣是，他小說改編的長片，《布拉格》以後亦正式畫上句號。
幾十年來，昆德拉迹近隱居，絕少出席公眾場合及接受媒體訪問。不過，別人有興趣拍他的故事，他無權阻止就是。昆德拉離世的消息傳來，我也找來2021年紀錄片《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慶祝無意義》（Milan Kundera: From The Joke to Insignificance）看看。作為當刻的壓卷總結正好，全片訪問很多人暢談昆德拉、包括曾與他共事的電影人，可以一看。
作者按：三齣昆德拉小說改編的長片，《玩笑》在YouTube及Criterion Channel找到；《布拉格之戀》部分串流平台供收費觀賞；《沒有人會笑》則暫時未見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