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剛逝世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雖然享譽國際，但在故國捷克一向不受歡迎。據說，捷克老一輩人有個笑話：「哈維爾坐監，然後當了總統；昆德拉去了法國，然後當了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舉世知名的異見領袖，又是出色劇作家，由異見人士蛻變成總統的故事幾近童話般完美；1975年流亡法國的昆德拉則力拒「異見人士」的標籤，強調自己是小說家，甚至用法語寫作，跟捷克的距離愈來愈遠。一個留下抗爭，一個離開寫作，兩人都只是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路而已。
昆德拉曾強調不喜歡把自己的一生說得像通俗劇（melodrama）般，那麼要說他的故事，自然得由其小說入手。
昆德拉曾經說，小說就是作者透過不同的「實驗性自我」——即角色，去探問關於存在的各種大課題。其最著名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也如是。跟昆德拉本人一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男主角Tomas不容於政權，但跟昆德拉不一樣，Tomas選擇留在捷克。蘇聯1968年8月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所開啟的自由風氣告終，大批知識分子移民，Tomas跟妻子Tereza也到了瑞士，本來是一片新天地，但Tereza一天不辭而別重返捷克，Tomas為了她毅然放棄瑞士的工作回到捷克。Tomas的情婦Sabina則遠走他方，跟其他流亡者保持距離，甚至隱瞞捷克人身分，因為她很怕外國人先入為主，把她當成受逼害的藝術家，將她一直逃避的kitsch（惡俗）加諸她身上，這正是昆德拉流亡後的寫照。
留下來的Tomas面對不少掙扎。先有秘密警察拿他的舊文章威脅，要他發聲明指證編輯，Tomas拒絕，寧願不做醫生，因為強權只有興趣壓迫知名人士，如果他只是個普通人便不會有人理會他了，於是Tomas當了抹窗工人。但盯上他的不只是共產黨，還有異見者。一天，Tomas跟前妻所生的兒子連同前編輯來找Tomas聯署促政府釋放政治犯，Tomas拒絕簽署，認為簽名根本無用，而兒子逼他簽名的咄咄逼人態度也跟共產黨政權無異。更重要的是，他所有決定只建基於一個條件，就是不傷害Tereza。他救不了政治犯，但可以讓Tereza快樂。
這兩個段落很難不令人想起昆德拉自己。昆德拉曾是熱心的共產黨員，1968年短暫的布拉格之春他跟其他知識分子熱心論政。惟蘇聯入侵後，捷克撥亂反正，他失去教席，書籍從圖書館消失，遑論發表文章，連音樂家父親及於電視台工作的妻子都受牽連。他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監視，跟妻子聊天也要離開寓所避開監聽。據《世界報》4年前一篇關於昆德拉的長篇報道，捷克秘密警察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關於昆德拉的監視檔案有整整2374頁之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Tomas由醫生變成洗窗工人，昆德拉則嘗試當的士司機但不成功，最後用假名在青少年雜誌寫星座運程，也寫了一部劇作。在這段期間，昆德拉曾拒絕簽署一份釋放政治犯的聯署，該聯署發起人正是哈維爾。
哈維爾跟昆德拉命運的交集始於1950年代。富家子弟哈維爾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背景，屢考不入大學，唯有投考布拉格表演藝術學院的電影學院，當時昆德拉在該校任教，並指導哈維爾應付入學試，但哈維爾還是考不上，1957至1959服兵役。60年代，哈維爾開始以荒謬劇建立名聲，跟昆德拉都在文壇享負盛名。
筆戰
布拉格之春以蘇聯入侵告終，不過政權初時還讓捷克人享有公民自由一段日子。1968年12月，昆德拉及哈維爾展開一場筆戰，涉及兩人對捷克未來及反抗的迥異立場。昆德拉發表了一篇名為《捷克的命運》的文章，認為捷克作為一個小國，歷史上面對不可逃避的限制，但不代表沒有希望。他認為，蘇聯入侵後捷克並沒有失去一切，甚至還有希望，呼籲繼續團結一致捍衛布拉格之春的「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哈維爾一個月後發文反駁，文章題目用上昆德拉的原題但打了個問號，質疑所謂「愛國者」無法面對現實時便用過去來逃避。他稱，「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團結是虛幻的，布拉格之春的新風氣並沒有什麼特別，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其他文明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他不同意小國的命運，指捷克的命運是掌握在捷克人手中，又稱要以某些具體及危險的行動表達立場。
昆德拉1969年3月寫了一篇名題為《激進主義及表演狂》的文章還擊，可以說是對哈維爾的人身攻擊，聲言哈維爾的抗爭只是表演狂，純粹站在道德高地自我感覺良好而已。這篇文章也是昆德拉離開捷克前最後能公開發表的文章之一。捷克隨後的發展證明昆德拉的評估是錯的，昆德拉和哈維爾都被政權從文壇趕絕。昆德拉流亡法國，政權求之不得；政權當時還給哈維爾發護照，希望他也離開，但哈維爾拒絕，繼續積極政治參與及領導抗爭，發起「七七憲章」運動，不時遭問話和入獄。歷史的發展最終出乎哈維爾及昆德拉的預期。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捷克學生示威招來鎮壓，激發更大規模示威，捷共見大勢已去，跟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會談，哈維爾12月當上總統。
不少評論說，昆德拉後期遠離政治，更極力否認自己的著作有政治意味，跟該次跟哈維爾的筆戰不無關係。哈維爾不滿昆德拉對反抗的犬儒態度，在1986年在Disturbing the Peace中，他提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omas拒絕簽請願書的段落，強調示威是有好處的，讓政治犯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並沒有被忘記；抗議也是公民社會重新挺直腰骨的開始，但哈維爾仍強調，自己很欣賞昆德拉的小說。1992年，哈維爾赴巴黎跟昆德拉敘舊；2008年，捷克有傳媒指控昆德拉50年代曾是告密者，哈維爾立即為昆德拉維護。雖然意見不同，但哈維爾到底沒有離棄老朋友。
勇氣
對照昆德拉與哈維爾，昆德拉的故事沒有哈維爾般精彩，昆德拉的政治判斷也惹人疑問。哈維爾的道德勇氣贏盡世人崇敬，語言擲地有聲，成為不少異見人士的慰藉；反之，昆德拉的語言卻滿是悲觀及嘲諷。昆德拉一直強調自己是小說家，自言小說便是不斷提出問題。提問不僅令極權不安，甚至連反極權者都會不安，正如關於Kitsch的批評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抗爭者、西方人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Sabina，既受不了共產黨千篇一律的遊行，也受不了巴黎聲援遭蘇聯入侵的捷克的遊行。昆德拉的小說從沒有給答案，更沒有紮實的金句。就算那句在《笑忘書》中不斷被傳誦的金句：「人與權力的對抗，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也只是美麗的誤會。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談到這金句，稱讀者往往首先在小說中找到已知的東西，以為《笑忘書》的主題便是奧威爾關於極權政權加諸於世人的遺忘。當然，這是《笑忘書》所觸及的，但昆德拉更想探索的不止是政治的記憶與遺忘，而是人類的遺忘現象。
當然，這些抽象思考有沒有意義可能因人而異。不喜歡昆德拉的理由更多是抱怨他沒有勇氣留在故國抗爭，還要質疑抗爭的價值。不過，昆德拉選擇流亡是懦弱嗎？昆德拉到法國時已是46歲，由一個小國遷移到一個文化大國，還要用法語寫作，這其實需要很大勇氣。
哈維爾留在捷克毫無疑問是勇氣的表現。異見人士之路從來艱難，堅持是否一定會有完美結局，只要看看各地的異見人士的命運便知道答案。昆德拉對抗爭的疑問也不是全沒理由，他始終相信，文學對人心的影響遠大於政治。哈維爾由異見人士當上總統，其才幹和領袖魅力不容置疑，但命運更是成功一大因素。哈維爾卸任總統後所撰寫的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憶述總統生涯，書中記載當總統的無聊事叫人會心微笑，全書滿是自我質疑，這是一般政治人物罕見的。哈維爾深明自己很幸運：「不僅美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把我視為童話故事的王子，我也經常覺得自己的命運很不可思議。」
昆德拉沒有哈維爾的運氣。法國《世界報》幾年前的一篇長篇引述認識昆德拉的歷史學家Pierre Nora說，昆德拉的命運從很多面看都是悲劇：為了繼續讓人聽見，他不能再用自己的語言寫作；他被捷克人鄙視；諾貝爾獎忘記了他；連初時歡迎他的法國也漸漸不理會他。我懷疑昆德拉會否同意這論斷。他大概會認為，這樣輕盈的存在才是最自由。
